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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方略
栗洪武
延安时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和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挑起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国共两党对于抗日战争及中国发展前途的不同主张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共产党始终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使争取新民主主义前途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真正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这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官僚腐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当时，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边区的巩固和建设，在1937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把边区建设成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实现民主共和的模范区域”的总方针。1938年7月，毛泽东也进一步提出：“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①
一 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一方面要承担抗战经费的供给以及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留守部队的财政开支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又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奠定经济基础，担负起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总后方的战略任务，实行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大发展。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最首要和最根本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加强边区的自给能力，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供给，支持长期抗战。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提出并实行争取外援、休养民力和支持长期抗战的方针。边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实行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协调发展的政策；在产业结构上，实行农业第一、工业第二(主要是手工业)、商业第三的方针；在财政方面，实行照顾各方利益，适当征粮征税，合理负担，开源节流，厉行节约，生产自给的政策。根据上述总方针和总政策，边区政府在农业、工业、商业、财政等各方面，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及时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除此之外，边区政府还实行了许多新的政策，如在税收方面，取消了过去的42种税收，只征收盐税和部分货物税；在土地政策方面，边区早在1937年3月就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后来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公民权。边区政府还明确宣布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投资，奖励工商业者发展边区经济。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调整了边区各阶级的关系，取得了边区人民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并为边区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提高人民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陕甘宁边区也是贯彻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最早和最为成功的地区，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适合边区实际的具体政策，不仅是边区的各种经济成分得以发展，也为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榜样。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因素，使各阶级各阶层都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不论贫富都予以保护，都有资源和工具进行生产，改善生活；各种经济成分在边区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互为依存，相互辅助，共同发展。这种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日战争的总任务相适应的，也是与当时边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① 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新中华报》1938年7月5日。
二 实行民主政治，创建模范的根据地
政权建设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也是坚持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本问题。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经过民主选举和按照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边区民主政权由民意和权力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三部分组成，按边区、县、乡三级设置。边区各级政府权力机关的最高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的原则。边区政权体制的产生、职能和运作机制都充分体现和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实验区，对敌后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施政纲领规定：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边区，保卫中国，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发扬政治民主，实行普选，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发展工农业生产，保护自由经营，废除高利贷；发扬艰苦作风，提倡生产节约，厉行廉洁政治等。这个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性质、特点和基本政治、经济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制度。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是边区人民权利和意愿的集中体现，是边区各阶级合作的政治基础，起着宪法的作用。它从根本上体现和保证共产党的领导，使民主政治在边区得以全面实施，同时也使边区的民主政治在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轨道上运行。
抗战中期，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推进全国的政治民主化，中共中央通过总结各地创建抗日民主政权的经验，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政策：“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①同时，进一步明确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②“三三制”政权是各阶级、各阶层统一战线的联合民主专政，它取代任何党派的一党专政，其总精神是：团结、抗战、救中国。它是对共产党在局部执政中的自我约束，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在政权问题上的最好体现，也是体现民意、凝聚民智、发挥民力，推进共产党领导进步的重大举措。它从制度上保证了更好地争取和团结广大的中间势力、合理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内部关系，照顾到各个阶级、党派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不同利益的抗日阶级和阶层真正实现联合。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② 同上书，第741页。
三 开展社会教育，繁荣新民主主义文化
(一)从国防教育方针到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转变
为了使抗日根据地的文教工作适应并服从抗战事业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提出实施国防教育的总方针。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要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坚决抗战的办法之一就是实行国防教育，即“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①。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8条“抗日的教育政策”中明确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教育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②。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抗战教育的各项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③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根据中共中央实施国防教育的总方针，制定了《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提出“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以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训练千百万优良的抗战干部，培养将来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④。1939年初，边区教育厅拟定《一九三九年边区教育的工作方针和计划》，提出“一九三九年的工作方针，在总的方面，当然是一贯地要坚持战时国防教育，使边区教育真正成为全国模范，来影响和推动全国教育共同前进，担负起在抗战建国过程中教育的应有作用”⑤。从此，陕甘宁边区就在国防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开展社会教育工作，使边区的社会教育集中体现了国防教育的特色：第一，边区的社会教育是密切配合抗战、为抗战服务的；第二，边区的社会教育走的是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边区的社会教育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是边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为边区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之后，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把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概括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教育。它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教育有了明确的正确方向。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边区的社会教育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的和谐社会建设。
(二)开展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素质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强调指出：战争、生产、教育三者为解放区所必须执行的三项中心任务。当时，陕甘宁边区原有的文化教育基础极端落后，识字的人数只占全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华池等县则200人中只有一个识字的人。为此，党中央作出了“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指示。1936年12月13日，共青团中央与中央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教育部(科)和团委紧抓冬季，开展冬学和新文字扫盲运动。从此，群众的识字扫盲活动逐渐开展起来。1937年冬季，陕甘宁特区教育厅印发了《冬学须知》小册子，提出在抗战动员中，应使冬学成为开展社会教育、消灭文盲、普及教育有力的工具之一；冬学的对象是失学的青年和壮年；要运用民主的方法发动群众来组织冬学，避免使用包办或强迫命令的方式办冬学。随后，各地广泛开展冬学运动，普遍开办民校，对广大的劳动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识字教育。
1937年初，中央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起草了《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指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线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抗日的模范。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普及教育是目前的中心口号之一。”“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在一定时期(大约若干年)，普及最低限度(规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于四十岁以下成年及青年男女及十四岁以下七岁以上的男女儿童”⑦。是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了“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的抗战社会教育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确定了进一步开展社会教育的对象、任务、内容和形式，建立健全了负责社会教育的机构。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全面而系统的社会教育逐渐开展起来。
然而，就在边区教育逐步走上经常化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受教条主义和教育“旧型正规化”的影响，社会教育发生了一些偏向。1944年，经过延安整风和整学运动，边区政府总结了几年来开展社会教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社会教育中实行“民办公助”的政策以及需要与自愿的办学原则，对社会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从此，边区文教工作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为群众服务，从群众利益出发，走群众路线，实现了最大限度地吸收民众接受教育，并在识字扫盲、卫生教育、破除封建迷信、生产知识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而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② 皇甫束玉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
③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④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⑤ 同上书，第49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⑦ 中央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新中华报》1937年4月29日。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栗洪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