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领导带头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李鸿义

　　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各级领导带头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有关调查研究的指示和决定指导下，中央及各部委办和各群众团体，纷纷成立了调查研究局。西北局、中央青委、中央妇委、留守兵团等都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派考察团深入基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
　　第一个大型调查研究组织，是西北局调查研究局的考察团。这个考察团由当时的西北局书记高岗担任团长。考察团的成员有刘澜波、柴树藩、于光远等共30多人。调查的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等地，西北局边区问题研究室的人员全部参加了这次考察工作。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实际下乡时间近1个月)，深入了解了绥、米一带的政治、经济、党务等方面的情况。西北局考察团先后深入米东、义合、印斗、双湖峪等乡，带回了大量的谈话记录、调查材料、调查统计等，还有艾绳义、常友德、常彦丞、姜保齐、姜鹏举等典型户与典型人的单行材料和人物传记。
　　同年9月，柴树藩、于光远、彭平3人根据这些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综合研究，编写出版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书中详细地介绍了绥、米地区农业生产概况、土地变革历史、土地分配状况、土地租佃关系、土地变动及趋势、土地纠纷和农村阶级关系。以土地问题为中心，通过大量的、翔实的、生动的材料和40种统计表格，全面地反映了解放区的经济状况、经过土地革命和未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区别、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变化情况等。不仅为中共中央和西北中央局制定农村工作政策提供了借鉴和依据，而且就调查得来的材料如何分析研究综合提高起到了典范作用。是在延安整风中诊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一剂良药。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1941年，虽已年近花甲，仍然冒着风雪严寒，亲自率领一个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鄜县进行社会调查。林伯渠这次出巡，没有事先通知县政府。12月20日，当他们一行突然出现在甘泉县城时，群众看到的是一位手牵马缰，风尘仆仆的布衣长者。林伯渠在县政府稍事停留，了解该县的概况及检查工作后，便深入到农村中去。他运用“解剖麻雀”的办法，选择甘泉县三区二乡为对象，把20多人分成小组，到行政村或自然树，一面参加行政工作，一面进行农村调查，以便全面了解乡村各方面的情况。1941年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他带着这个问题，了解群众的反映。许多人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向他倾诉衷肠。他们诉说对政府工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对政策和工作提出建议，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告诉他。
　　林伯渠在甘泉考察半个月之后，1942年1月5日考察团离开甘泉县高哨乡，1月7日抵达鄜县继续考察。他召集县参议员和士绅进行县政座谈会，征询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鄜县参议会李副议长针对运盐人畜拥挤和路途遥远，牲口有伤亡等弊端，建议组织专业运盐队，实行分站转运，合作联运的办法。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有情况反映，有批评意见，有工作建议。林伯渠倾听每个人的发言，认为大家的意见对政府工作很有帮助。鄜县是个新区，民间纠纷较多。林伯渠一行所到之处，常有拦马告状的事情发生。在鄜县短短40天时间，拦马告状的案子就有40多起，大多是婚姻和土地等纠纷。林伯渠对此非常重视，后来这些案子都得到妥善处理。
　　1月下旬考察团回到延安，边区政府举行了欢迎大会。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在致词中，对“林老越山涉水，披雪迎风，肩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向下层深入”的精神，备加称赞。2月9日，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林老报告甘、鄜考察观感。他以亲身了解的具体情况，指出这两个县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佃关系未能适当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下层，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特别对承上启下的区级干部，教育工作更为重要；要经常对群众进行政策法令的宣传，提高他们的认识。
　　林伯渠率领的考察团赴甘、鄜调查，为边区广大干部学习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了头，为改进政府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在即将全面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党的高级干部的带动下，各地的调查研究，蔚然成风。中共晋西区党委设立了各级调查研究机构，确定了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调查内容，还特别规定：凡是检查工作，检查党员的党性，要看他是否进行调查研究，是否了解自己工作周围的具体情况，以此作为考绩的重要标准；下级向上级报告工作，要有十分之九的具体材料，十分之一的总结意见。各级政府认真关心群众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克服“衙门”作风，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关系日趋改善。
　　西北局宣传都在李卓然等领导下，组织农村考察团至固临县进行调查，写出了《固临调查》一书，为西北局高干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中央青委调查团，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党家沟社会调查材料》、《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等调查报告。
　　中央妇委组织了妇女生活调查团。通过调查研究，写出了《沙滩坪调查》、《沙滩坪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等调查报告。
　　八路军政治部也成立了100多人的战地考察团，对抗日战争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中央调查研究的决定，叶剑英提议，中央军委于1941年10月29日正式作出了《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确定在集团军总部以及山东、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中、大青山、新四军军部、二师、六师等10处，首先建立情报网的联络基点。情报网建立以后，情报联络渠道畅通，对于保证中央、军委首长及时准确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机关派出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一些地方机关和个人也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如绥德县农业局整理出《绥德县农业调查》，李镜波写的《警区历史报告》、李涉写的《印斗二保选举工作情形》等等。
　　在文化思想界、理论界也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
　　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对“五四”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的思想文化界的发展和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对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谬论及几种主要哲学思潮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抗战以来的几种主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并于1941年8月在延安的《中国文化》上公开发表。他还写了《反对主观主义》、《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等论文，对推动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
　　为了使调查研究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在老解放区的中学课本中编入调查研究的教材。1948年中宣部责成于光远编写了中学政治课本《调查研究》。这本课本于1948年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编写完成，1949年在北京正式出版，曾在部分学校里使用过。它对推广调查研究知识起了很好的普及作用。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