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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李鼎铭与精兵简政（三）
精兵简政的历史作用及其启示
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作为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普遍实行。根据精兵简政案的精神和要求，从1941年11月至1944年1月，陕甘宁边区先后实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整编，取得了重大的成效，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目的，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边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事实证明，精兵简政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各个根据地的一项积极有效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解决了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其他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减轻了广大老百姓的负担。如征收公粮方面，自1941年的20万石逐年下降，1942年为16万石，1943年为18万石和1944年为16万石。虽然1943年征收公粮比1942年有所上升，但是，由于生产的发展，公粮在边区粮食总产量中的比例一直是逐年下降的，即由1941年的13.85%，降到1942年的11.4%，1943年的10.16%和1944年的8.83%。这表明实施精兵简政，生产得到了发展，人民的负担得到了减轻。精兵简政的实施，提高了党和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转变了领导作风，克服了官僚主义，精简了机构和人员，加强了下级，克服了“各自为政”的现象，加强了统一领导，工作效能有了很大的提高，政府机构转变得更加灵活，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更加迅速，实际工作的效率更高，尤其是行政业务机构的工作效率的提高更加明显。例如，边府文书科的缮写员，过去每人每日平均只写539个字，整编以后，3个人干了过去13个人的工作。在克服官僚主义，改变作风方面，克服了过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制度松弛，官僚普遍存在的现状，使广大干部能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精兵简政的实施，也促进了边区政制和工作制度的完善，密切了军民之间的关系。
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成为党的一个重要政策并得以全面贯彻，对党和各个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是提高了全党对精兵简政思想长期性的认识。在精兵简政的认识上，长期以来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这就是把它仅仅视为只有在战争和困难环境中特定情况下才应该实施的一项政策。诚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施精兵简政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实行它那就别无它途。但是，如果就这一主张的合理性而言，我们则必须认识到它乃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政策。实际上，无论是从李鼎铭当年对精兵简政的动议来看，还是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考虑来分析，都不仅注意到当时的特定条件，而且还着眼于总结我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边区政权建设和管理的历史经验，以及今后政权建设的方向问题。对于精兵简政来说，有人只认为是经济提案，这是不够的，它也是个政治提案。毛泽东当时就批示说“这个方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就以李鼎铭的认识而言，他就认为历史上每一个社会或朝代，只有政权和兵员比较简约和精干，人民负担轻时，这个政权才能稳固；而每当一个政权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老百姓负担沉重，乃至不堪忍受时，这个政权或社会就会出现危机乃至被推翻的严重局面。可见，精兵简政绝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涉及到一个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难怪常常有人赞美精兵简政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延安时期这次精兵简政的实践，把它上升到历史的长远的高度来认识，这样才能深刻理解精兵简政的重大思想意义。否则，我们可以联系建国以来，乃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先后几次大的精兵简政加以对照，每次虽有成效，但均不彻底，而且机构和人员的数量越简越多。其根源就是因为我们全党同志没有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精兵简政的长远性所致。所以，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提高执政能力，坚持执政为民，必须长期坚持精兵简政的思想。
二是积累了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经验。一般说来，对于研究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们都能有一定认识。但是，从以往实行这项政策中出现的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来看，是我们对于其量化标准方面重视不够。一项政策，总有一定的弹性，如果弹性过大，没有精确的计算和把握，就难以操作，那就必然会出现主观性和随意性，使之无法长期坚持和实施。当然，要做到量化，必须确定若干主要的数量或比例。延安时期实施精兵简政的成功经验，在量化标准上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抗战开始后边区的总人口为136万多人，其中脱产人员仅14000余人，占总人口的1.03%；而以后逐年增长，1938年16000余人；1939年49686人；1940年61144人；1941年达到73117人，占边区总人口的5.37%。而群众的公粮负担又逐年增加，1937年是13895石(每石300斤)，人均负担1升(3斤)，占边区全年粮食收获量的1.28%；1938年为15972石，人均1升2合，占总收获量的l.32%；1939年52250石，人均4升多，占年收获量的2.92%；1940年为97354石，人均7升多，占年收获量的6.3%；到1941年公粮上升到20万石，人均l斗5升，已占年收获量的12.7%；同时，还发行了救国公债600万元(规定一年内还本付息)，以弥补财政赤字。以此引起群众不满，曾发生因雷击致人殒命而影射毛泽东的事件①。就是这种“鱼大水小”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李鼎铭的建议，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精简之后，边区一级直属机关人员缩编为原有人数的53%，其他附属单位缩编为原有人数的62%。总体上可以说，延安这次精兵简政之后，脱产人员减少了将近一半。尽管当时边区人口总数已增至150万，但以精兵简政之前脱产人数来计算，减少一半之后尚有36500多人，可占边区总人口的2.43%；部队当时精兵简政之后仅占边区总人口不到2%。从这个计算可以看出，延安时期精兵简政所以成功，是仔细算过这方面的账，这个2%左右的比例，在当时就是合适的标准。当然，现在的情况不能完全套用过去的模式，但通过实践、研究，也可以计算出工作人员与人民群众总数的比例。这个比例过大，就会导致机构的增加，出现工作人员很多的情况；同样，如果过小，也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为此，就应当寻求出主要比例或百分比这个量化标准，才能既适应社会的发展，又不增加群众的负担。
三是增强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制度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延安时期精兵简政之所以成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从开始实施到总结，前后两年多时间，不仅各级领导重视，而且有政策和法令作保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把各级政权所需要的机构在数量上定下来了，而且定得比较科学，那就要把它作为制度来实施，并运用法律手段加以保障。如果有了这方面的法律，还必须坚决执行，对不执行者要严肃对待，乃至追究其应负的法律责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法律正在不断健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我们就一定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政治体制改革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①1941年6月3日下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小礼堂主持召开县(市)长联席会议，突然间电闪雷鸣，小礼堂一根柱子被雷电击断，当时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坐在靠近柱子旁的电话机边，被当场电击殒命。与此同时，雷电还打死了在大树下避雨农民的一头毛驴，这个农民借故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事件之后，党中央、毛泽东极为重视，下决心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