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教育事业和文化工作

李鸿义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的文艺界
　　发展中的教育事业和文化工作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对文化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确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性质，也为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的文化工作纲领。中共中央还具体规定了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一般方针，包括开展文艺运动，创办文艺刊物，成立并帮助各种文化团体，以在各方面加强文化运动的组织和文化工作者的团结，提倡自然科学，把最基础的知识普及到人民之中，等等。
　　在抗战初期的全国抗日救亡热潮中，陕甘宁边区广大作家、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乡村，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之中，在文化艺术为人民大众，为抗战服务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37年9月，以丁玲为主任的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30多人赴山西前线进行文艺宣传活动。受到毛泽东的热情鼓励。该团在山西历时6个月，途经16个市县60多个村庄，行程3000里，利用多种民间文艺形式，创作了20多个节目，宣传党的团结抗战政策和十大纲领。此后又多次赴西安、山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文艺宣传。其他各类文艺团体也都纷纷到边区各县巡回宣传。这些深入实际的宣传活动，践行了毛泽东的期望：“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推动了革命文艺活动的开展，作家、文艺工作者自身也受到革命的洗礼，积累了生活体验。
　　在作家、艺术家们深入实际的同时，由于宣传抗日与动员群众的需要，利用旧形式，使文艺大众化受到广泛重视。从1939年初开始，首先在延安开展了广泛涉及文学、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民族形式问题的学习讨论，前后持续1年多，在文艺界引起热烈反响，对于正确认识与解决文艺与群众的关系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对毛泽东提出的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有了不同程度的理解。作家比较有意识地注意作品的民族形式，特别是学习群众语言，陆续出现了一批反映新生活，表现新主题，成功地运用群众语言，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但由于对“民族形式”问题缺乏深刻和全面的理解，又由于未能很好地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对民族遗产进行有分析有批判的继承，因此存在着生搬硬套的现象；作家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问题仍未受到应有重视。
　　适应文化事业的迅猛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组织、社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1936年11月在保安成立了以丁玲为主任的第一个文艺领导机构——中国文艺协会，成为文艺发展中的一支劲旅，毛泽东誉之为“苏维埃运动的创举”。1937年冬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下辖音乐、诗歌、戏剧、社会科学、国防科学、教育等多种研究会和文艺工作团体。此外还有相对独立的种种文化协会。它们在各自的领域，推动着边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教育是边区文化事业的基础，边区政府从一开始就勉力于发展教育事业。1940年春边区小学由原来的120所增至1346所，学生41458人，学校数和学生数分别增长3倍多和6倍多；中等教育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先后建立了延安师范、三边师范、关中师范、绥德师范、鄜县师范、米脂中学、陇东中学7所中等学校，在校学生1500余人。与此同时，一所所由中共中央或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的高等学府也建立起来，如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泽东干部学校、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医科大学、俄文学院、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行政学院、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等。以成年农民(含失学儿童)为主要对象的社会教育，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也纷纷创办起来。主要有读报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和民教馆等等。边区的图书馆、俱乐部也大有发展。此外，在党政军工作人员中进行了以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干部教育。到1940年初，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已经扫除文盲。
　　为了培养文艺干部，各根据地和部队创办了艺术学院、艺术训练班。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毛泽东为该校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41年成立部队艺术学校，1942年5月又成立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边区的文艺期刊达数10种，如《文艺战线》、《中国文艺》、《大众文艺》、《诗刊》、《新诗歌》、《群众文艺》、《部队文艺》、《歌曲月刊》、《民族音乐》、《边区戏剧》、《前线画报》、《美术工作》等等。
　　戏剧是边区民众熟悉的艺术形式。最初仅有一个人民剧社。到1938年春，一些县有了剧社，群众也能自编自演剧目。边区政府就剧团工作多次发出指示，要求普遍建立不脱离生产的剧团。指出剧团也是工作团，要深入民间演出。此后剧团有了较大发展，有直属于人民抗日剧社的中央剧团、青年剧团，有部队的烽火剧团，有边区文协领导的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延安杂技团，还有中央青委领导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鲁艺实验剧团、鲁艺平剧团、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实验剧团，及各分区的剧团。这些剧团足迹遍及边区各县及西安、关中、山西等广大地区，演出剧目之多是空前的。影响较大的有《亡国恨》、《放下你的鞭子》、《阿Q正传》、《上前线》等。1939年2月民众剧团带着马健翎创作的秦腔现代戏巡回陕北各县演出4个月，步行2500里，群众称“剧团是小长征”。1940年3至7月，抗战剧团在15个地区演戏50天80多次，观众逾5万人。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抗日戏剧作品。据鲁迅艺术学院不完全统计，1939年以前创作和演出较成功的独幕剧、活报剧、小歌剧和改编的旧剧等多种形式的戏剧30种以上。毛泽东在看了《中国拳头》后亲笔题了“简单、明了、动人”6字。这些剧目热烈讴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及新人新事，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描绘军民鱼水深情，表现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寓丰富的思想内涵于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之中，对于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的胜利信心起到了战鼓和号角的作用。
　　在群众文艺活动中涌现出一批民间诗人，创作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1938年1月，由诗人柯仲平、林山等发起成立了“战歌社”，多次召开诗歌座谈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街头诗运动。
　　边区音乐事业也有发展。音乐团体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有会刊《民间音乐研究》，收集民歌数千首。1940年9月成立延安业余音乐组织延安合唱团，经常举行音乐会，演唱的歌曲有《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青年大合唱》、《保卫大西北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周恩来称它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典范。
　　电影工作的起步使世代生活在豆油灯下的人们领略到了一方文艺的新天地。诞生于1938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拍摄了不少抗战素材和边区生活照片。诞生于1938年9月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第二届参议会》、《南泥湾》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纪录片、资料片，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镜头。
　　边区党的新闻出版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每月出版总字数为140万字以上，每种出版物印数一般在2000至1.2万份之间，仍供不应求。相继出版的大型报纸有《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还有《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文化》等等适应不同读者需要的各种刊物。广播事业从无到有。1940年12月30日，延安台的红色电波首次把中央的声音传遍边区内外。
　　其他各类文化艺术形式如版画、木刻、雕塑、杂技等，也都在革命文艺百花园内各秀一枝。
　　1940年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与会者不仅有边区各文化团体、各学校机关、各俱乐部的代表，而且有在边区工作的全国知名的艺术家、理论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六七百人汇集一堂，热烈探讨边区和全国的文化运动各方面的问题，标志着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