五、“师参谋”榆横之行

李凤权

　　师源，原名师继周，富平人。他和胡景铎、胡希仲在立诚学校上学时同学，关系很好。后来他又在立诚任教，胡景通是该校的董事。师源与胡家叔侄的这种同学和同事的关系，为他对榆横国民党军队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正是这个原因，习仲勋调师源出任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负责对北线国民党军队的联络工作。
　　1946年初，根据习仲勋的指示，师源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到达榆林。此行在名义上是谈判边界问题，而实际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进一步摸清胡景通的态度；一个是会见胡希仲，为去波罗与胡景铎联系进行准备。
　　师源首先拜会了邓宝珊和左世允。邓宝珊要去北平，把接待师源的任务交给了左世允。时值以国共两党为主的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刚刚闭幕，中国的政治气候呈现出一时间的和平景象。基本上处于中间派地位的左世允军长对八路军方面派来的代表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他在二十二军军部大摆宴席，款待这位八路军的“师参谋”，并把榆林党政军各界头面人物请来作陪。但是国民党的那些死硬分子却对此极不满意，他们存心要在宴会上进行捣乱。宴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只见一个姓秦的特务分子摇摇晃晃地走到主宾席旁，对着师源说道：“师参谋，你们八路军就那么一点人，几支破枪，能成起什么大事?”全场为之惊讶，都把目光集中到主宾席上。师源怒火中烧，立即作出反应：“你是‘夜郎自大’”，意在指责他狂妄无知，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情况更不了解。向来以息事宁人著称的“左善人”(左世允)急忙站起来说：“师参谋是来谈边界问题的，你要做什么?还不快走开！”姓秦的对着师源吱吱吾吾地说着：“年轻人，我不和你计较”，悻悻而退。
　　宴会结束以后，左军长把师源请到家里。他对宴会上出现的不愉快略表歉意，接着说道：“师参谋，你来谈判边界纠纷，我请你们放心，我绝不会打共产党的，除非蒋介石下达硬命令，逃避不过，我们对空放几枪就算了。请你回去把这个意思报告你们的领导人，同时转告中共中央。”师源表示：“一定转达。”
　　接着是拜会胡景通。这位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官特备家宴招待他的老同乡和老同事。在酒宴后的闲谈中，师源向主人问到胡景铎的情况，说他想见胡景铎一面。胡景通毫不介意地回答道：“我六弟现在波罗堡驻防，他是保安指挥部的副指挥官，我曾经警告过他，叫他好好训练部队，不要和共产党来往。不过你是老熟人，另当别论。你要见他，我给他们打个招呼，叫他们接待你。”接着，胡景通又非常严肃地说道：“师参谋，咱们是老熟人，你这次来不能瓦解我的部队，否则是要杀头的。”师源笑了笑说：“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是奉命来谈判边界问题的，这你还不清楚吗?”
　　和胡景通一次长谈，师源觉得自己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一是从目前情况来看要争取胡景通是不可能的；二是胡景通已经告诉了有关胡景铎的情况，并允许他去波罗与胡景铎见面，这等于给他发了通行证。本来他还想见见胡希仲，现在已经没有多大必要，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别人的怀疑，于是他便动身返回绥德。
　　师源向地委汇报了榆林之行的情况，又立刻着手与胡景铎的联系。这一次他采取了秘密方式。他首先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交通员武启政，把武启政从佳县通兴寨小学教务主任的岗位上调到地委统战部，担任绥德到波罗的交通工作。武启政办事可靠，又很机智沉着，具备了作交通员的基本条件。他又是横山人，这为他出入边区容易找到借口。他有一位老师名叫高寿山，当时是陕北保安指挥部的幕僚，住在波罗，这又为他接触胡景铎提供了方便的门路。经过短期训练，师源把他写给胡景铎的信交给武启政，要他化装成商人，带点礼物，以看望老师的名义前往波罗，面见胡景铎。信的内容很平常，也很简单：“景铎：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想见一面可否?”
　　胡景铎已经从胡希仲那里知道了曹力如、刘文蔚访问榆林的情况，明白了习仲勋的意图，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投奔边区的意志和信心。他看了师源的来信，立即写了一封回信，请师源很快来波罗见面。师源收到胡景铎回信后，便悄悄来到波罗堡。按照胡景铎的安排，他们在李振英的连队里秘密会见。
　　故友相逢特别亲切，胡景铎的热诚溢于言表。这不仅是因为师源是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老朋友，更重要的是他来自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直接派来的。他要通过这位老朋友深入了解他所憧憬的革命圣地的各种情况，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了解习仲勋对于北线的意图以及对自己的具体指导。
　　师源告诉他：“仲勋非常关心你，特别是关心你的前途。他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要头脑清醒，把握时机，有所作为。”
　　胡景铎听了非常兴奋，他坦诚地向这位同乡老友说明了他的追求和志向：“几年来我一直想进边区见习仲勋，参加革命。这次我和希仲来陕北的目的就是要进边区。我决不吃国民党的饭了，坚决跟共产党走，仲勋说咋办就咋办。”
　　师源说：“具体咋办，我还得回去请示仲勋同志，然后再和你联系。”
　　他们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谈了两个晚上，从国际共运到中国革命，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从当前形势到未来的前景，无所不谈。在所有的问题上，胡景铎都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和进步的观点，表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诚挚的追求。
　　第三天，师源向胡景铎告别，胡景铎派警卫员肖景寿护送师源出境。
　　师源回到绥德地委，直接向习仲勋发电报，简要地报告了他去波罗的情况，特别是胡景铎的态度。
　　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习仲勋正忙于联防军的整编工作。但他对师源的电报极为重视，亲自到绥德地委听取师源的详细汇报，然后又召集地委负责人白治民、刘文蔚、杨和亭等同志开会，具体研究帮助和接应胡景铎起义的问题。
　　习仲勋向与会同志说：当前的形势很复杂，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保持清醒的头脑。重庆的政协会议闭幕以后，蒋介石在东北、华北又发动了进攻，他是决心要打内战的，要消灭我们的，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一定要认真练兵，作好战备工作，同时要加强统战工作，特别是对国民党军队的分化争取工作。习仲勋接着说道：“毛主席对我们北线工作非常重视，他要求我们加强陕甘宁边区北线的工作，目标是解放榆横，为边区自卫战争争取回旋余地。目前我们对榆林的争取工作还没有效果，但还不能放弃对胡景通等人的争取。我们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把好战分子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是我们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现在我们把重点转移到波罗堡，把这里作为北线的突破口。胡景铎这个人思想比较进步，是可以相信的，我们要继续做工作，给他提供帮助，促使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起义过来。这件事情办好了，可能影响很大，有利于我们彻底解决北线的问题。”①
　　习仲勋回顾了“两当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我在1932年搞了两当兵变。当时我们在敌人的部队里建立了党的组织，把部队从甘肃两当拉到关中西府，但却在地方反动势力的围攻下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及时得到红军的配合接应。我们要接受这个经验教训，首先要解决胡景铎的入党问题，并在他的部队里建立党的组织，还可以派我们的同志加入他的部队，帮助建党工作。刘茂坤同志曾经在胡部建立过党组织，是否可以考虑再派他进去。”(按：据刘茂坤同志讲，富平县委书记邵武轩在1946年5月向他传达习仲勋和赵伯平的指示，要调他北上榆横工作，但当时关中地委已决定派他到临潼去做韩国璋的工作，所以榆横方面的工作仍然由师源具体负责)
　　习仲勋最后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建党建军，准备力量，长期隐蔽，待机而动”②。他建议派师源同志再去波罗，征求胡景铎的意见，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同时帮助他在部队里建立党的组织，为将来起义做好准备。
　　习仲勋的思考非常细致、周密，对联系的具体方式也作了明确指示。他对师源讲：“既然你已经以八路军参谋的公开身份到过榆林，既然胡景通已经知道你要去波罗会见景铎，我们就不需要采取秘密方式。胡景通在那里的耳目甚多，还有国民党特务，如果采取秘密方式，一旦暴露，我们就很被动，对胡老六的活动更为不利。”师源和刘文蔚都很同意习仲勋的意见。
　　1946年4月，师源身着八路军军装，随带两名警卫员，大摇大摆地进了波罗堡保安指挥部。胡景铎事先已经得到石湾的报告，并作了迎候的准备。他特意安排师源住在武之缜家里，因为武之缜是国民党派驻波罗的政训官，又是胡景通的心腹，师源以八路军边界谈判代表的身份住在武家，可以表明他们的来往是完全正常的公务活动。但是胡景铎与师源的“谈判”却是在指挥部秘密进行的，胡景铎的警卫员肖景寿负责接送，站岗放哨，胡的夫人张颖玲也起了掩护作用，不时地观察和通报周围的情况。
　　师源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习仲勋的指示和意见。胡景铎认真地倾听着师源的传达，特别是听到习仲勋要求在部队建立党组织的指示以后，万分激动，他紧紧地握着师源的手说：“我多年来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感谢你和仲勋同志，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请你转告仲勋同志，组织问题解决了，我就毫无牵挂了，就一心跟共产党走，一切听从党的指挥。”③
　　他们又进一步谈了在部队建立党组织的问题。胡景铎推荐了八名思想进步、为人正派的军官作为发展对象，他们是张亚雄、许秀歧、李振英、姚绍文、李振华(国民党新十一旅参谋主任)、魏茂臣(国民党新十一旅副官主任)、杨汉三(国民党八十六师骑兵连连长)。他们都是胡景铎信得过的朋友和部下。
　　胡景铎要求师源转告习仲勋，请求西北局再派一些同志来波罗协助他进行部队集训工作，提高部队的思想觉悟。
　　为了以后秘密联系更方便，并使这种联系更为安全，胡景铎向师源介绍了许秀歧。他说：“许秀歧是我的同学，现在在石湾任机枪中队队长。此人思想进步，忠实可靠，石湾离边区很近，以后可以直接与他联系，由他向我转达。”师源回到绥德后，建议地委组织部调牛锦华到统战部工作，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与石湾的联系工作。④
　　师源把他第二次去波罗的情况向地委和西北局作了详细汇报。西北局决定接收胡景铎为中共正式党员，介绍人是习仲勋，入党时间从1946年4月算起(后来因为胡景铎的请求，改为1946年7月1日)，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其他人也陆续由西北局审批，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半年，由胡景铎作介绍人。
　　西北局又作了一个决定：指示绥德军分区抽调40名军事干部，经短期训练后，秘密派进胡景铎的部队，协助起义准备工作。
　　西北局这两个决定的实施，为波罗起义——或称横山起义的圆满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
　　① 参见师源：《横山起义前的胡景铎同志》，陕西省军区政治部编《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史料选编》。
　　② 姚绍文：《回忆横山起义》，陕西省军区政治部编《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史料选编》。
　　③ 师源：《横山起义前后》，《榆林党史资料通讯》总第26期。
　　④ 牛锦华，陕西吴堡县人，全国解放后在西藏工作，1982年调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现已离休，有关情况参见他所写的《回忆石湾起义》，载《榆林党史资料通讯》总第26期。
　　

横山起义/李凤权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