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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李鼎铭与精兵简政（二）
边区精兵简政的实施
精兵简政案自二届一次边区参议会通过后交政府实施，边区政府新一届委员会从1941年11月21日举行就职即召开第一次政府委员会，至1944年1月10日第四次政府委员会议闭幕，李鼎铭作《简政总结》，历时两年零一个多月，终于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中间先后举行四次政府委员会会议和多次政务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实施精兵简政，李鼎铭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1941年11月27日首次政务会议上，就曾专门讨论精兵简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李鼎铭副主席阐述了精兵简政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他说：这对“保护人民财产、团结全体抗日人民，注意言行一致，树立信义作风，履行精兵简政，发展抗战建设事业”均极为有利。同时，李鼎铭对如何进行精兵简政提出了要求。对此，林伯渠主席说：“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李老(鼎铭)已说得很明白，主要提高政府威信，提高工作效率，方才李老讲有许多中层人士对我们误解，方法原则也是李老订谋，各位也都赞成的，其办法设立一整编委员会”①。他要求12月15日以前编好，次年1月1日起执行。会议宣布，决定由刘景范、周文、周兴、南汉宸、高自立组成编整委员会。
政务会议后，1941年12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立即发出《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强调“首先实行的为‘精兵简政’。因为‘精兵简政’是健全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能的最有效的方案，是保证今后完全实行‘五一施政纲领’和一切重要决议案的重要步骤”②。随后，李鼎铭副主席的主要工作就是抓精兵简政的实施。为了引起全党全军和根据地民众的重视，边区政府还在同年12月5日宴请新闻界、文艺界，说明边区新的施政方针。李鼎铭副主席到会再次阐明“精兵简政”政策之重要意义，他重申“对过去边区头大脚小的行政机构，应力于迅速调整，否则不能建立亲民政治。”并强调“开源”、“节流”是经济建设的原则，而“精兵简政”尤为实行“节流”的有效方法，但“精兵简政”要在不妨害抗战建国的原则下求得实行，并非消极的减兵减政，而是要求在纷繁的政治机构上，质量胜过数量，积极提高工作效能③。12月中旬，编整委员会提出编整方案，李鼎铭协助林伯渠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县、区、乡三级政府暂行条例，供实施精兵简政和整编时遵循。由于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宣传，在中共中央和边区党团的指导下，第一次精简初见成效，共裁减合并可有可无的机构百余处，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精简了各级政府工作人员1598人，占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总数的24%，其中有300余人下乡参加基层政权，其余的送去学习或转入生产第一线。但是，由于经验不足，这次精兵简政还没能够将其精神彻底地贯彻到全部工作中去，还只仅仅在“编”上做了一些工作，而未落实到“整”上，组织机构还显得头重脚轻，干部没有适当的调整，政务繁琐，不切实际，上下不通气，工作脱节、疲沓的现象依然存在。
1942年4月7日召开第二次政府委员会，总结第一次精兵简政工作成绩与不足。林伯渠认为边区政府应在安定民生、发展经济、健全民主、加强自卫等方面多做具体工作。而完成这些工作的关键，就在于认真实行“精兵简政”。李鼎铭认为第一阶段编整委员会虽做了不少工作，但实际效果尚小。他指出：精兵简政在执行过程中好像失了他最初在参议会上提出本案的原意，“我受人民委托，我当然替人民讲活，但今天正处在非常时期，不顾军政，则人民利益亦谈不到，为了兼顾军政民三方面，所以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目的是提高军政质量，建立工作系统与工作秩序，消除紊乱现象以提高工作效率，而决不只是裁减人员，更不是为了削弱力量”④。李鼎铭还建议邀请党、政、军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编整委员会，统一编整。经过与会同志的讨论，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5月14日，边区政府成立了由林伯渠、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为委员的新的总编整委员会。林伯渠、李鼎铭共同主持会务，周文担任秘书，同时各系统还成立了编整分会，负责作出编整方案交总会讨沦，决定并贯彻执行。
1942年5月20日，边区政府召开第二次精兵简政干部动员大会，林伯渠主席到会讲话进一步阐明了精兵简政的意义，并对青年干部提出了四点要求和希望。李鼎铭副主席参与指导制定《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和《实施方案纲要》，随后林伯渠又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论证了“精兵”和“简政”的关系，提出“精兵”是为了加强武装力量，提高战斗力，“简政”是要使政府机构灵活、轻便、以便在抗战中发挥最大的效能。第二次精兵简政历时3个多月，于1942年8月结束。这次精兵简政的主要成果是基本上达到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的预期目的。但由于精兵简政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一些领导对其尚缺乏深刻理解、足够重视，加上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够，使此次精兵简政仍然存在裁并机构、缩减人员等表面化工作较多，改革体制、健全制度、整编机构、提高效能等实质性进展不够等问题。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整顿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和同年9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批评了有些地方的同志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看待，更进一步阐述了精兵简政的道理和重大意义。这两个文件对于消除干部、群众的思想障碍，对于引导各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向纵深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边区政府的第三次精兵简政于1942年8月开始，结束于1943年年底。这次精兵简政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最为充分，历时时间最长，取得令人满意的实效。首先，1942年8月底至9月1日召开第33次政务会议，认真总结了前两次精兵简政的经验教训，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实施纲要(草案)》，重新调整了边区简政委员会；于9月10日召开了检查、总结政府系统两次精兵简政工作的动员大会，会后于9月11日至17日在边区一级机关广泛开展了相关检查总结；随后于9月18日至26日总编整委员会又召开了各分区专员、县长及区乡干部简政座谈会，李鼎铭与边区政府其他领导每天都亲临现场，参加座谈，发表谈话，进行指导，使各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精兵简政的重要性，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打下了坚实基础。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指出“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要求，为精兵简政指明了正确方向。于是，1942年12月3日至9日又召开第三次政府委员会。会议第一日，李鼎铭副主席向政府委员会作八个月政府工作与简政方案报告。他共讲了三个问题：(1)已经做过的：讲了七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讲实行精兵简政和加强民众武装，他说：除精兵问题另有报告外，在加强民众武装方面，整训了自卫军，整顿了哨站。简政方面，进行了第二次简政，在精简机构人员方面都比前次进步，但不够彻底；于是又经月余研究制定了最近一次《简政实施纲要》。这是一个更完整的方案，有待今后实现，另外同时也还进行了整财和整军。(2)还没有做或做得不够的：李鼎铭指出：“精兵简政还未完全实现”，在人员方面，上层多而不精，下层又不够强，奖惩制度未曾落实，作风上还有些事务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妨碍了工作效能的提高。他还指出缺点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精兵简政政策没有贯彻，并申述简政之任务在于继续过去成绩，纠正现存缺点，以达统一、精干、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之目的。(3)已制定方案正待今后继续做的：李鼎铭号召贯彻简政委员会所提出的《简政实施纲要》(此纲要为李维汉起草，第三次政府委员会议通过，于1943年2月24日由李副主席划行，以战字680号命令公布，油印60份，铅印500份，照准分发)，并强调指出政府目前须集中力量于两大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第二是增强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与军事教育，并要将脱离生产人员减至最低限度。他的报告，通篇体现了边区在两大任务中要彻底实施精兵简政的方略。
1943年，边区政府又先后制定颁布了由林伯渠、李鼎铭等签发的《修正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条例》、《各级政府干部管理通则》、《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政务人员公约》、《干部奖惩条例》以及《简编方案》等一系列命令，具体规定了边区简政的原则和措施。就是采取这些措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在边区政府和林伯渠、李鼎铭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历经三次的精兵简政，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更彻底，最终在陕甘宁边区成功得以实行，总体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1943年12月24日至1944年1月10日召开第四次政府委员会，对边区实施精兵简政政策作了总结。1月7日，李鼎铭作边区政府简政总结报告。他回顾了精兵简政的过程说：“大家知道，我们的精简政策是在二届参议会上通过的。会后接续实行第一、二次精简，收到初步效果。但因为当时对这一政策的认识尚不一致，思想尚有分歧，因此未尽贯彻。前年高干会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党政军民纷纷实施。”他说：在精简方面，“边区政府做到了业务精简、机构精简和人员精简。”当时边区的实际情况是：边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1/4；边府直属机关由35个减至22个。税局、所由95个减至65个，人员由合署办公前的469人减至279人，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内部机构也由八、九个减至四、五个。这样既避免了头重脚轻的积弊，达到了政简民便的目的，而且加强了统一领导和各部门之间的联系，节省了干部。在统一领导问题方面，李鼎铭说：政治上做到“政策法令已完全统一，命令指示也已基本统一”；组织上改变了，“彼此对立，互不相谋的现象”；人事上改变了“主要干部自由任免的现象”。在反对官僚主义、改善领导作风方面，“政权工作中官僚主义作风也已基本上克服了”，“领导作风上上下下都有了进步”。在提高效能方面，由于掌握了政策方针的领导，“而采取了集中力量于主要方面的办法，如集中力量于生产、防奸、干部整风、整学、整司法等，就获得显著成绩。”在节约方面，“民力动员减少了”，“减轻人民负担”并在“粮食、燃料和日用品节省”等方面也收到成效⑤。
①《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记录》(1941年11月27日)。
②《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③《解放日报》1941年12月7日。
④《解放日报》1942年4月7日。
⑤李鼎铭：《陕甘宁边区政府简政总结》，《解放日报》1944年2月8日。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