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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四
黄正林
四、边区对农业劳动力过剩和不足问题的解决
正如前文所言，抗战时期边区的一些地区存在着农业劳动力的相对过剩，而另一些地区则存在着农业劳动力的不足。这一矛盾的解决是抗战时期边区对农业劳动力整合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针对绥德、米脂等县地少人多，存在着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问题，边区采取两种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发展乡村家庭副业，主要是家庭纺织业，以分解一部分剩余农业劳动力。绥德分区有家庭纺织业的传统，原因是“分区地少人多，大部分农户单靠农业生产不能完全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依靠纺织生产收入，交换粮食，解决穿衣及补充其他生产的不足”。特别是土地不足的“中农及中农以下的家庭，积极参加纺织的目的，不仅为了穿衣自给，而且是为了交换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①抗战时期，这里的家庭纺织业有了更长足的增长，据1944年统计，参加纺织的妇女123037人②，占全分区人口的23.6%(1944年绥德分区的总人口是521552人)。这就分解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剩余农业劳动力。③
一是通过移民即把地少人多地区的剩余农业劳动力迁移到地多人少的地区。在抗战前期，就有少量的农民为了谋生流动到边区南部地区，开荒种地，在1940年前，这种人口流动是没有政府组织的一种自由流动。④1941年皖南事变后，边区受到全面的经济封锁，粮食问题成为边区最大的困难，在当时情况下，开垦荒地，增加耕地面积是解决粮食困难的最有效途径。但是，边区主要的可耕地分布在人口较少的延属分区和陇东分区的一些县，这里又存在着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从1941年开始，边区实行有计划的移民，“发动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往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开垦”。⑤移出的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如在1943年绥德分区移出的人口中，全劳动力2293个，占移出人口的46.2%。⑥移民属于边区内部的人口流动，这种人口流动主要解决了边区境内的农业劳动力分布的不均衡，对缓解绥德、米脂等县的人地矛盾具有一定的意义。
对于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的地区，移民只是解决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一部分，最主要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吸纳、安置流动到边区的难民，以增加农业劳动力。边区的难民主要来自于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山东、河北等沦陷区和国统区。⑦为了解决地广人稀地区农业劳动为不足的问题，边区对外来移民、难民的安置实行优惠政策。边区把延安、甘泉、华池、志丹、靖边、鄜县、曲子等县划为移难民开垦区，并在绥德专员公署、陇东专员公署、安定县政府、靖边县政府、关中专员公署、鄜县县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移难民接待站，负责接待移出和移民、难民的安置。边区政府还规定，对于因家庭困难，缺乏迁移费的移民，政府“得视路途远近、人口多少，予以每户30元至200元的路费”，移民的“农具、家具、妇女、小孩，因无牲口而不能迁移者，应就地动员牲口帮助之”。⑧1943年3月，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垦荒条例》，规定：“经移民难民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之公荒，其土地所有权概归移民或难民，并由县政府发给登记证，此项开垦之公荒三年免收公粮；经开垦之私荒，依照地权条例，三年免纳地租，三年后依照租佃条例办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第4条第一款)“移难民自移入边区居住耕种之日起，对于运输公盐、运输公粮、修路等义务劳动，第一年全免，第二年第三年分别家庭经济状况酌减，如第二年第三年仍然生活困难者，将全免。”(第4条第五款)同时，《条例》还规定移民、难民在居住、耕地、籽种、贷款、医疗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移民、难民在政治上同边区老户享有同样的权利。⑨这些政策吸引了大量的移民、难民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区从事开荒等农业生产(如表1)。⑩
从表1看出，抗战八年，边区移难民达到63850户，人口为266619人，占当时边区总人口(1944年3月边区民政厅统计人口数为1424786人)的18.7%。移民、难民流动的主要方向是有大量可耕地而缺乏劳动力的延属、关中、陇东、三边分区。表2是1943年边区移民、难民流向情况的统计。(11)
这些移民和难民大多数是农民，他们被安置在延属、关中、陇东、三边这些地广人稀的地区。这些移难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完全劳动力。从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中，大约有6万移难民被安置在上述地区，其中约有18300多个劳动力，(12)约占流入移难民总数的30.5%。延安是边区安置移难民最多的县，1937年年，延安县的户口是7073户，人口33705人；到1942年，户口增加至16446户，人口增加到64292人。在新增加的户数和人口中，绝大多数是移民和难民，新增加人口29704人，劳动力5840个，有19.7%是劳动力。即大约3—5个移难民中就有一人是劳动力。照此计算，整个抗战时期，补充到边区劳动力不足地区的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应在5.3万至8.8万之间。流动到上述地区的移难民绝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或自己开垦荒地，或受雇于本地老户，或租地耕种。如1942年迁移到延安的移难民共有1050户，其中调分子的359户，揽工的184户，安庄稼的266户。(13)一般情况是这些移难民初来第一年，绝大多数是受雇于当地老户，分得一些粮食，有了一些积蓄。在政府的帮助下，如贷款买农具、耕牛、籽种等，第二年开始自己开荒种地。这些都说明移民难民，增加了这些地区农业劳动力，对缓解该地区农业劳动力不足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移难民缓解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推动了抗战时期边区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加。《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移民工作还有另一种重要意义，就是增加了整个边区的劳动力，大大地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增强了抗战的力量。五年来(指1938年至1942年——引者注)边区共扩大了二百四十多万亩耕地，其中有两百万亩是靠移、难民的力量开荒增加的。今年(指1943年——引者注)全边区要增产细粮八万石，百分之六十的任务，仍然是要依靠移、难民去完成。”(14)农业劳动力的整合，对粮食产量的增加也是不言而喻的，边区粮食总产量1944年比1937年多70万石，人均粮食产量出1937年的0.86石，增加到1944年的1.25石，人均增加粮食0.4石。(15)这表明抗战时期边区通过鼓励移民和安置难民来解决部分地区的农业劳动力过剩以及部分地区农业劳动力不足的政策是成功的，它起到了开垦荒地来增加粮食总量的目的。
① 《陕甘宁边区的纺织业》1945年1月，《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554页。
② 《陕甘宁边区的纺织业》1945年1月，《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553页。
③ 由于大部分成年妇女缠足，无法从事重体力的农业生产，在边区只算做半个劳动力。
④ 参见拙文：《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⑤ 《陕甘宁边区的农业》1945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4页。
⑥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3页。
⑦ 参见拙文：《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⑧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⑨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143页。
⑩ 《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事业概述》1946年6月，《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第400页。
(11) 《边区农业统计表(1940—1943)》，1944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5页。比例为笔者所加。
(12)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4页。
(13) 《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64页。
(14) 《大量移民》(社论)，《解放日报》1943年2月22日。
(15) 拙文：《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