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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二
黄正林
二、边区政策与手工业的发展
抗战期间，边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并且成为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首席根据地。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刚刚建立，边区对外贸易畅通，因此，边区党政军部门所需要的工业用品主要靠从西安等地购买。随着较为庞大的党政军机构和各类学校的建立，非生产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经济上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工业品(主要是布匹)显得更加不足。针对面临的困难，边区党政军各部门相继开办了一些公营工厂，但仍然难以满足需要。以布匹为例，边区的军队、公务人员和群众年需25万匹(每匹宽2尺4寸，长10丈)，而边区公营纺织厂年产布约11000匹。①尚缺的近24万匹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依靠边区外输入，绝大部分靠手工业生产来供给。所以，恢复和发展传统手工业成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7年5月，抗战尚未全面开始，中共领导人就注意到手工业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提出保护手工业。林伯渠指出：“在工业上注意发展石油、盐、煤、铁等主要生产，保护手工业。”②1938年，边区建设厅长刘景范提出了普遍发展农村手工业的政策：“(1)延长、固林、延川、安定等县，能纺织的妇女组成生产合作小组有计划的纺线织布，纺线除供给自用外，每人每月给边区纺织厂棉纱一斤。该四县起码能组织三万的纺织妇女，每月可纺三万斤棉纱解决工厂困难。(2)在边区各县普遍的发展手工业，需要政府贷款五万元，群众集股五万元，制成小纺车与手拉织布机，派一批指导干部专门指导发展，促使各县平衡发展，供给战时需要。”③显然，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给边区的公营纺织厂提供足够的棉纱。
抗战初期，边区就把发展手工业和发展农业、军事工业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来考虑。边区在《一九三八年建设工作报告提纲》中指出：“今天许多工业区域被占据，依靠外来工业品来满足边区需要，已不可能。因此，要使边区能够成为持久抗战的根据地，就必须造成经济上能够自给，能够供给抗战部队和人民的需要。因此，不仅要大量的放在农业，而且要把发展手工业生产和军事工业的生产放在第一等的地位。”④
发展手工业主要是出于边区党政军学各部门和群众自给的需要。边区建设厅长刘景范在《一九三八年边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普遍的发展手工业与半机器半手工业，以现有的各手工业为主，发展推广到农村中，建立私营公营合股合作等手工业与家庭手工业，广制土布，求得供给群众自用。”⑤1940年，边区政府提出了“半自给”的方针，并指出“轻工业为发展主要对象”。⑥1942年，边区发展手工业的方针是“继续发展家庭纺织业与尽可能的发展制造铁、木工具的手工业，以解决边区人民布匹和农业、手工业工具的需要”。⑦可见，实现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的自给是边区发展手工业的主要目标。因此，在边区手工业恢复和发展中，政府的政策导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市场调节的作用不是十分明显。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边区出现了经济困难，工业日用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而且对边区实行全面的封锁，外援也随之断绝，边区经济完全陷入了困难境地。毛泽东描述了当时的困难，他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⑧严重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封锁不但没有使边区陷于灭亡，恰恰相反，它使中共领袖和边区政府痛下决心，发展经济，开展了大规模的自救性的生产运动。在这场自救性的生产运动中，政府政策和政治动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发展手工业生产成为边区能否渡过困难的关键。因此，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比皖南事变前更加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在制定各项经济政策时，都强调发展边区的手工业，加大了政策上的支持力度。《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规定：“发展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⑨1941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制订生产计划给各级政府的指示信》中指出：“发展工业，主要应以发展家庭手工业和人民的生产合作为主，因为手工业生产，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发展为有利。政府办的公营工业主要是为的倡导和供给的作用，家庭手工业又应以纺织为主，特别是绥德分区，陇东地区各县，安定、延安、安塞等更应多推广。再则应注意发展造纸、农具、鞍架、大车、口袋和织布合作，以及掏煤等。”⑩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专门论述了边区手工业的发展，他要求各县“按具体情况，将有关人民经济又须党政推动的手工业，加以研究，作出自己的计划”。(11)
边区银行配合政府发展手工业的政策，发放贷款以支持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1942年后，边区银行对手工业的放款力度是很大的。绥德是边区农村纺织业发展的重要地区，绥德分行“常能以30万元左右的资金，投放民间纺织，刺激生产”。(12)陇东分区的家庭纺织业发展有很好的传统基础，农村有1万名妇女可从事纺织业，是一个潜在的力量。1944年银行以3300万元的纺织贷款分发分区各县，“此项放款作用有二：(一)帮助较穷的农户建立纺织工具，打下今后纺织的基础。(二)为已有纺织基础的妇女解决一部分棉花。其总的目的是为了协同政府更迅速地把一万名纺妇发动起来。”(13)三边分区是边区的主要产盐区，对盐业生产边区银行给予了极大的支持，1942年给盐民发放了10万3千元的无息贷款；1943年又以实物的形式发放无息贷款，包括铁锹、铁耙384件，折合24万5千余元，镢头、浪耙、扁担、筐子等折合6万8千余元。这些贷款解决了盐业生产中的工具问题。(14)定边是边区小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县，有各种小手工业作坊185家。1945年上半年，银行对72户发放了86.3万元的贷款，其中，毡房、毛口袋41家，贷款311500元，占30%，钢铁匠14家，贷款157500元，占18%，木匠4家，贷款25000元，占3%，其他13家，贷款369000元，占43%，“在发放贷款中，因毛毛匠生活较苦，又缺乏资金，所以在比重上偏重于毛毛匠。”(15)银行的透支，无疑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在手工业生产中，家庭纺织业是重中之重，特别是“群众纺织业的开展，是达到全边区穿衣自给的最大保证，是做到余粮备荒的决定关键”。(16)因此，边区在发展家庭纺织业方面的政策力度最大。1940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推广棉毛办法》(草案)。(17)这一办法旨在动员边区全体民众参加到纺织运动中来，它的第2条规定：“为求得纺纱工作有组织进行起见，应采用合作社组织形式，以自然村落为单位，将愿意参加之纺纱妇女由三人至十人编成小组，每组推组长一人，再按乡或行政村集合小组长推举三人至五人为理事，设理事主任一人，负该乡或该行政村纺纱之管理、销售、原料、工具及困难问题之解决等责任。”第5条规定：“无论采取任何组织形式，只要能够推动或直接参加纺纱工作者，均由边区政府按照生产运动办法给予奖励。”绥德是边区的纺织业中心，这里人稠地少，很多老百姓依靠纺织业来解决生活问题。为了方便群众和提高家庭纺织业的质量，边区银行和工业局发起在绥德组织了“永昌土布产销有限公司”，其任务就是“有计划的帮助发展警区的纺织事业，想把成品的质与量(宽度与长度)划一起来，有计划的供给原料，有计划的推销成品”。(18)
政治动员也是边区手工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边区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共同的心声。因此，在中共和边区政府的政治动员中，通过社会教育，利用尽可能利用的机会、场合对民众进行民族意识教育，而且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使边区人民懂得做好每一件事情都与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紧密相连。正如林伯渠所说：“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抗战不胜利，大家当亡国奴，什么都没有，这个真理，边区人民是早懂得了的。”(19)边区农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了，他们抱着极大的政治热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努力从事手工业生产。
总之，如果没有自给的需要、政策的引导和政治动员，边区的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纺织业)不会形成大规模增长的态势。
① 《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80页。
② 林伯渠：《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制度》，《解放》第5期，1937年5月31日。
③ 刘景范：《一九三八年边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报告》1938年11月5日，《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第12页。
④ 《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第530页。
⑤ 《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第11页。
⑥ 高自立：《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解放日报》1944年8月22、23日。
⑦ 《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第27页。
⑧ 《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48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43页。
⑩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124页。
(11) 《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85页。
(12) 《史料摘编》第5编《金融》，第467页。
(13) 《边区银行陇东分行纺织贷款三千余万》，《解放日报》1944年10月8日。
(14) 《史料摘编》第5编《金融》，第467页。
(15) 《史料摘编》第5编《金融》，第469页。
(16) 《论自纺自织》(社论)，《解放日报》1945年5月13日。
(17) 《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第542—544页。
(18) 《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第541页。
(19)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