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回民区

陈宜贵口述杨建平整理

　　(一)昔日战斗过的地方
　　固原地区，到处是起伏不平的黄土丘陵。这里水土流失严重，丘陵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形成了一道道纵横交错、垂直陡立、险势天成的深沟大壑。在这里阻击马鸿逵军，真是再有利不过了。按照军党委的部署：一九〇师在郑旗堡、黑城地区；一九二师在饮马河、东狱庙、红岩点地区；我一九一师进至四营、五营、六营、七营、八营地区，在二〇一〇高地北至双井子一线，共同对同心和海原方向修筑工事，组织防御。这一带地区虽然人烟稀少，荒凉贫瘠，但对我们并不陌生。在那漫长而艰苦的革命道路上，这样那样的奇迹和巧合是经常会遇到的，如今就是一个奇迹般的巧合。我们一九一师五七二团的前身，就是当年中央红军一军团一师的老十三团。十四年前，红十三团随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建立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曾在这里和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多次较量过。现在的五七二团，虽然当年的红军老战士没有了，但红军打马家军的故事却被一代一代传下来，一直成为指战员们引以自豪的光荣史。如今，当年的“老十三团”为消灭马家军，解放全宁夏，彻底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宁夏人民，又回到了昔日战斗过的地方。旧地重游，引起了人们许多亲切的回忆……
　　晴空万里，秋高气爽。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十三团跟随毛主席长征，进入今宁夏西吉县的单家集，然后转到固原县的张易堡，登上了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峰——六盘山。六盘山南北绵延五百余公里，主峰海拔两千九百多米，山高壁陡，雄伟险峻，民间传为：“登上六盘山，两手摸着天。”因为它山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地。
　　红军在固原地区打退了马鸿宾等部的追击，浩浩荡荡地走出甘肃省境，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在甘泉地区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第二年五月中旬，为了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和进攻，扩大革命根据地，迎接尚在长征途中的二、四方面军的到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兵两路，从延川地区出发向甘肃、宁夏地区挺进。西征大军所向，主要是回民聚居地区，能否取得广大回民的支持和拥护，是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为此，红军总政治部曾特别颁发了《关于回民102工作的指示》。我红一军团为左路军，在代司令员左权、政委聂荣臻率领下，经吴起镇向曲子镇、环县方面挺进。
　　曲子、阜城战斗后，红一军团进驻预旺堡和固原黑城、七营一带。
　　当时，我红十三团就驻在七营川、清水河地区。因为这一带是回民聚居区，所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开展团结回民工作，是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红一军团政治部还专门印发了连队讨论教材《回民问题》，并向部队发布了三大禁令：一、严禁住清真寺；二、不准吃猪肉，不准提猪字；三、不在回民区筹款，不打回民的土豪。红十三团指战员自觉遵守政策纪律，掀起了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团结帮助回民的热潮。连队从不向回民借用任何炊具，做菜用的是菜油或豆油，杀鸡宰羊请阿訇帮忙。西北高原吃水困难，有些村子要到十几里外挑水，部队就实行“满缸水”运动。还把在汉民区打土豪得到的粮食，分给贫苦回民，并帮助他们劳动生产。因而，军民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解放军受到当地回民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回民的军队”，还请红军洗澡、吃全羊，当亲人一样相待。在红军的帮助下，当地回民还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了赤卫军、贫农会、妇救会、少先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把马鸿逵统治下的地区，变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前线。
　　(二)穆民之友
　　十三年过去了，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我一九一师进驻黑城镇及南北的四营、五营、六营、七营、八营地区后，除以小部队对同心之敌侦察警戒外，主力转入战备整训。针对马家军作战特点并结合任山河战斗的经验，进行山地作战训练。除此之外，还发扬当年红军的光荣传统，深入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新区政策，做团结回民的工作。当时，十九兵团还向全团指战员和广大回胞发布了《认真团结回民同胞》的布告，重申：
　　“本军奉命解放大西北，歼灭蒋马匪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端赖西北回汉人民紧密团结，积极支援我军，共同奋斗。我军纪律严明，奉行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信教自由，保护回胞生命财产，保护清真寺、拱北及一切回族文物古迹；凡属我军人员，均不得在清真寺宿营，不得随意进入清真寺参观，尊重回胞风俗习惯，违者当予以纪律处分。并望我全体回胞，各安生计，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
　　可是，在我军未到之前，当地一些不明真相的回民群众，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早已赶着牲口躲到山里去了。地里熟透了的庄稼迎风摇曳，不见有人收割。村子里冷冷清清，到处是秫秸、麦草和牛羊粪，看不到一个小伙子和年轻妇女。几个留下看家的老大爷、老大娘，个个愁容满面，远远躲着我们，好象等待着一场灾难。看到这些，指战员们心里明白，在马鸿逵长期统治下的人民群众对我军还不了解，应该用行动教育他们，让群众自己区别人民解放军与马家军的根本不同。
　　部队还没有开始动员，战士们就自觉行动起来。在清真寺门口站岗，贴上“此地是清真寺，严禁入内!”的条子。将村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跑散的羊圈进羊圈里，添上青草。在村子的水井旁放上脸盆，规定打水必须先洗手，饮牲口另找地方。用干净的水桶把老乡家的水缸灌满，然后严严实实地盖好。炊事班忙着用碱水刷洗锅碗瓢勺，直到嗅不到一点油腥味为止。看到地里的麦子没收割，战士们就把它全部收割完。在一个村子里，五七三团有几个战士向一位老大爷借镰刀想帮助他收麦子。老大爷一听吓坏了，心想：“哪有这等怪事，军队怎会为老百姓白白干活，大概是为了讨报酬吧?”连忙说：“穷人家地少，雇不起人，麦子向来都是自己用手拔的。”镰刀没借成，战士们干脆捋起袖子，一口气拔完了二亩半麦子。这一切，都被老大爷看在眼里，他激动地拉着战士们磨得又红又肿的手说：“解放军原来是这样的军队!算我老汉瞎了眼，分不出个好歹。这回可好，麦子连根拔下来，烧柴也不愁了!”
　　看到部队这样自觉执行纪律，热情帮助回民群众做好事，我为指战员们的进步感到高兴，不禁回想起兵团政委李志民同志和我的一次谈话。
　　那是任山河战斗的头一天，因突降大雨，伤员无处安置，五七三团绑扎所未向师里请示，擅自将伤员抬进了海家沟村清真寺，造成了不良影响。虽然事情发生在下面，但作为师的领导，特别是我这个政委，应负主要责任，我主动向上级请求处分。为此，兵团政委李志民同志专门找我谈了话，严肃地指出：“西北回民同胞长期受马匪统治欺骗，对我军还不了解，存在很大的疑虑。他们时时处处在观望、注意我军的一言一行。因此，部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好坏，不仅关系到党在回民中的威信，而且关系到我军能不能取得广大回民同胞的信任和拥护，能不能顺利地解放大西北。你们一九一师是支老部队，应该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做出个好样子来。宁夏战役刚刚开始，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希望你们接受这次教训，把仗打好，把民族政策执行好，争取军政双丰收!”
　　李政委的指示，对我思想触动很大。师党委认真进行检查后，要求各团引以为鉴，按照兵团政治部制定的《团结回胞守则》，对部队普遍进行一次政策纪律检查和教育。五七三团还把“守则”列为文化学习教材，战士们把“守则”抄写在本子上，逐条背下来。如今，全师指战员都能自觉执行回民政策纪律，掀起人人做回民工作的热潮。
　　五七三团一连进驻南八营村后，发现老乡们跑光了，就主动替他们整理庄院。可是几天过去了，还没见一个老乡回来。他们躲到哪里去了?吃住怎么办?战士们心里感到很不安。
　　一天，连队文化教员到附近一所小学借东西，发现房檐下坐着一家老百姓，正在那里唉声叹气。他们一见解放军，想跑又不敢跑，吓得直打哆嗦。文化教员亲切地过去打招呼，问他们是哪个村的，为什么躲在学校里?看这一家人低着头，一言不发，文化教员就笑着问他们中的一位长者：“老大爷，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在这儿落过脚的红军。毛主席派我们来打马鸿逵，是为了解放宁夏穷苦老百姓的!”那位老大爷听后半信半疑，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开了口。原来这一家不光是南八营村人，而且恰巧是他们的房东。文化教员非常高兴，亲切地劝说房东搬回家住。老大爷起初不肯，经不住文化教员的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最后总算答应先回家看看。
　　进了村，到处可以看到替老乡们打场、锄草、清扫院子的解放军战士。老大爷回到自己家，发现战士们都住在牛棚里，院子干净得见不到一根草叶，屋里的东西一件都没少，打好的麦子整整齐齐堆放在炕上。老大爷看了看盖得严严实实的水缸，又走到锅灶前，拿起锅碗瓢勺嗅了个遍，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心里终于明白了，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他紧握住文化教员的手，激动地说：“马贼子说你们是回民的仇敌，见房子就烧，见回民就杀，见粮食就抢，见年轻女人就抓，乡亲们都吓得躲到山沟里去了。要知道你们是这么规矩的军队，我们就不跑了!”
　　第二天房东老大爷领着战士们，到七、八里外的山沟里去找乡亲们，向大家讲述自己的亲眼所见，动员他们搬回村子住。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全村人很快都知道了这件事，乡亲们赶着牛、羊、毛驴，驮着粮食，陆陆续续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为了使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回民地区广泛传播，我们师还在黑城镇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各方有名望的回民、阿訇参加。会上，师政治部主任潘清详细讲解了我党的民族、宗教等政策，驳斥了反动派把我军解放大西北与“征西平回”混为一谈的反动论调，然后征求他们对我军的意见。
　　一位回民代表抢先说：“有啥意见?就凭解放军不杀人放火，不抓丁抢粮，待人和气，鸡犬不惊的行动，我们回民就拥护你们。过去历代统治者不把回民当人看待，称我们回民为‘回匪’、‘贼回回’，你们解放军这么看得起我们，尊重我们的信仰和风俗习惯，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
　　另一位回民老大爷接着说：“马匪口口声声讲‘回回皆兄弟，回回是一家，回回一脉根’，其实他们是没有‘伊麻尼’(宗教信仰)的‘赫娃尼’(畜牲)。过去，我们村有一位老阿訇，念了一辈子古兰经，是个虔诚的穆斯林。马匪要抓他不满十五岁的儿子当兵，老阿訇舍不得儿子，只好自己去顶替。老阿訇有一把八寸多长的大胡子，那是他几十年留起的。马匪军硬逼他剃光，老阿訇不肯，他们就一顿枪托军棍，打得老阿訇皮开肉绽。实在忍无可忍，老阿訇说了句：‘你们说共产党灭教欺回，我看人家不会象你们这样不通人性!’一下惹恼了这帮匪徒，他们诬老阿訇通共产党，拖出去用马刀砍死了!”
　　会上，一位年长的老阿訇激动地站起来，把手平放在胸前，闭上眼睛默念了几句经，然后说：“刚才教友们的话我认为是公道的，但愿‘安拉’(真主)惩罚那些没有‘伊麻尼’的教匪……从清朝到民国，西北回民受尽了统治者的压迫欺辱。只有今天的共产党，才这样尊重我们回民的信仰，不欺不辱，把我们回回当人看待。共产党和解放军是我们穆斯林的‘朵斯提’(朋友)!但愿‘真主’保佑你们!”
　　(三)宽待回民俘虏
　　随着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在回民地区不断深入，广大回胞的觉悟也在不断提高，可是就在此时，不知从哪儿传出一股谣言，说解放军把任山河战斗中的回民俘虏全部活埋了，还说解放军先甜后苦，回民迟早要吃亏的。为了戳穿敌人的阴谋，教育广大回胞，军党委决定将任山河战斗中俘虏的二百多回民官兵，全部予以释放。
　　宽待俘虏，是我军历来的光荣传统。早在进军大西北之前，野战军政治部就针对马家军队中有不少回民官兵，长期受反动宣传的欺骗，对我军俘虏政策缺乏认识的特点，专门颁发了《对待回民俘虏守则》，规定了如下纪律：
　　一、对回民俘虏要耐心说服教育，宣传我党我军主张民族自治，信教自由，提高其政治觉悟。
　　二、不要把回民俘虏叫“回子”或“小教”，可称回回弟兄。
　　三、不要问回民俘虏为什么不吃猪肉，或用猪肉故意开玩笑。
　　四、对回民俘虏吃饭可以组织他们另起伙食，人少时，可发给粮菜，让其自做自吃。
　　五、在回民俘虏集训时，不反对他们进行做礼拜、念经等宗教仪式。
　　六、回民俘虏有死亡时，不要反对俘虏中的阿訇举行念经送埋等仪式。
　　八月十二日，军政治部在黑城镇召开了隆重的回俘欢送会，并邀请当地阿訇丁佩德等人出席大会。
　　会场设在一个宽敞的庭院里。利用两树之间挂起一块大红布，红布中央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上面一条横幅是“热烈欢送回民官兵晚会”，下面两侧对联是：“回汉是一家”和“解放全宁夏”。四周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在一阵劈哩啪啦的掌声中，二百多名回俘官兵在军敌工部长牛连壁同志带领下，喜气洋洋走进会场。只见他们穿得干净整洁，有的还戴上了回民的“库拉赫”(帽子)，就象要做礼拜和过节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和我军特别宽待回俘政策的影响，他们已改变以往对我军盲目仇视的态度，认清了解放军是回民的好朋友，是宁夏人民的救星。在任山河战斗中，有的回民官兵被俘后，惊恐地叩首求饶；有的见我军攻破阵地，以为自己的“无常”(死)到了，面朝西一跪，闭着眼睛念“讨白”(忏悔)。如今才半个月，他们就有如此大变化，这充分证明我军特别宽待回俘政策的无比正确和强大威力。可是最初，我们有些战士对宽待回俘还想不通。后采战士们渐渐了解到，这些回俘大多数穷苦出身，是被反动政府一条绳子绑来的。有的回俘流着泪，唱出这样凄凉悲哀的小调：
　　没钱的，当了兵，
　　有钱的，拿钱哄。
　　明花钱来暗活动，
　　乡长县长耍私情，
　　光捉穷苦人。
　　有人的，要拔完，
　　没人的，摊兵款。
　　一个壮丁十五万，
　　逼得百姓翻白眼，
　　实在难土难。
　　有钱的，快出钱，
　　没钱的，绳子拴。
　　逼得家家卖驴牛，
　　逼得户户卖庄田，
　　倾家又荡产。
　　…………
　　战士们听了，对他们充满同情，也就更深刻地认识到宽待回俘政策的正确。
　　会上，军副政委傅崇碧同志首先讲了话。他详细讲解了目前全国大好形势和宁夏即将解放的胜利前景，反复说明回汉一家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最后希望他们回家后好好生产，不要再为马鸿逵卖命当炮灰。
　　随后，丁佩德阿訇发了言。他列举了马鸿逵利用宗教欺骗回民士兵的种种罪行，什么和解放军作战是“为了保卫圣教”，“‘熟赫达耶’(舍身成仁)的道路”，“牺牲后必升天国”等等，指出这完全是欺骗，是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让回民士兵白白送死的卑鄙阴谋。丁佩德阿訇的话激起回俘们极大愤慨，他们七嘴八舌地骂道：
　　“马鸿逵这条老狗，让我们和解放军残杀，他从中得利，真主不会饶恕他的!”
　　“明明知道守不住，当官的还硬逼咱们死守，真不把士兵的命当回事。”
　　“既然是为保卫圣教而战，为什么当官的逃跑了，让当兵的留下送死?”
　　…………
　　丁佩德阿訇顿了顿。接着说：“马鸿逵还说解放军烧清真寺，把回民俘虏全活埋了，真是胡说八道!弟兄们自己说说，解放军对你们究竟怎样?他们自己吃粗粮素食。把牛羊肉省给你们，世界上哪有这样对待俘虏的军队?解放军今天放你们回家，可别忘了把这里的实情告诉宁夏的父老们，让他们不要再信马鸿逵的鬼话了。”
　　临行之前，军《前卫报》记者史立成同志对回俘们进行了采访。马部八十一军二九四师一位姓马的副官，一九三六年曾参加过对长征红军的围追堵截，并亲手用马刀砍死过一个掉队的红军伤员。现在，他手捧着三块大洋，泣不成声地对记者说：“心愧呀!有罪呀!当了俘虏，解放军不但不杀，还把我胳膊上的伤治好，发给路费释放回家，当年我是怎样对待红军伤员的呀!对着真主起誓，如果以后再和共产党、解放军作对，我就不算人!”
　　马部十一军一六八师五〇三团六连二等兵韩文魁和马占民看到解放军亲如手足的官兵关系，羡慕不已。不由联想起自己在马鸿逵军队里的地狱生活。他们告诉记者：马家军队中的士兵，是一群穿军装的奴隶。当官的可以随意打骂士兵，谁敢反抗，不是揭背花、敲骨拐，就是安个“通共产党”的罪名坐牢杀头。他们还把士兵作为无偿的劳动力，百般奴役。马家军队营以上军官，就有权使用所属士兵为自己修房、种地。有些士兵实在无法忍受这种虐待和奴役，利用各种机会，开小差逃跑。有一次马家军在银川北郊军事演习，一个排长乘机将连长打死，带领全排逃跑。可是马鸿逵对逃兵的控制很严，他实行连坐法，使士兵的家人、亲戚、邻居胆战心惊。正如流传的一首民谣：“听逃兵，心飞掉，款子逼得要上吊。保阎王、甲小鬼，没有兵款了不的。不怕打，不怕骂，怕的是逃兵到咱家。”被抓回的逃兵就更惨了，当众施以酷刑，或刀砍、枪毙。有一次，马鸿逵命令将抓来的新兵集中在银川东校场，让各营、连长逐个辨认，把当过兵的一百多人，当众重打“背花”。一时马鞭呼啸，哭声振天，令人毛骨悚然。
　　临别时，士兵王国章握住记者的手，依恋不舍地说：“解放军的恩情永远忘不了，我们先头里走，等着在宁夏欢迎你们!”他还把自己家的地址留给记者，希望解放宁夏后，能到他家落落脚。
　　我军释放全部回俘的消息，很快在当地传开，受到广大回民同胞的高度赞扬。同时，这些被释放的回俘，又沿途宣传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我军对回俘的特别宽待，影响很大，为我们解放宁夏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
　　进军大西北以来，由于我军进展神速，连连解放城镇乡村，地方干部没能及时跟上来。为了迅速开展新区工作，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指示，六十四军党委决定：抽调二百四十名优秀干部组成民运工作团，各师组成民运工作队，分赴和准备分赴固原、黑城、海原、同心城和后来解放的中宁、金积、灵武、吴忠堡等县镇及其所属各区，担任领导干部，负责接收公物、建立政权、组织武装、清剿散匪、收缴武器和筹借军粮等任务。军党委强调指出：“这次我军单独活动，是初次以战备姿态执行‘工作队’任务。兵团前委对我们希望很大，各师团党委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工作，只许作好不许作坏……”
　　接受任务后，我师立即组成百余人的民运工作队，以五七三团二营教导员、回族干部马杰同志为队长，在七营区迅速展开了工作。很快，七营区各级政权建立起来了并组织了贫农会、妇女会和区小队等群众组织。
　　可是，刚刚获得解放的新区，社会治安并不那么平定，半夜时常可以听到枪声。一些暗藏的散兵、土匪，心怀不满的恶霸地主和少数伪保、甲长勾结在一起，骚扰破坏我军的民运工作，袭击我外出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为此，我民运工作队紧密依靠贫苦群众，时刻提高革命警惕，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一天傍晚，民运工作队女队员郭法端刚刚执行任务回来，正和女房东在屋里说话。突然，大门“吱吜”一声被推开，进来一个陌生的壮年男子。这家伙见屋里只有两个妇女，脸上立刻露出一副流氓相，自称是过路的讨碗水喝，然后嘻皮笑脸地凑上前，与女房东并肩坐在炕沿上，开始动手动脚起来……女房东被吓坏了，想喊又不敢喊，一时不知所措。郭法端同志发现那家伙穿一条破旧的黄裤子，断定是个马部散兵，便暗暗把手伸到被子底下，猛然抽出一支卡宾枪，对准他大喝一声：“立正!”只见那人“倏”地弹跳起来，把脚跟用力一并，象根马桩子似的笔直地挺立一旁。郭法端同志问他是干什么的，那家伙看她手里端着卡宾枪，知道碰上了解放军便衣，只好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马部的散兵。
　　马家军溃散时，遗弃了不少枪支，有的被当地老百姓拣去，有的被坏人埋藏了起来。民运工作队动员老百姓将拣到的武器交公，并四处调查埋藏武器的线索，积极进行挖掘。一次，在四营六个窑村执行任务的五七二团侦察参谋李景芹，探知该村一个平时与马军有勾结的恶霸，在中良滩一带埋藏有武器，立刻带领侦察班前往搜索。途中，他们路遇一个老乡，只见他神情慌乱，说话支吾，十分令人可疑。经盘查，果然从他身上搜出一排步枪子弹。李参谋向他要枪，他更慌了，一个劲哀求说：“俺没枪，子弹是拣来的，放了俺吧!”可又不讲是从哪拣的。既然有子弹，就可能有枪!作出这样的判断后，侦察员们对他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老乡，不要害怕，说了吧!解放军不会冤枉你的，说了就没事了。”老乡起初还犹豫，后来见解放军个个说话和气，态度和蔼，就渐渐消除了顾虑，告诉侦察员们，子弹是在一个小山沟拣的，那儿还埋有大枪，并自告奋勇领着去刨。来到中良滩，在一个很隐蔽的小山坳里，果然刨出八支三八大盖枪和数百发子弹。抓住这一时机，同志们把中良滩村的老乡们召集在一起，进行现场宣传教育。侦察员陈天勇指着枪和子弹说：“乡亲们，大家都看看，马匪军虽然被我们打跑了，可他们把枪还埋在这里，企图再回来欺压和屠杀我们老百姓，我们能答应吗?现在虽然翻身解放了，但敌人并没死心，我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呀!……”陈天勇同志的话使乡亲们很受震动，他们纷纷向解放军检举埋藏武器的坏人和提供线索，结果又刨出了四支大枪和一支手枪。
　　自古以来：“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可是几十万大军在西北作战，从内地运粮根本不可能，只有靠从当地筹粮，所以在民运工作中，筹备粮秣又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宁夏是新解放区，老百姓刚刚脱离马鸿逵的黑暗统治和剥削，如果筹粮政策掌握不好，很容易使新区群众对我军产生误解，影响筹粮任务的完成。为了加强对筹粮工作的领导，我师各营、团还专门组成了粮秣工作队，队下面分设若干小组，分工负责调查交涉、分发算帐、检查政策纪律等工作，保证做到“合理负担”，并使财政、物价等新区政策，在我军筹粮过程中得到贯彻执行。
　　听征粮，似虎狼，
　　一年两季尽抢光，
　　皮鞭绳索保甲长，
　　勾魂催命赛阎王。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它道出了马鸿逵对宁夏人民残酷无情的压榨，显示出“征粮”在人们心灵中留下的可怕阴影。而如今，听说为亲人解放军筹军粮，七营区的广大群众都驮着粮，赶着羊，争先恐后地来到粮秣工作队。
　　有个老汉，背来一口袋黄米，重重往地上一放，对工作队的同志们说：“这袋粮是我为儿子娶媳妇攒下的，可儿子被马匪抓去当兵了，谁知几时能回来。这粮就留给你们当军粮吧!吃饱了好为咱打马匪，解放宁夏，让咱儿子能早日回来成亲。”
　　中良滩有位老乡牵着一只大绵羊，羊角上还缠着红布条，给五七二团粮秣工作队送去。队长王震同志要付钱，老乡说什么也不要，摆着双手说：“同志，这就见外了!羊是咱献给解放军表心意的，怎么能收钱?马匪军就是用座金山来买，咱也不卖呀!”王震同志再三解释，说明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筹粮的物价政策，老乡才不得不把钱收下。他感动地说：“解放军买卖公平，物价合理，真是没比的!那年马匪军来俺们村买羊，先把羊宰子，然后再议价。那还不是他们说什么价，就给什么价。能给几个钱就不错了，有的干脆一文不给，扛起羊就走。真是一群吃人的强盗!”
　　在筹粮过程中，粮秣工作队的同志们注意调查研究，严格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对那些生活贫穷的人家，一律免予征粮。七营区某村有位老大娘，丈夫去世多年，家里孩子又小，生活十分困苦。当她听说解放军要筹粮，赶紧把仅有的一斗黄米送了去。同志们知道她家的情况，不肯收她的粮。这位老大娘见别人的都收，唯独不收她的，还以为人家嫌少不要，心里十分难过。后来经同志们一解释，她感动得流下了泪。老大娘把黄米拿回家，熬了满满一大锅米粥，给粮秣工作队的同志们送去。她恳求说：“解放军为咱穷苦老百姓打仗，俺们总不能让同志们饿肚子吧!粮食你们不收，俺熬锅粥，你们总该喝了吧!”为了让老大娘高兴，同志们把粥全喝了，但他们把自己的口粮装了满满两口袋，送到了老大娘家中。
　　这件事教育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少数有粮不交的老乡。有个老乡听后，把粮秣工作队的同志拉到他家，把脚往下一跺，惭愧地说：“同志们哪，我不是没粮，是有粮不愿交呀!这下面埋的就是粮食，是以前怕马匪抢藏下的，现在全借给你们!”
　　但在个别村子，筹粮工作开展得并不大顺利。经过调查，才知我们暂时留用的一些旧保甲人员不按我军“合理负担”的筹粮原则去办，而是随心所欲，敷衍了事。要么光征借几家富户，使他们吃不消，对我军产生恐惧和憎恨；要么不管贫富一律平均摊派，使贫户抱怨我军；而旧保甲人员光征借别人的，不动用自己的，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发现这种情况后，粮秣工作队的同志们提高了阶级警惕性，立即惩罚了几个旧保甲人员，这才扭转了局面，使筹粮工作顺利地进行下去。
　　由于我师在七营地区坚持党的政策，紧密依靠广大群众，民运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召回逃散的回民群众，粉碎了敌人的造谣欺骗；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集市贸易和学校教育；建立起七营区的各级基层政权及四十八个支前组织，组织了区小队、贫农会和妇女会；肃清了当地的散兵土匪，收缴长短枪五十六枝，并完成了征收三十三万余斤公粮的任务。后来，我军进至同心城、金积、吴忠堡等城镇也同样执行这一任务，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五)这里有当年的红军
　　师部驻黑城镇期间，我曾亲自接待过不少群众。他们有敲锣打鼓，举着锦旗，向解放军表以敬意的，有拿着状子哭诉马家军和地主恶霸的暴行，要求伸冤报仇的，也有请求解放军帮助寻找被马部抓去当兵的亲人下落的……。
　　有一天，政治部民运科长黎塞领来一位老乡。他戴顶破草帽，拖着条瘸腿，面容苍老憔悴，一看便知是饱经磨难的人。黎科长告诉我，这位老乡是给一家富户放羊的，他要找当年红四方面军的人，当那位老乡知我曾在四方面军红九军担任过保卫部长时，激动得两手都颤抖起来，眼睛里顿时充满了泪水，用安徽口音对我说：“首长，我也是红九军的……”我不禁大吃一惊，想不到在这荒凉的西北高原上，竟遇到了自己的同乡和战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连忙扶他坐下，倒了一杯水，详细问他为何飘落到此地。
　　遇到战友和同乡，如同见到自己的亲人，那位“老乡”越发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泪水泉涌而出。我让他喝了点水，稍微平静一下。他用手抹去眼泪，开始讲述起自己的遭遇：他姓许，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曾任过通讯员、班长、排长、连长，红四方面军渡河西征时，他当上了西路军红九军二十五师的副营长。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红军在甘肃省甘柴洼地区与马家军作战时，老许的腿负了伤，被战友们安置到一户老乡家中。当时马部骑兵四处搜捕流散的红军，老乡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藏在地窖里，每天偷偷地给他送饭。半年后，老许的伤好了，就离开甘柴洼去找部队。听说红军已到了陕北，他就往陕北走，钱花光了就一路讨饭。到了固原地区后，他又听说红军开到华北打日本去了，老许还想去华北，可路途遥远，身无一文，只好暂且在当地落了脚。为了糊口度日，老许到处替人家干杂活、打短工，或给地主扛长工、放羊、拉骆驼，什么活都干过。就这样熬了十二年，老许终于盼来了当年的红军。
　　对老许坚定的革命信念，我十分钦佩。对他不幸的遭遇，我深感同情，同时也联想起自己的一段难忘经历：
　　西路军失败以后，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被俘，政委陈海松同志牺牲，整个九军几乎全军覆灭。为了坚持对敌斗争，总部把西路军所剩不到两千人，编为左、右支队和若干游击大队，分散进行活动。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同志把我和总部一百多名干部召集在一起，宣布成立干部游击大队，任命“回民司令”马良俊为大队长，我为政委。领导上指示我们的任务是：向东行动，相机打过黄河找援西军，然后到延安把西路军的情况向党中央汇报。可是在河西走廊，我们连连遭受马部骑兵的截击，虽然同志们拚死血战，但毕竟寡不敌众，干部游击大队终于被敌人打散了。我带着几个人，经历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和曲折惊险，突破了敌军对祁连山的层层封锁，渡过了黄河。眼看就要到达延安，谁知在甘肃的秦安地区，不幸让国民党毛炳文的部队捕获，被强迫当了兵。“九一八”事变后，毛炳文这支部队开赴上海前线，在对日作战中，我的脚负了伤，住进了江西进贤县一所国民党陆军医院。伤好以后，我乘机逃出了虎口，坐上西去的火车，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办事处林伯渠同志的帮助下，我这才回到了延安——党的怀抱。回忆起西路军的悲壮历程，我不由百感交集，悲愤不已!
　　我看到老许一身褴褛的衣衫和布满皱纹的脸，三十多岁的人就象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我心里充满了怜悯，关切地问他：“有老婆孩子吗?”老许苦笑着摇摇头，伸出右手说：“给人家受一天苦，只能挣几个铜板，连自己肚子都填不饱，哪还有钱讨老婆?”这时我发现他右手只有四个指头，食指只剩下光秃秃的小半截，连忙问他怎么回事。老许的脸先是痛苦地抽搐了一下，然后以一种不无骄傲的口气对我说：“前年狗保长摊我个兵额，我不去，又让我交八石麦子的兵款，我交不出。实在逼得没法，我一咬牙用菜刀把食指剁掉，扔给了他们。心想：老子是无产阶级、堂堂的红军副营长，怎么能为你们当兵卖命!那帮狗东西恼羞成怒，说我是‘不良分子’、‘红军密探’，一根绳子绑进了保公所，受尽了苦刑。多亏乡亲们凑了十五块大洋，才把我保了出来。”老许最后高兴地说：“这回可好了，总算把自己的队伍盼回来了，这十二年的罪没白受，我又可以为党工作，为革命出力啦!”在老许同志的要求下，我让黎科长把他介绍到当地人民政府，妥善安排工作；又特意让后勤部送他一笔优厚的抚恤金。
　　送走老许，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从西路军将士的血染疆场想到西北马家军阀的凶狠残暴，一股强烈的革命激情冲击着我，恨不得马上打到银川去，彻底消灭蒋马匪帮，为死难的革命先烈报仇，让宁夏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
　　

解放宁夏/陈宜贵口述杨建平整理.—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