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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新发展
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1938年10月，日军虽相继侵占了武汉、广州，但也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损失惨重。随着战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解放区的扩大，沦陷区游击战的广泛开展，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基本停止，抗日进入相持阶段。此时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力图分裂国共合作。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暗中还同日本谋求妥协。1939年9月，德军进攻波兰，欧洲战争爆发。英、美、法妄图牺牲中国，诱使日军进攻苏联。但远东慕尼黑阴谋未能得逞。国民党统治集团发生动摇和分裂。1938年12月29日，亲日派汪精卫发表声明公开投敌当了汉奸。蒋介石集团一直惧怕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壮大，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影响下，也明显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从1939年12月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国民党采取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的对内政策。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共活动和一党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坚决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发展。同时，在抗日各根据地为了更好地赢得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以及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进一步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提出实行广泛的民主政治，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和抗战始终贯穿了这一历史时期。陕甘宁边区适应时代要求，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贯彻“三三制”原则，建立了具有广泛民主性质的“三三制”政权，为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表率，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这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河北地区。其根本目的是企图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边区五座县城，并阴谋进攻延安，中国共产党坚决予以回击。在山西，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动用他在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的全部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和八路军。蒋介石在中条山的几个军也采取同样的军事行动。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持下，奋起抵抗，打退了阎锡山和蒋介石的进攻；1940年1月整个晋西北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2、3月间，国民党军队进攻晋东南的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受着日本和国民党夹击的八路军，坚决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压住他们的反动气焰后，中共中央立刻派朱德、萧劲光、王若飞分别到洛阳和宜川秋林镇同卫立煌、阎锡山进行谈判，同他们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着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是民族战争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两党、两军之间政治斗争和军事摩擦。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的斗争中，共产党内有一种认为国共合作将要破裂，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的“左”的倾向逐渐发展起来。同时，不敢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右的倾向也还存在。
为了总结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教训，纠正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1940年间，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重要文件。他总结全国抗战以来实行国共合作及反摩擦斗争的经验，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
毛泽东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党内在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左”右摇摆，必须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上作全面的了解，方能克服。中共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①。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于，“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②。
毛泽东提出，要在阶级关系的“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具体来说，就是要把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法西斯派加以区别；把汉奸亲日派中的两面分子和死硬汉奸加以区别。在正确的阶级分析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柱。发展进步势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是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是这个政策中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
争取中间势力，主要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三部分人。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间势力包括了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军官，各抗日小党派等。中间势力各依其阶级性的不同，对土地革命、对民主、对顽固派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可以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共产党应该而且可以争取他们作为反对日本侵略和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同盟者。争取中间势力的主要条件是：(一)共产党有充足的力量；(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三)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步地取得胜利。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任务。中间势力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恰当的政策。
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抗战阵营内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是当权的统治者，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之，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同他们的反共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直至军事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才能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使进步势力得以发展，使顽固派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而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在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有利，即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即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必须适可而止。这些原则，同样是紧密联系，相互配合的。坚持这些原则，就能使这种斗争分寸适度，取得成效。
(三)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试点和推广
在中共中央提出“三三制”原则以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在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体经历试点和普遍实施的两个阶段。
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首先是在陇东、绥德及富县等地开始试点的。陇东、绥德两分区是1940年3月边区击退国民党军事进攻，赶走专事摩擦的“县太爷”后，完全统一于边区的新区。当它们统一于边区之时，正值中共中央发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指示。同时，这两个新区与老区相比，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还不稳固，矛盾和斗争错综复杂。因此，在这样的地区试行“三三制”，不仅对于巩固这些地区党的领导，而且对其它地区实施“三三制”积累经验，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为此，边区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在这两个地区新政权建设中，从开始就贯彻执行了“三三制”原则。
1940年4月13日，边区政府发出体现“三三制”精神的《对陇东分区今后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新区在政权建设中，“不仅顾及到工农群众的关系，而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与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开明绅士与地主资本家等的正确关系”。“在政权中，教育机关中，有非党的左派革命分子、有无党派或有党派的开明绅士、地主、商人或知识分子等当官或当工作人员，这才符合于各阶级各党派与无党派的统一战线”。“在新政权下，虽然是我党占领导地位，但必须有其他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有各阶级的人员存在，不是一经我们建立了新政权，而其他党派与其他阶级便都跑光了”。③在政权工作中，不仅要照顾到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要照顾到中上层阶级、阶层的利益，既要倾听下层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呼声，而且也要注意中上层的呼声与要求。6月7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就关于新区建立统一战线模范政权的意见给陇东分区负责人王维舟、朱开铨作了复函。强调了关于民主政府的选举问题和在政权中团结合作问题。要求新区在政权机关的正式选举中，必须首先做好充分准备工作，发动广大民众的民主热忱，以便民众认真选举议员，保证“三三制”不流于形式和乡村政权不为豪绅地主所把持。④
依据边区党和政府的指示精神，陇东、绥德分区和富县开始直接的民主选举。但是由于许多党员干部对建立统一战线政权还缺乏认识，“三三制”的实行(主要是选举县、乡参议会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出现了严重的“左”的倾向。一些乡间公正的、较进步的、有威望的分子仍然没有能够被组织与团结在党领导的政权中，他们对党领导政权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为了防止和纠正各种可能和已经出现的问题，边区政府又发出指示，强调必须认真地在政权组织建设和政策执行中切实贯彻“三三制”原则。在边区党和政府的直接指导下，绥德、陇东两新区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1940年5、6月间，绥德分区的绥、吴、清三县通过人民的直接选举，产生了各县的保甲长、联保主任及县长等行政工作人员。为了进一步发扬民主，增强抗战力量，巩固河防，在分区参议会未正式选出之前，绥德警备区于7月28日至8月4日召开临时参议会，作为过渡的民意机关。遵循“三三制”原则，参议员在全警备区中各地开明绅士、各抗日党派、团体和当地政府驻军中选派，共计75人。其中国民党员9人，共产党员17人，其他49人为无党无派的各界代表以及各县著名绅士。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张秀山为临时参议会议长，安之钦为副议长。大会最后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今后施政纲领及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提案。陇东分区在成立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基础上，1940年9月18日召开陇东分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是遵循“三三制”原则由各党派、驻军、群众团体选出，并由专署聘请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士共75人，正式出席会议者50多人。大会选举绅士刘仲为议长，段得章为副议长，参议员讨论通过专员王维舟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有关陇东今后抗战建设工作的提案。
对于“三三制”原则，边区政府不仅在政权建设中试行，而且推广到其他工作中。1940年底，边区政府在延安中区五乡组织征粮工作中试点。当时这个乡组织征粮委员会时采用民主选举方式，选出的27个委员，共产党员9人，其余18人为党外人士，其中有富有者和绅士3名，正好符合“三三制”原则。因此征粮工作进行顺利，提前并超额完成了任务，深受群众的称赞。“三三制”原则在绥德、陇东等地县的政权建设中初步尝试，尽管出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仍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拥护，提高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社会影响。实践证明“三三制”的政权政策，不仅能适用于政权的上层机关，而且能适用于政权的最下层组织——乡村政权；同时也完全证明“三三制”不仅能适用议会，也完全适用于行政机关。”⑤这一政策在理论上合乎当时各阶级的政治要求，是发扬民意，增强抗日力量的有力武器。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在研究了陇东、绥德等地和延安中区五乡的试行经验后，增强了推广的信心，决定在全区普遍实行“三三制”。
民主选举是民众体现自己意志和要求的基本环节，是产生民主政权的根本途径。“三三制”作为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必须建立在实行真正普遍的民主选举之上。因此，边区中央局边区政府为了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健全边区的民主制度，决定于1941年在全区范围内实行普遍的民主选举(边区第二次民主选举)，正式选举产生体现“三三制”精神的各级参议会。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指出：根据延安各地征粮委员会的组织和绥德、陇东等地参议会经验，“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地实行‘三三制’”。“三三制”不仅在民意机关中实行，而且要“仔细的有步骤的大胆的选举非党进步人士到政府机关为行政人员”。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党对选举运动的领导，在党内外进行“三三制”政策的宣传教育，同时，要防止实行“三三制”选举时，“不放手做”与“放弃领导”等错误偏向。⑥同一天，边区政府向分区和各县发出了《为改造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强调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未经过选举的地区，各级政府都是临时的，必须由老百姓选举，才能叫正式政府”。⑦
2月7日，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边区选举委员会同时宣告成立，并立即开始边区三级选举的各项准备工作。3月，乡(市)参议员的选举在边区各县陆续开始，4月普遍展开。为了教育党员和贫苦农民群众懂得实行“三三制”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纠正部分群众的错误认识，同时保障“三三制”的实行和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权中的优势。5月1日，由边区中央局提出，毛泽东亲自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公开发表。这一纲领充分体现了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策略原则，包括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施政纲领提出对于政权问题的明确规定，表示中共愿意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政权中只占三分之一。中共党员干部要真诚热情地与三分之二的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五一施政纲领”发表后，边区分阶段地进行了乡、县、区三级抗日民主政权的选举运动。边区政府一方面大力宣传和解释“五一施政纲领”，一方面加强对选举运动的动员和指导。为了保障广大贫苦农民在选举中的优势，防止地主豪绅把持乡政权，想方设法组织农民采用了适合边区特点的选举方式，如背箱法、投豆法、举手法等，进行选举活动，以保证贫苦农民参加选举的广泛性。同时，在参议员选举中还必须保障“三三制”的执行。7月，在边区参议员选举前，中共中央西北局就边区参议员候选人问题发出正式通知。边区各县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对县和边区参议员候选人作了新的调整。8、9月间边区各县开展了县和边区两级参议员的选举，并召开县级参议会，选举县长县政府委员会的成员，组成了新的县政府，共选出边区参议员242名和2624名县参议员。
但是，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对于“三三制”原则认识不足，对于帮助非党候选人当选的意义理解不深，工作不力，加之人民群众对选举中间分子在思想上有抵触情绪，投票结果非党候选人，尤其是开明绅士候选人落选者过多，共产党员仍占绝大部分。边区政府依据选举条例的规定，决定聘请部分边区参议员。10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了《关于边区政府聘请非党人士为边区参议员的通知》。随即，边区政府向各县下达聘请非党候选人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名单，由各县政府会同选举委员会，正式聘请非党参议员为边区参议员。这次共聘请46名非党人士(其中绝大部分是开明绅士)为边区参议员，边区参议员成分有所改善。根据同样的精神，各县也聘请了一些非党候选人为县参议会正式议员。至此，边区的第二次民主选举基本结束。这次民主选举的特点是贯彻“三三制”。在各级参议员参议会的选举中，力求全面实现“三三制”，在边区各级从民意机关到政府机关，初步建立起“三三制”政权。因此，也称这次三级选举为“三三制”选举。
在全边区普遍选举的基础之上，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它是体现“三三制”精神和执行“三三制”原则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为了激发广大党外人士关心和参与政权的积极性，克服党内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在开幕式典礼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任何政党制定政策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共产党必须倾听党外人士意见，虚心向他们学习，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毛泽东诚恳地指出：“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⑧
毛泽东的讲演进一步阐述了实行“三三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实行“三三制”的诚意。在毛泽东讲演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这次参议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民主局面。共产党人表现出大公无私的高尚风格，广大党外人士畅所欲言，表现出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的十分信赖和拥护，踊跃向边区建设献计献策。整个大会充满了民主和团结的气氛，是边区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团结的大会，充分体现出了党的“三三制”政策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
“三三制”原则的提出和实施，是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必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者提供了强大的武器，不但在团结和争取一切抗日力量，保证抗战最后胜利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党的政权建设史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三三制”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施，构成了抗战中的中国地方政权的一部分，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因此它“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③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页。
④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页。
⑤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6页。
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
⑦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2版，第809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2版，第741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