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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祥地。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成长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贯彻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光辉典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经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坚持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方针的提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活动，展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极其广泛的领域。也就在这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趋于成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推动“三位一体”联合与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1935年，以华北事变为标志，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进一步入侵，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大地上开始兴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和分化逐渐加深。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制定出适合新的战略方针的各项具体政策。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驻地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详尽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
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瓦窑堡会议决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同时又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人民共和国首先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又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会议相应调整了不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的政策，主要实行：(一)保护小资本工商业；(二)优待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爱国知识分子；(三)优待一切愿意反日反卖国贼的国民党军队的官长和士兵，并给予援助；(四)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五)保护华侨政策。①
瓦窑堡会议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上的问题。瓦窑堡会议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全党范围内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依据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过去只做下层统战工作的状况，采取上下层相结合的办法，把重点放在上层，尽可能争取各方面爱国人士，国民党高层人士，地方实力派和军队将领等。中共中央分析当时西北地区的形势，把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作为上层统战工作的重点，分别对张、杨部队展开统战工作，争取这两支进驻陕甘的国民党军队同红军一起抗日，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大联合，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一)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形成
1．上下层相结合，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
1935年5、6月间，身兼“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的张学良受命将东北军开往西北“剿共”，9月中旬，经过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和直罗镇战役，东北军连遭败绩，损失惨重。蒋介石、何应钦不但不给补充反而撤销了被红军歼灭的三个师的番号。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使张学良认识到“剿共”之路行不通，必须另找出路。
中国共产党及时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充分考虑到张学良将军的爱国思想，认为东北军广大官兵“九·一八”事变后，背井离乡，深受国破家亡之苦，他们厌恶内战，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因此，党积极采取上下层相结合，内外相结合等策略，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
第一，开展政治宣传工作。193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专门成立白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同月25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以公开信形式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了东北军曾经有过的抗日历史，呼吁东北军和红军团结起来，“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②此外，还通过个人信件，向张学良、王以哲等申明大义，使东北军上下层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联合全国军民共同抗日的主张。
第二，教育、释放俘虏。东北军进攻陕北数役，被俘近4000人，红军不仅不虐待他们，而且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发给他们《八一宣言》等文件，对他们进行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他们被分批释放，回到东北军后成为党和红军的义务宣传队。
第三，建立部队间的友好关系。1935年冬到1936年上半年，东北军同红军对垒的前线，有六十七军、五十七军和骑兵军，都同红军建立了友好关系。红军经常邀请东北军官兵参加战地联欢，中下层官兵关系密切。
第四，上层领导人直接会谈，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的襟怀和真挚的诚意，使张学良决心与“中共接触以谋求合作，停止剿共战争……团结其他方面共同抗日”。③1936年3月张学良到洛川与应约前来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克农会谈，双方达成关于停战、交通和通商等问题的口头协议。4月9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同张学良于肤施(延安)桥儿沟教堂举行秘密会谈。双方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张学良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认为蒋尚有民族情绪，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表示如果蒋介石确要降日，他一定弃蒋决裂，但如果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有可能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相互帮助，互派常驻代表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肤施会晤后，中共中央委派刘鼎作为中国共产党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
中国共产党慎重地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这一重大方针的转变，不仅团结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广大官兵，而且得到社会各界和其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指示，对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方针、工作方法等作了明确指示，强调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应该上层和下层同时并进。《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既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把东北军变成抗日救国的友军。争取的办法主要靠耐心说服与解释工作。文件指出，在东北军内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加速争取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过程。”④根据这一指示，红军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都专门设立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机构。中共中央派出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常驻西安，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开展抗日宣传和干部训练，为两军的团结合作，打下了基础。9月，中共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共同结成反日联盟。
肤施会晤的成功，《指导原则》的发表，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开始走上了联共抗日道路。
2．努力消除与西北军的误会，实现共同抗日
杨虎城及其率领的西北军素有进步之名，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较深的历史关系。杨虎城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多次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比较早地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他在自己部下任用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南汉震、王炳南、申伯纯、杜斌丞等。中国共产党正是利用这批人对杨虎城及其部下的影响，逐步展开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申伯纯到南京，向杨虎城及时通报《八一宣言》内容及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杨表示赞同，同意就有关红军与西北军订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的事宜具体商谈。12月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给杨虎城等的亲笔信到西安，三次和杨会谈，多次与杜斌丞会晤，又做邓宝珊的工作，申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解释并消除了杨虎城一些误会。杨虎城表示同意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主张。1936年2月初，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到西安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会谈中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双方商定：一、红军与西北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二、再派代表，密切联系；三、在西北军掩护下建立红军交通站、运输站；四、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同意了这四项协议，并派张文彬为中国共产党代表驻西北军工作。协议达成后，红军秘密交通站、运输站在西北军掩护下，在富县、西安等地相继建立起来，双方前线也从未发生实际冲突。
由于中国共产党努力工作，在1936年3、4月间，分别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建立统战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促使张、杨及东北军和西北军改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专门指示在两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帮助消除隔阂，从而促进了张、杨间的团结合作，在联合抗日的共同政治目标下，两军间的官兵关系也得到改善。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放弃了“反蒋抗日”方针，正式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⑤。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以及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都在这一共同方针下秘密结成联盟，标志着“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格局的初步确立。至此，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为了实现西北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在做东北军、西北军统战工作时，也采取了上层统战方式，还注意开展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发赴新疆联络新疆督办盛世才，初步沟通了中共中央与盛世才的联系。9月22日中共中央派彭雪枫为特使，携带毛泽东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亲笔信，赴兰州联络，向于学忠表示了双方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的愿望。1936年夏，彭德怀率领红军西征时，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不仅派朱瑞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而且发布了给宁夏当局马鸿逵、马鸿宾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提议书。为团结回族人民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发表《对哥老会宣言》，呼吁哥老会与红军共赴国难。同时，中共中央也加强做与驻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其他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如榆林的高双成第八十六师，绥德、清涧的高桂滋第八十四师。他们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赞同联合抗日，并且达成协议，力争避免双方军队的摩擦，保存西北地区的国防力量。这样更有利于巩固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地位
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张、杨两将军及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官兵的爱国主义思想，无疑是重要的基础，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并依照这一路线，从多方面积极主动地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和争取。因此，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下简称“西北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的伟大胜利。它在中国革命史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西北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西北地区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蓬勃兴起。1936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纷纷成立。6月初，由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别支部李木庵、徐彬如等，组织了西北军各界救国会(简称“西救”)。9月初，以东北旅陕同乡和东北军军人为基础的“东北民众救亡总会”(简称“东救”)成立。这两个抗日救亡团体广泛联合各界爱国人士，开展救国宣传组织工作。1936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西救”、“东救”发动群众召开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游行示威。10月10日“西救”和“东救”组织群众集会、游行，反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0月下旬，西安学生8000多人在革命公园举行追悼鲁迅大会。12月9日，由“西救”和“东救”发动的，以学生为主体的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把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西北统一战线的形成，使红军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与张、杨停战议和之后，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又因实施交通、贸易等协定，根据地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发展。红军既有了休整时间，又得到张、杨的资助，红军力量得到迅速发展。1935年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红军还不足三万人，1937年初，陕北的红军就增加到七万多人，为全国抗日战争作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准备。
西北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阵线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军队以至张、杨部队，原都以“剿共”为主要任务。西北统一战线建立后，张、杨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积极从事抗战的准备工作。东北军和西北军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联合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着力培训抗日军事干部。聘请中共人员训练军队和进行抗日教育。张、杨还分别派人“到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和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四川刘湘、云南龙云、山西阎锡山、新疆盛世才等部”⑥向他们说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意向，收到一定的效果。
在西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酝酿、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实际的领导者和灵魂。1936年冬，西北“三位一体”抗日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西北统一战线的形成，导致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并促成其和平解决，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1．西安事变的爆发
“三位一体”局面形成后，停止内战、逼蒋抗日是其共同的指导方针，而西安事变则是逼蒋抗日的关键行动。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主张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张、杨联共抗日的思想日趋坚定，蒋介石却逼迫他们继续“剿共”。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公开向张、杨摊牌：服从“剿共”，就将东北军、西北军开到陕甘前线进攻红军；如不服从，则把陕甘让给中央军，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⑦。对于蒋介石破坏、拆散西北“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张、杨都不能接受。“围剿”红军，不但张、杨不愿意，已经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的中下层官兵更不能容忍。而东北军、西北军东调，则让蒋有逐个削弱之机，三方苦心经营的联合局面无疑就会破坏。于是，张、杨想尽办法对蒋“苦谏”，劝说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对此设想了两个应对方案：继续劝说蒋介石改变打内战的政策，如果劝说无效，准备硬干。12月7日，他到临潼去见蒋介石，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但毫无回心转意的迹象，反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拍着桌子大声喊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蒋实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杨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大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发动事变的目的，在于逼蒋抗日。12月13日，张、杨发表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并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一系列政治、军事举措。张、杨的八项主张及一系列措施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影响下的产物。可以说，西安事变是西北统一战线发展的必然结果。
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映，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乘机大肆侵略中国，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并派出代表赴西安谈判。
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宋庆龄提出建议：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国民党内的冯玉祥、李济深分别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党政府，支持张、杨主张，反对武力“讨伐”，力求和平解决。
2．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张、杨的行动予以明确的支持，力求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⑧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政治形势及我们应采取的方针。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的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揭露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给张、杨以积极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后提出的抗日主张；作军事防御准备，防止亲日派的“讨伐”进攻。为此，中共中央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支持张、杨抗日主张及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建议召开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商讨解决事变问题和抗日救国大计。为制止亲日派发动内战，红军主力集中到三原、泾阳等县，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同时，中共中央致电上海的潘汉年，告知我党和平解决事变、避免内战的方针。中共中央还致北方局刘少奇电，指示白区的党员应充分发动群众，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
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于17日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计，协助张、杨处理善后事宜。周恩来到达后随即分别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向张学良分析了对蒋两种不同的处置方法可能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二是宣布其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杀掉，就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放他回去。周恩来的一番话，更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周恩来在与杨虎城会谈时，杨担心轻易放蒋，一旦蒋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周恩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并做了许多解释。杨听后感慨地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员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举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12月21日的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等同蒋介石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了六项条件⑨。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就立即扣留了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团结，基本保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成果。
总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612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③ 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版，第440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⑥ 宋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史》，东北师大出版社，第153页。
⑦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6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46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