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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的几个问题/二

黄正林




  二、森林过度开发对边区自然环境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使这里的人口急剧增加。增加的人口主要包括投奔边区的青年学生、党政机关和军事人员、从国统区和沦陷区逃入边区的难民。抗战期间,边区的非生产人员最多时达到10万人左右。据统计,边区的移难民63850户,266619人。①足见边区人口的压力是巨大的。为了解决这些人口的吃饭问题,边区采取的唯一奏效的措施就是开荒种地。在抗战时期,边区开展了一次规模宏大的以垦荒为主的农业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的耕地面积以平均每年70万亩的速度增加,据统计,抗战初期的1937年边区的耕地面积是862余万亩,1945年抗战结束时为1425余万亩,八年增加了560余万亩。②
  垦荒种地,一方面,解决了吃饭问题,使边区度过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没有考虑到生态和环境问题,大面积的毁林开荒和乱砍乱伐,造成边区的森林面积减少。1940年9月,《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中这样描写森林被砍伐的情景:“在洛河流域,延河流域,葫芦河流域以及沮水、汾川、清涧河等地,因为近年人口的增加,正在进行着扫荡的砍伐呢!主要的便不是砍伐数量的大,而是砍伐的不平均——集中于一点,尤其是各河流上游的桦柏林,因为材料较佳,砍伐得特别残酷(不留种树)”;“记者曾于一九三八年春天到上游考察森林,确较此时(指1940年)森林多,尤其是在华池平定川以西的柏树纯林区,如同耀子川、白沙川、豹子川、二甲(将)川,以至凤川口等山,经近三年的砍伐,已略将柏树砍尽。”③
  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为了渡过困难,中央决定留守部队实行屯田后,1940年359旅开赴南泥湾,次年开荒达到1.2万亩,1942年耕地2.68万亩,1943年耕地1O万亩,1944年26.1万亩;④1943年385旅770团也开赴华池大凤川屯垦,两年内开荒3.4万亩。⑤当时,各驻边区部队、机关、学校和各级政府动员群众大面积开荒,而且对移难民开荒种地采取鼓励政策。开荒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一项主要的农业政策。大规模的垦荒使边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南泥湾为例,359旅进驻时,这里是“人烟稀少,树木繁茂,野兽出没,荒草丛生,沼泽遍地”,当时人们有这样形容南泥湾的情形:“南泥湾呀烂泥湾,荒山臭水黑泥潭,方圆百里山连山,只见梢林不见天,狼豹黄羊满山窜,一片荒凉少人烟。”⑥经过开垦后的南泥湾,只见农田,不见梢林,豹子、黄羊等野生动物也逐渐灭绝。
  经过屯田开荒、伐薪烧炭、人为砍伐,一是边区森林外线面积缩小。如“延安南三十里铺到九源老山一带,近三年来(指1938—1940年——引者注),缩短了森林外围的南北径线的十里,此外,如临真(镇)、金盘、柔远、店头、张村驿等等森林外线乡镇,又如大些的合水、正宁、志丹、安塞、延长、甘泉等等森林外线的县城都是向着森林包围着,蚕食桑叶的缩小它的面积。”二是森林内部形成孔状的破坏。在森林内部的各县城、乡镇、各机关所在地、农场及屯垦处,都是集中一点强度砍伐。如“曲子、华池、太白、建水、黑水寺、赤罗、永宁、店头以至小一些的下士湾、桥柱驿等等都成为大小不等的内部孔状破坏。”⑦
  森林的过度砍伐,造成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恶化,所产生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边区北部土地沙漠化趋势严重。由于森林外线缩小,使土地失去了保护屏障,北部沙漠乘风而下,肆虐农田。受害最严重的绥德分区北部,沙漠“近年已越过米脂城南进,它的先头部队已占据了绥德城北四十里的各优美农地。自昔称为物产丰富的米脂已被破坏,绥德又何能幸免。因此绥米一带的居民一批批的向边区的森林里面迁居。”⑧
  第二,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由于边区森林外线缩小,内部又呈孔状破坏,导致边区气候恶化,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据有关资料记载,自清末同治以来,边区森林每遭到一次破坏,就要发生一次自然灾害。⑨自抗战以来,边区毁林开荒,伐薪烧炭,森林遭到残酷破坏,使边区自然灾害发生的周期比以前大大的缩减了,由以前平均每16年发生一次发展到几乎年年都发生自然灾害的程度。边区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旱、水、雹、冻、风、霜、虫和瘟疫等。1940年至1943年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统计如下:
  我们再来看1939年至1944年边区受灾损失情况统计:
  从以上两个统计表中,我们可以看出:(1)水灾、旱灾和雹灾是边区主要的自然灾害,这三种灾害的发生和森林过度砍伐、气候恶化有着直接的关系。(2)边区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繁,而且受灾面积大。(3)自然灾害破坏性强,给边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损失。
  第三,水土流失严重。在边区森林砍伐严重的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在各河的上游地区尤其严重。边区每发生一次水灾,都要冲毁大量的农田,1940年202922亩,1941年18096亩,1942年841983亩,1943年263381亩。⑩
  ① 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②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85—86页。
  ③ 《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1940年9月,《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23、127页。
  ④ 刘煜主编:《圣地风云录》,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⑤ 《华池县志》,第105页。
  ⑥ 任勇编著:《南泥湾》,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⑦ 《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1940年9月,《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23、124页。
  ⑧ 《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1940年9月,《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24页。
  ⑨ 从同治末年到民国29年,由于战争、人口等原因,边区森林遭到四次大的破坏,每次破坏之后就要发生旱灾、水灾、瘟疫等,平均每16年发生一次。(《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31页)
  ⑩ 民政厅:《陕甘宁边区四年来灾情统计表》1944年5月30日,《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第265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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