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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一、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区的形成
陕甘宁边区由革命根据地向抗日民主根据地过渡过程中，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产生的统一战线区问题，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逐渐出现。
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作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使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区的军事斗争忠实地遵照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原则，坚持以独立自主原则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为指导，取得了最后胜利，统一了边区。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区的军事斗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的胜利。
(一)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区的出现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所有“剿共”事宜一律停止，并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至此，正式结束了西北战场上国共两党之间的敌对状态。
12月16日南京政府宣布对张、杨的“讨伐令”，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开赴潼关，向渭南、华县挺进直逼西安。为此，张、杨把在陕北“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调至关中东部，以迎击中央军的“讨伐”。为了避免新的内战，一致团结抗日，对张、杨给予实际的援助，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立场。12月21日经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张学良、杨虎城反复磋商，共同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在西安以东地区阻击“讨逆军”刘峙部。随即，红军主力离开定边、环县地区，迅速南下。25日，26日到达庆阳及其南北地区，以便策应东北军和西北军。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军对西安军事威胁解除，红军主力即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地区休整待命。与此同时，陕北红军在征得东北军的同意后，进入原东北军的部分驻地，接管在延安等地的遗防。1936年12月18日，陕北红军进驻延安城。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也迁至延安城。
红军在进入东北军防地时，开始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首先停止了在这些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旧政权依然存在。党和红军根据共同的抗日纲领，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广泛地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建立地区性的抗日救国会，并加强其作用，使之逐渐成为该地区的实际政权机关。1937年1月初，国民党中央军重新进逼西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同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一方面按同杨虎城商定的计划，红军主力进到西安以北淳化、旬邑等地区。1月下旬，东北军、西北军接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动，逐步调离陕甘地区。2月9日，中央军顾祝同部进抵西安，组成西安行营。当日下令停止对陕甘的军事行动，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的和平局面得以继续保持，红军的驻地也得到保障。这期间，红军在友军区域的驻地有：陇东的庆阳、合水、正宁、宁县，陕北的肤施(延安)、富县、洛川和关中的旬邑、淳化等县城，这些地区就成为陕甘宁边区最初的统一战线区。
经过1937年2月至9月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国民政府确认陕甘宁边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1937年2月至5月改为陕甘宁特区，9月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在行政上的完整，并直属南京中央国民政府。12月边区政府呈文国民政府，要求将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共23县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管辖范围。但是国民政府一直予以延宕，未明令边区的具体范围。1938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了山西的大部分地区之后，企图西渡黄河，进攻大西北，河防吃紧。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河防，在绥德、米脂、葭县(后改名为佳县)、吴堡、清涧五县设立绥德警备区，调在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部队进入绥德警备区驻防，以加强河防。陈奇函为警备区司令员。八路军留守部队在进入警备区以后，同样广泛地发动群众性的抗日运动，组织抗日救国会，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的统一战线组织。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军政人员抗日，“分会”请绥德警备区专员兼县长何绍南任主任，陈奇函为副主任。这样，绥、米、葭、吴、清五县也成了边区统一战线区。
(二)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区的基本政策
为了加强党在统一战线区的工作，1937年2月中共中央发了《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基本草案》，对于统一战线区党的政策作了说明的明确规定，提出以民主共和国的共同纲领代替党过去提出的抗日救国纲领，红军在必要时可以改变番号，接受统一指挥。“共产党在原则上应该参加统一战线政权机关”等。草案对于旧政权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统一战线区域内的旧政权，不是采取敌对的、摧毁的斗争方式，而应该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办法，与自下而上的群众压力，使之改造”。“党应该有系统的使当地的实际权力操纵于当地群众的抗日救国会的手里，应该吸收一切抗日力量到斗争中来，就是暂时的一天半天的同盟者都不放弃。对于动摇不坚定的同盟者，应与之进行斗争”。工作草案特别强调，“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下，应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应实现自己是唯一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①
中共中央这一原则指示，为红军在统一战线区内的工作指明了方向。红军在进入统战区时，坚决地贯彻执行指示精神，尤其是严格执行对待友军与旧政权的基本政策，受到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欢迎和称赞，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即使在边区管辖范围内也不放松，照例派出官员，扩充保安队，以维持其“一党专政”，加强其政权力量。旧政权的存在严重地阻碍着统一战线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了改造国民党旧政权，中国共产党执行自上而下的改造和自下而上群众压力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性抗日运动，组织抗日救国团体，成立抗日救国会，并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里的抗日救国会实际上是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形。但是，国民党旧政权仍然存在，统一战线区出现双重政权的局面。双重政权的存在成为统一战线最根本的特点，使斗争呈现出一系列复杂的情况。
(三)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成立
1．统一战线区面临的问题
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区的存在有利于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它扩大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范围，有利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但同时由于统一战线区双重政权的并存，使党在统一战线区的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以至于尖锐的斗争。
第一，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既得利益面临着丧失的危险。国民党旧政权支持和唆使地主势力颠覆民主政权，一些地方的区、乡政权重新被地主势力霸占，地主分子采取各种手段，威逼胁迫农民退回已经分配的土地、房屋、农具以及索取已经废除了的欠租欠债等等。一部分农民遭受到土地得而复失的威胁。
第二，土匪活动重新猖狂，社会秩序发生混乱。原来在工农苏维埃区域内存在的土匪已基本上被消灭，因为生活困难所迫而造成的盗匪，许多也已被改造成新人。统一战线区形成以后重新出现的土匪，主要是由地主复辟势力、日寇汉奸、国民党特务纠集起来的股匪，他们妄图颠覆抗日民主政权，破坏边区统一。他们袭击八路军，围歼抗日自卫军，暗杀抗日军政工作人员，摧毁边区地方政权机关，扰乱边区社会秩序，危害极大。
第三，压制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制造摩擦，危害陕甘宁边区。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起，国民党就指使其在陕甘宁边区境内的地方政权机关进行反共宣传活动，制造谣言，攻击和污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欺骗、杀害抗日工作人员，并利用邮电机关进行特务活动；压制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捣毁或解散抗日救亡团体；挑拨离间八路军同群众和地方友军的关系，支持反动民团和地主势力进行复辟活动，以至调动保安队袭击八路军等等。因此，在陕甘宁边区国共双方的摩擦事件时有发生。
上述问题源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在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区，国民党不仅有政府机关，而且还有县党部，在绥德警备区等还派有专员。这一切严重地阻碍了陕甘宁边区在行政上的统一。从当时情况来看，在国民党所派出的县长、专员中，除了个别主张抗日、同情八路军者以外，绝大多数是顽固派分子，其中有的还是摩擦专家。因此，要团结抗战，消除摩擦，则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同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顽固势力作斗争，以保障人民的既得利益和坚持长期抗战
2．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成立
统一战线区是在红军进驻的情况下形成的，也只有在保持和发展人民武装力量的条件下，才能使统一战线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因此边区着手建立和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红军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后，在统一战线区斗争中，为了更好地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自主立原则，建立和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基地，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留守处。
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是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策。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甘宁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针对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惟一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惟一依托，党中央要在这里扎根。陕甘宁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它距离华北前线不远，指挥比较便利。从根据地现状来说，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又有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箝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会前毛泽东同肖劲光等多次谈过，并且已经确定留守陕甘宁根据地的人选。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完成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必须要留下一支部队。经过统一思想，决定从整编的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部队留守陕甘宁根据地。
洛川会议后8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将第一一五师辎重营，第一二〇师特务营、工兵营、辎重营、炮兵营及第三五九旅的第七一八团，第一二九师的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第三八五旅旅直一部及第七七〇团、骑兵连、鹿甘独立营，共约九千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统一编制为警备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团，肖劲光为主任。留守兵团连同保安司令部所属各部共计人员31609名，长短枪15153支，轻重机枪1077挺，迫击炮17门。②9月，肖劲光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按照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决定着手整顿留守边区的部队。
193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陕北红军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分别编成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的炮兵、特务、工兵、辎重营，并划定驻防地区。当时，陕甘宁边区已有18个县(后来按照国民党三三三次会议划定，陕甘宁边区为23个县)，将边区划分为东地区和西地区两个留守处。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富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为副主任。定边、盐池、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旬邑、淳化划为西地区留守处，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延安，整个部队约9000余人。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红军在十年内战期间建立的众多根据地中唯一得到保存的一块根据地，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八路军抗日出征的总后方。所以，留守部队担负的任务是很重的。东面隔黄河相对的是以华北沿平绥线进攻的日本侵略者，要随时准备抗击日寇入侵，固守千里河防。南、西、北三面，有国民党二十几个师包围。在边区当时也是国共两个政权并存，虽然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还时有发生。同时，边区内部大大小小40多股土匪经常四处袭扰，严重威胁边区的正常生活秩序。1937年10月，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由肖劲光担任留守兵团的司令员，考虑并着手对留守部队进行全面整顿，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在组建正规军的同时，陕甘宁边区从村、乡、区到县各级建立了自卫军。这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是保卫边区的强大支柱，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坚持独立自主的物质基础。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这次会议，颁布命令取消过去各单位杂乱的番号，实行新的编制序列，配齐了政治委员，将留守部队编为：警备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钟汉华；警备二团，团长周球保，政委甘谓汉；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警备四团，团长陈先瑞，政委刘国桢；警备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节宗贵；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政委张达志；警备七团，团长尹国赤，政委刘随春；警备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政委肖元礼；还有一个鹿甘独立营和一个骑兵营。另外，在绥德成立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参谋长毕占云。全部队共约一万五千余人。兵团成立了参谋处，政治部，供给处，机要处等直属工作机关。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留守兵团的正式成立大会，是一个确定方向、制定措施的决策性的大会，党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都十分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的重要，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道路。这也表达了党中央对留守兵团这支武装力量寄予的深切希望，给留守兵团的全体干部以极大的鼓舞。留守兵团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使部队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3．八路军留守兵团成立后的军事斗争
(1)坚决清剿股匪，安定社会秩序。留守兵团创建之初，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尤其是土匪蜂起，四处窜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大患。因而，留守兵团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靖匪除暴安民。据统计，当时边区内的土匪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打家劫舍、掠夺财物为主要目的的普通土匪，较大的有在延长、延川一带抢劫的陈老大股匪，安定的刘子清股匪等；另一类则是有背景的政治土匪。他们除了抢劫钱财以外，专门以摧残我地方政府机关、破坏我党和群众组织、刺杀我党、政领导和军队工作人员为目的。这些政治土匪中有的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遭我斗争打击的恶霸地主和反动地方军阀武装(如三边的张廷芝股匪)，有的是由国民党顽固派操纵指使的著名惯匪(如盘踞在陇东一带的赵思忠股匪等)，有的是与日伪勾结的汉奸武装(如三边的薛子茂股匪)。
为了安定边区的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巩固民主政权，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对边区的股匪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为尽快肃清匪患，留守兵团研究，决定与地方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发动边区的群众与地方武装自卫军，共同除灭匪患。于是有的地方组织了小分队和部队一起战斗，有的发现匪迹，暗地监视，及时报告，对军队剿匪给予有力配合。地方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积极改善人民生活，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使得一部分因生计所迫、铤而走险的散匪，改邪归正。
肃清反动的顽匪，主要是军事围剿。经过反复研究，留守兵团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在每一匪区集结相当兵力，统一指挥，一经与匪接触，即轻装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击。经过数次围歼，一些县境内的土匪基本消灭。但是由于许多股匪实际上受到国民党旧政权的支持庇护，有的股匪在被迫歼时，进入国统区，未能达到全歼的目的。后来，随着国民党旧政权的撤走和经过数十次清剿，土匪被“彻底消灭36股，击溃10余股，缴获六〇炮、迫击炮两门，轻机枪10挺，步枪、马枪1700余支，子弹70000余发，俘匪900余人，缴获马100余匹”③这样，边区社会秩序的安定就有了保障。
(2)停宄除奸，保障边区人民既得利益。面对不法豪绅地主猖狂的反攻倒算活动，纠正一些基层工作的党员干部的右倾错误，提高他们的斗争经验，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并于1938年5月15日发布了这一旨在“停宄除奸”的布告。布告除明确规定“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④并对保卫边区治安、保障正常社会秩序都有明确规定。这个布告在边区境内到处张贴，在《新中华报》上连续登载，同时公函全国各界人士周知。
布告规定的“停宄除奸”的总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同国民党旧政权关系的基本准则和总政策，对于纠正边区抗战初期实际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保护边区人民的既得利益，巩固边区起了重大作用。为了在边区范围内贯彻落实其精神，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边区党委于5月27日联合发出《训令》，指出：“必须深刻的认识布告的精神是为着巩固统一战线，求得全国更亲密的团结，来制止一切破坏行动和破坏分子。因此不但要纠正右的投降倾向，同时也要防止‘左’的盲动倾向，正确的灵活的实行布告中所提出的具体方针”。训令要求各级党政军及民众团体，“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形，进行检查讨论与定出执行这一布告的具体办法”。⑤训令还具体规定了关于边区土地、房屋、森林、农具牲畜和债务纠纷，以及处理边界纠纷的政策。特别规定了在边区以内或以外，有两个政权的地区，互相关系的处置方针。这样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纠正了过去一些不妥当的做法。
1938年6月19日，边区政府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运用法制的手段，来制止各种反动的复辟活动。在《训令》基础上，正式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土地、房屋、森林、牲畜和债务纠纷问题处理的决定》和《关于处理边界纠纷和保护抗日救国团体，防止汉奸土匪阴谋活动的决定》。⑥两决定发出后，边区政府组织部分干部深入县乡指导工作。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亲自到志丹县指导工作，开展保护人民既得利益的斗争。志丹县人民严惩恶霸地主孙相奎是开展这场斗争的典型。在这场斗争中，坚持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样，既保障了边区人民的既得利益，也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边区的实施。
(3)既联合又斗争，击退军事摩擦，结束双重政权。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前，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区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和保安队所制造的摩擦，一般说，规模不大，次数较少，基本都是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较为合理的解决。但是五届五中全会以后，不仅国民党地方政府和保安队，而且国民党中央军也开始制造摩擦，并派大军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1939年底至1940年3月，这种摩擦发展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1939年12月，在胡宗南部第九十七师的配合下，宁县、镇原两县国民党县长率保安，袭击八路军驻县城部队，并分别占领县城。
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司令部坚决地执行党中央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对于国民党军队进攻给予了有力回击。同时为了避免因国共双方的摩擦而内耗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建议双方进行协商，并派谢觉哉为代表。因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虽几次协商，仍没有结果。同时国民党军队又袭占了八路军的驻地正宁和淳化两县城，绥德、富县等地也发生刺杀八路军干部事件，事态发展更加严重。针对这样的时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留守司令部在边区四周部署军事力量，以对付国民党军事进攻。同时，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认识到，国民政府派驻边区境内各县的县长，是许多摩擦事件的制造者。不把这些专事摩擦的“县太爷”赶走，不但不能根绝摩擦，而且给边区将带来更大的危害，严重妨害边区的民主建设。1940年2月15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为“肃官而利抗战”，呈请“惩办犯官何绍南”，并委任王震为绥德警备区专员，何绍南随即潜离绥德。此后，绥、米、葭、吴、清五县行政隶属陕甘宁边区，并逐步边区化。
赶走何绍南之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赶走全部专事摩擦的“县太爷”。2月19日肖劲光司令员致电西安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要求他转令陕西省政府将所有派驻边区之县长应立即全部自动撤退，否则即实行“护送”出境。此后，边区政府对境内所有国民党派驻的县长，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处置，逮捕了个别一贯制造摩擦的反动分子，一般的予以放行，对于主张抗战又愿意留在边区的给予热情接待，国民党肤施县党部指导员高仲谦先生就是同边区政府和人民友好合作的人士，受到边区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和礼遇。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向这些地区派出自己的县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至此，边区在行政上得到了完全的统一，双重政权局面从此结束。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区的政策完全适用边区的实践需要，统一战线区斗争的胜利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必须保持独立性，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否则终将牺牲统一战线。党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在统一战线区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争取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壮大人民的力量，为统一战线区斗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统一战线区斗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又联合又斗争策略的胜利。在统一战线区的形成阶段，党和边区政府的让步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双方让步，国内和平团结抗战的局面才能出现。在统一战线区的摩擦斗争中，由于国民党尚未最后破裂统一战线，因此这种斗争必须保持在统一战线的范围内。虽然在执行党的具体政策中，个别党政领导同志在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中表现不力，但总的说来，边区党和政府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所采取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当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的摩擦时，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坚决斗争，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确方针，果敢地结束统一战线区的双重政权局面，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结束了统一战线区，使陕甘宁边区得到完全统一。总之，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区斗争的胜利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的胜利，为边区实行“三三制”政策，走向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① 《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
②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③ 宋金寿、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402页。
⑤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⑥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3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