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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随着全国抗战全面展开，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在如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分歧，出现了右和“左”的错误倾向。为了坚持党的领导权，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必须从理论上进一步武装全党，为全国人民指明抗战前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分析抗战以来的中国时局，科学地制定了关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灵活务实的斗争艺术的结合。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红军，巩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
1．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是个极大的震动，为了讨论、制定对共产党、对日本的政策，国民党决定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五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于1937年2月10日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是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所赞成的。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个让步是必要的。有了这样的让步，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才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让步又是有原则的：第一，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同时共产党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第二，在特区和红军中必须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
这个电文发表以后，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赞成共产党的建议，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反对汪精卫提出的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一个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表示“整个的民族利益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益之上”，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在对日政策上，“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次全会虽然还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虽然还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表明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2．国共两党为联合抗日继续谈判
为了敦促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应蒋介石在1937年1月间发出的邀请，派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
从1937年2月至3月，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就一些具体事宜进行了谈判。3月8日，双方商定由周恩来把近一个月谈判大体趋于一致的意见写成条文，即：“三八协议”，主要内容是：(1)红军现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2)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请军委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3)在红军改编的三个师以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等等。两天后，贺衷寒提出一个修改方案。限定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师只能1万人，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省。将“改选推荐”改为：“地方推荐”，删掉“民选制度”。这种以“谈判”、“改编”为名，行“收编”、“招安”之实的无理要求，为中共代表严词拒绝。3月13日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继续进行谈判。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立场，蒋介石基本上同意了中共代表提出的有关边区政府和红军改编的意见，并提议由周恩来起草一个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中央政治局召集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杭州谈判的情况。6月，由周恩来携中共中央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在庐山，蒋介石又推翻了在杭州的许诺，提出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派出同等数量人员组成，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4.5万人，副职由国民党员担任，并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陕甘宁边区的正职官长也要由国民党政府指派等无理要求。中共对蒋介石企图通过谈判来达到收编红军、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溶化共产党的企图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从大局出发，重新拟定了同国民党的谈判方案，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及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让步。在这次谈判中，蒋介石虽然仍表现出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的活动、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倾向，但是，他承认国共两党合作的表示，毕竟是有利于实现全国抗战的。
3．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和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的召开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为了使全党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策略，做好迎接大转变的思想准备，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至6月，先后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是5月2日至14日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组织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的有64人。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博古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作专题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报告指出，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立即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的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进行这两方面的改革，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报告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报告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党必须正确地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共产党人在为实现这些口号所规定的具体目标时，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必须正确建立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必须发展共产党的队伍，保持思想的统一和严格的纪律等。报告最后指出：在党内，必须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争取更多的群众，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要警惕右倾错误在新的形势下复活，以免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在结论中，毛泽东批评了否认国民党转变的“左”的错误。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于5月17日至6月10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张闻天、刘少奇主持会议。这次会议总结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着力引导全党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思考和分析过去白区工作遭受挫折的教训，彻底否定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会议着重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新形势下，党在整个白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方针、策略和任务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为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以后，党积极开展了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巩固和平、促进团结、实现抗战的各项工作。
针对国民党计划于1937年11月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国人民说明，国民党政府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和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呼吁全国各界联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政治制度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取消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规定；主张民主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废除圈定和指定代表的办法；提出大会的任务不应限于通过宪法，而应扩大到讨论和制定抗日救亡的方针等。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无理起诉的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中国共产党将以上主张直接向国民党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得到许多党派和广大进步青年的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地方实力派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一批又一批的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到延安参观学习。1937年5月3日，冯玉祥发表实行中苏联盟、扩大爱国抗日运动、保障公民自由、组织并武装民众、立即停止“剿共”军事等五项抗日救国纲领。6月，上海市民4000多人上书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山东、广西、四川、山西等地的地方实力派也同共产党进一步联系，表示愿意共同救亡。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在6月6日到达延安，表示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愿合作抗日。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也取得明显进展。
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派出由涂思宗、萧致平率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他们考察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各武装部队，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欢迎。中央考察团表示愿将延安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6月上旬，蒋介石与周恩来继续在庐山谈判。国共合作的形势已渐趋明朗化。
(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开始。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严正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中国共产党是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1937年7月8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发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蒋介石。7月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在谈判中，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但在红军和苏区的管辖、每个师的参谋长和政训主任由哪方选派等问题上，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使谈判陷入僵局。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同时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仍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蒋介石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八一三”事变，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使国民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蒋介石表示同意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左权任副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日的诚意。
9月6日，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在全国抗日形势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督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向全国公开发表了共产党于7月15日递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宣言》提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发动民族革命抗战；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幸福与愉快的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诺言：愿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宣言》光明磊落、坚持抗日、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精神，受到各方面的称赞。
蒋介石于9月23日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表明了他的抗日立场：“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至此，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它的伟大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形成了一个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以及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参加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又是国共双方都有军队、政权的合作，是既无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又无两党见诸于文件的共同遵循的共同纲领的合作。这些特点，必然会造成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
具体而言，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为直接对象的民族政治联盟，因此有着广泛的民族性。同时，统一战线成员广泛，又有深刻的阶级区别，决定了他们对外进行民族斗争时，内部必然存在严重的阶级冲突；又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共两党各自拥有政权和军队的合作等特点，从而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团结与斗争，如何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怎样进行阶级斗争等问题。此外，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也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正是针对上述情况，总结建党以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其总的出发点是：在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其核心是独立自主原则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
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在1937年8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就科学地预见到：“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主要表现是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丧失警惕，议会主义倾向，八路军新军阀主义倾向等等。产生这些错误倾向的主要原因，从国民党方面的影响来说，是当时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共产党投降”等反动宣传，国民党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对中共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限制与削弱政策，以及对共产党干部的收买腐蚀。从党自身来说，共产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党内理论水平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经验等等。
针对以上情况，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尖锐提出：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国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①它实质上就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国。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撰写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中，反对洛川会议决议，反对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错误的主张：他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错误地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依靠谁抗战问题上，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正规军身上；在组织纪律上，不服从中央统一领导，其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代表中央发表宣言、决议和与中央方针相违背的言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统一和纪律。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克服错误倾向，统一全党思想，确定共产党在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到会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王明、张闻天、王稼祥、项英等17名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这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就是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
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内容作了科学的概括，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自主权，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人民力量。独立和统一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主张用同国民党长期合作的方法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但绝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否则就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目的，在于保持、发展自己的阵地，否则就不能引导抗战走向胜利。为此，必须正确处理以下两个关系。
(1)正确处理让步与进攻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时期党在战略上仍是要求使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解放，是要进攻的。然而由于此时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首要的任务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在坚持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原则下，适当照顾同盟者的局部利益和当前利益，在一定情况下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然而这种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允许可的。”②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让步是双方的、积极的，不应是消极的问题。指出“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③做出有原则的让步的目的，在于换取对方的让步，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最终人民的胜利，这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2)正确处理“斩”与“奏”的关系
抗战初期，针对党内存在的右倾错误，毛泽东指出，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要正确处理好“斩”与“奏”的关系，不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坚持发展人民力量。针对具体情况对国民党或者先斩后奏，或者先奏后斩，或者斩而不奏，或者暂时不斩不奏。“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④
抗日战争时期，党正确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获得主动，在军事上打击来犯之敌，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证党对人民武装和根据地人民的绝对领导，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地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和政策，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南方局和刘少奇负责的中原局。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为更好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的良好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8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