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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三
黄正林
三、1941—1945年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再整合
1．劳动互助中的“延安经验”
边区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组建的“劳动互助社”等被农民“非正式的取消了”之后，使民间原来的各种劳动互助有了发展的空间，而且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边区的一些地方政府不仅没有限制旧的劳动互助，而且充分利用旧的劳动互助形式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完成开荒、锄草等生产任务。延安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延安县为了完成1942年开荒8万亩的任务，曾组织了487个扎工，另吸收4939个好劳动力参加集体劳动，占全县的劳动力的1/3，在开荒期间的1/3时间内，就完成了58%的开荒任务。在这之前，延安县曾因为发动运盐，防止耕地荒芜，进行组织人民的变工、扎工锄草。”①这一现象说明，旧的劳动互助形式仍然为群众乐于接受。本文把延安县的做法称为劳动互助中的“延安经验”。但是，在“劳动互助社”自行消失后，建立什么样的劳动互助形式有利于边区经济建设没有引起边区各级政府的足够重视，延安的经验也没有得到推广。
直到1942年底，“延安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在1942年11月—1943年1月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肯定了扎工、变工的作用，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著作中，以《延安县一九四二年八万亩的开荒计划是怎样完成的？》为题，大讲“延安经验”。②毛泽东在讲到农业政策时说：“我们的第五项农业政策是调剂劳动力。”如何调剂劳动力？他指出：
在一村之内，或几村之间，不但每一农家孤立地自己替自己耕种土地，而且于农忙时实行互相帮助。例如以自愿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为一组，有劳动力的出劳动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轮流地并集体地替本组各家耕种、锄草、收割，秋后结帐，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少出的按农村工价补给工钱。这个办法叫做劳动互助，从前江西苏区普遍实行的劳动互助社或耕田队，就是用这个办法组织起来的。人口密集的乡村，还可集合多少互助组为一互助社，组有组长副组长，社有社长副社长，组与组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在必要与可能时，社与社之间亦可有些调剂。这就是农民群众的劳动合作社，效力极大，不但可使劳动力缺乏的农家能够及时下种、及时锄草与及时收割，就是那些劳动力不缺的农家，也可因集体劳动而使耕种、锄草、收割更为有利。此种办法是完全有益无害的，我们应大大提倡。边区有些地方已经实行的变工，就是这种办法。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社，大大地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此外还有一种扎工，也为边区农民所欢迎，其法不是劳动互助，而是一种赶农忙的雇工组织，也是几个人或更多的人为一组，向需要的人家受雇而集体地做工，一家做完再往他家，亦能调剂劳动力。各地对外来扎工应予以帮助，例如帮助找工做等。③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完全摈弃了抗战前期边区在农业劳动力整合中，沿袭江西苏区的做法，不再提倡以一村、一乡为单位组织劳动互助社，而是从边区的实际出发，认为农民自发的组织起来的变工、扎工在调剂劳动力方面是完全可行的，并要求各县普遍提倡变工和扎工。
根据毛泽东关于劳动互助的论述，《解放日报》发表了《把劳动力组织起来》的社论，再次肯定了“变工”和“扎工”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社论说：“在边区农村中，历来就存在着各式各种的调剂劳动力的方式：如‘变工’和‘扎工’，就是流行较广的方式。自发的‘变工’和‘扎工’，其范围虽然狭小，仅限于亲戚、朋友、邻舍等关系，可是它适合于边区农村的实际情况的，如果能因势利导，有计划地组织领导，便可以使它成为发挥劳动力、提高生产的组织。”社论肯定了“延安经验”，认为“延安县的宝贵经验，是值得称述的”。社论号召“把三五户七八家的人力畜力组织在一起，今天大家一齐帮你耕，明天大家给我种；那一块地草多，就给那家先锄；那家庄稼早熟，就帮那家先收。在‘变工’中，不仅有人工换人工，而且三个人工还可以换到一犋牛工，办到有人力的出人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使人力畜力得到调剂。这样，才能做到不违农时，才能做到及时翻地，及时下种，及时锄草和及时收割。”④10月14日，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再次谈到“延安经验”，要求在全边区推广“延安经验”，“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巾，其中临时组织的占大多数，经常组织的要根据各县情况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达到十万人左右。”⑤
毛泽东和《解放日报》对劳动互助中的“延安经验”的肯定，实际上是对边区传统的以变工、扎工为主要形式的旧的劳动互助形式的肯定，解决了边区在劳动力重组中一些困惑的问题，使基层县、乡政权敢于和能够放开手脚发动农民组织以“变工”和“扎工”等形式为主的劳动互助。
2．边区劳动力资源的再次整合
西北局高干会后，根据毛泽东和《解放日报》社论的精神，“延安经验”在边区得到了推广，各地的以扎工、变工、唐将班子为主要形式的劳动互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1943年为例，春耕时期，关中、延属(一个县未统计在内)和陇东三个分区共有变工队4588个，参加的劳动力32081个；扎工和唐将班子553个，参加的劳动力5919个；集体开荒队75个，参加的劳动力1365个。靖边县扎工110个，变工队149个，参加的劳动力2000余个。估计1943年有25%的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⑥1944年更多的劳动力组织在各种劳动互助组中，如新正县马栏区组织了74个唐将班子和8个搭工组，在这些班子中既有当地农民和外来难民参加，也有退伍军人和个别商人参加，达到全部劳动力的72%。⑦赤水县四区三乡共有劳动力153个，有111人参加在15个变工和唐将班子中，占73%。⑧绥德分区模范村郝家桥在边区劳动英雄刘玉厚的带领下，全村男劳动力中88%参加了长年变工。⑨在边区甲等劳动英雄贾正才的率领下，安塞魏家塔村的77个劳动力全部参加长年变工。⑩这些以边区农民乐于接受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劳动互助组织，大多数不再是一个空壳，而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实体。这些劳动实体和旧的劳动互助的区别就在于“旧瓶装新酒”。所谓“旧瓶”是指继续采用传统的、农民愿意接受的形式，即扎工、变工和唐将班子等。在这次劳动力的重组中，“边区(之)所以不用劳动互助社名义，而仍用变工队名义，为的是农民易知易行。”(11)所谓“新酒”是指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剔除了不合理的成分，更加有利于边区乡村农业劳动力的调剂。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组织者而言，扎工、变工的组织者不再完全是“功德主”、“包头”，而是基层中共党支部和政府(主要是乡、村政权)参与其中，给予指导和帮助。组建的劳动互助组织，以互利互惠，有利于农业生产为原则。和旧的劳动互助不同的是，新的劳动互助“是党政有计划的在领导，是今天农村支部最中心的工作。”(12)《解放日报》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例，说明政府参与组建劳动互助的重要意义：靖边县清坪区阎俊旺老汉，有地25垧，牛1头，羊100只，自己放了羊就没法种地，种地就不能放羊，“眼看地要荒了，没办法。”同村的李来六夫妻二人，男的给人做长工，女的在家闲着。隔村的李某，老婆有病在床，媳妇伺候病人，有地15垧，牛1头，羊70只，种地和放羊不能兼顾。于是，经“区上提议，三家商量同意，阎老汉拦(放牧的意思——引者注)两家的羊，李某种两家的地，他的媳妇看病人兼做饭，李来六婆姨拾粪、锄草、收割，并由阎李两家帮助伙食，收获四四二分(即按所收粮食，李、阎两家各得四成，李来六婆姨得二成)。”(13)同时，在政府号召与帮助下成立的扎工和唐将班子，当“功德主”和“包头”的大半是小农户，即贫农和中农，这在旧的劳动组织中是不可能的。过去只有中农以上的农户才能雇请扎工或唐将班子做活，而现在由于政府的帮助和调剂，小农户甚至新来的难民也有“拉工”或“叫班子”的了。(14)
第二，根据不同地域农民的不同习惯，组建不同形式的变工和扎工。这次劳动力整合中，没有“采取千篇一律的组织形式”，而是“根据各家农户的具体要求和各种条件来决定，不凭空臆造，也不要采取某种固定形式，只要在实际起着互助作用就行。”(15)它完全和当地群众的旧有的传统行为习惯相结合，照顾到群众的利益和习俗，容易被群众所接受。
第三，新的劳动组织互助取消了具有剥削性质的项目，并注入了新内容，使劳动互助有了新的意义。如关中后殿村的唐将班子“第一，取消了唐将班子和扎工包头抽空工，抽工人工钱，高价出售、出卖工具等等一切办法。第二，取消过去唐将班子的一切迷信习惯，增加了读报纸，教唱新秧歌等等文化娱乐活动。第三，取消了包头、领头对工人的压迫，代之以民主生活。”(16)在劳动力纪律方面，取消了过去扎工和变工中不健康的内容。如大多数变工有这样的纪律：“按时到工，不到必须向组长请假批准；作息服从组长指挥；先给谁做由组长分派；自己怎做给人怎做；不半途退出……。”(17)一些村子的扎工和变工不仅仅是农业生产组织，而且成为有助于抗战动员的组织，如白塬村的变工队就“进行了开义仓地、运盐、优抗、送公粮、自卫运动的工作。”(18)所以，边区对农业劳动力的整合，不仅有经济意义(即增加生产)，而且有政治意义(即动员民众)。
3．边区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毛泽东对1943年后边区的劳动力重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把边区的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称为第一次改革，把劳动互助称为第二次改革。他说：“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19)边区的劳动互助之所以受到毛泽东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这种对劳动力的整合，的确起了推动边区农业增长的作用。
边区对劳动力重组后，劳动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集体劳动和个体劳动所产生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延安柳林区五乡念庄村，“在没有组织变工时，乡政府分配开荒45亩，群众信心不高，组织变工后，除种原有熟地及完成45亩开荒任务外，还多开了225亩。”合水县“变工未搞好前一个月，只开荒10653亩，变工搞好后12天，就开荒13700亩。”(20)可见，变工实现后，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力效率，“变工与不变工的效率是三比二，即二人的劳动力等(于)三人”。(21)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边区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耕地从1937年的826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万亩，增加近600万亩。粮食总产量也是逐年增加，1937年是126万石，1944年达到175万石。(22)特别是边区再次大规模重组劳动力的1943年，全年开荒976224亩，耕地总面积达到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181万石，除了满足当年消费外，有了21万石余粮，棉花种植面积达150287亩，产棉173万斤，达到边区棉花需要量的一半以上，牛发展到220781头，驴达到167691头，羊发展到2033271只。(23)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基本上实现了。(24)
① 《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② 《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56页。
③ 《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71—772页。
④ 《解放日报》1943年1月25日。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⑥ 《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⑦ 《新正县马栏区八百劳动力成立七十个唐将班子》，《解放日报》1944年2月27日。
⑧ 《赤水四区三乡劳动力十分之七组织起来》，《解放日报》1944年3月12日。
⑨ 《绥德郝家桥大变工》，《解放日报》1944年3月13日。
⑩ 《魏家塔村全部劳动力参加变工》，《解放日报》1944年3月13日。
(11)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一)内部资料，1943年11月，第30页。
(12)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一)，第29页。
(13) 《介绍陕甘宁边区组织集体劳动的经验》，《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1日。
(14) 《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15) 《介绍陕甘宁边区组织集体劳动的经验》，《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1日。
(16) 中共西北局研究室：《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1944)，《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478页。
(17) 《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18) 中共西北局研究室《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1944)《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477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0页。
(20) 《介绍陕甘宁边区组织集体劳动的经验》，《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1日。
(21) 任弼时：《去年边区财政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1944年4月，《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496页。
(22)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85—86页。
(23) 《1943年边区农业工作总结》1943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76—84页。
(24) 李易方、姬也力：《陕甘宁边区的农业》，载《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11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