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前的文艺界

李鸿义

　　陕甘宁边区偏居大西北，原是中国经济最落后的区域之一，也是文化教育非常落后的区域。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边区是一块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①识字的人只占边区人口的1%。小学也仅有120所，学生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更是绝无仅有。人民文化生活贫乏；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婴儿死亡率高达60%，成人达3%；全边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尽管实行了大众文化教育工作，但由于处于内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很不稳固，民众文化的提高困难而缓慢。
　　卢沟桥事变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高擎起了抗日民主进步的大旗，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红都，成千成万的知识青年、作家、文艺工作者络绎不绝，汇聚于此。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5月至8月，仅经陕西省云阳镇到达边区的知识青年即达2288人。他们在边区传授技术，发展教育，开展文化工作，兴办卫生事业与实业。文艺工作者与群众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为民主根据地文艺运动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