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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四
黄正林
四、手工业与边区乡村社会变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因自给需要而使传统手工业重新崛起，并有了新的增长。这种增长，带动了相关产业的扩展，促使边区乡村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手工业与边区乡村农业经济结构的变迁。笔者在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中，已多次论述到边区的乡村经济结构问题，认为工商业成为边区农村的主要经济部门，形成了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①这里主要论述手工业与边区乡村经济结构的变迁。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30年代中期，边区的传统手工业破坏殆尽。而在抗战时期，边区不仅恢复了手工业的传统，而且在此基础上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可以说，在那个时候，边区发展手工业的政策影响到千家万户，他们有比较高的积极性，使乡镇手工业在边区经济中异军突起。在边区建立的以自给为主的经济体系中，手工业成为边区乡村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边区被封锁的情况下，手工业要承担乡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大部分产品的供给。因此，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合作社在边区乡村普遍的建立起来，在一些地区，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已居于支配地位。如绥德分区，“地少人多，大部分农户单靠农业生产不能完全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依靠纺织生产收入，交换粮食，解决穿衣及补充其他生产的不足。所以中农以下的家庭，积极参加纺织的目的，不仅为了穿衣自给，而且是为了交换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②葭县(今佳县)的峪口村，靠近黄河，地少人多，有大量的闲散劳动力，因此，造纸是村子的支柱产业。全村130户，有53户开设纸坊，每月产纸6042刀，产值151万元(边币)，利润达896500元。③
抗战前边区农业的种植结构以单一的粮食作物为主，抗战期间随着手工业的增长，边区的农业经济的种植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除粮食作物外，种植的经济作物有棉花、麻、桑、蓝等，其中棉花为大宗。边区推广植棉是从1939年开始的，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表6是边区耕地面积与棉花种植面积的比例。
从表6看出，1939年至1945年边区棉花种植面积逐年扩大，1942年超过了耕地面积的1%，1945年接近2.5%。一些地区的经济作物在本地区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绥德分区和延属分区的延川、延长和固临以种植棉花为主；清涧、吴堡、安定以植桑为主，1943年清涧县植桑养蚕户占全县农户的35%，养蚕350石，收茧30904斤。④这些都反映出边区乡村纺织业的增长带动了农业种植结构在发生变化。
第二，手工业与边区乡村城镇和集市贸易的形成。在边区手工业发展过程中，除了串乡走户的小手工业者外，一些手工业作坊、合作社的手工业工厂和公营工厂大多数集中在小城镇里，使小城镇非农业人口不断增加，商业贸易也日趋活跃。因此，由于手工业的发展而兴起了一些工商业城镇，如延安、庆阳、定边、盐池、靖边、绥德、葭县(今佳县)、子洲等是边区的重要城镇。在这些城镇里，不仅店铺林立(包括手工业作坊和商店)，而且成为乡村集市贸易的中心。延安是边区最大的城市，这里不仅是边区政治、文化中心，也是边区的经济中心。在抗战时期，其城市规模已经突破了原来旧城的范围，向城外扩张，在延河两岸的沟沟岔岔布满了机关单位、工厂、作坊和店铺。延安城外的市场沟在抗战前是一个荒沟，这时成为延安固定的市场，“一个荒沟忽然成为长二里的华屋高窑，熙来攘往，俨然都会。商业资本两年中约增加10倍以上，商店数1938年90家，1939年149家，1940年320家。”⑤
由于乡村手工业的兴起，一些原来仅有数十户的居民点也开始向集镇转化。如合水县的西华池，1937年“除了两三家连肉也找不到的小饭馆外，整条街道还没有10家铺面，而且是土匪出没，行人稀少的地方”，1943年“已经建筑起一排排整齐的崭新的房子，商号林立”，据统计，有“33家卖布匹、毛巾等的杂货店，18家皮货店(卖皮带、牲口鞍子的)，5家木器铺，4家铁铺，3个理发店，大小饭馆16个，3架轧面机，镶牙社1个，染坊4个，中西医诊疗所1个，公私客栈18个，各种小贩75个，全市商店居民在两百户以上。”⑥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合水县政府所在地。由居民点转化为集镇的还有曲子县的三岔、鄜县的张村驿、延川的延水关、固临的凉水崖、延安的南泥湾、关中的马栏等。
由于手工业的发展，推动抗战前已经枯竭了的农村贸易活跃起来，各地普遍建立了乡村集市和定期举行骡马交易大会。如绥德“各市镇都建立了经常规律的集市，螅镇逢集有八千人之多，逢四、九；石岔不到30户(的)小口岸，每月进出口货物很多，集是逢二、七、五、十；米脂逢五、十；桃镇四、九；龙镇逢三、八；义和逢一、四、六、九；枣林坪逢五、十；辛家沟逢四、九；定仙堰逢二、七；吉镇逢二、七。”⑦除集市外，各地还定期举办骡马交易大会，这种大会一般一年两次，在农闲时举行，会期有5天、7天、10天、15天不等，延安、庆阳、定边都有这样的商贸活动。各地集市和骡马大会的贸易十分活跃，如陇东的曲子和三岔逢三、六、九为集期，“每逢集日，附近数十里的群众和一切流动商贩，常是潮涌而来，因此商业交易，顿形活跃。”⑧定边的每年秋季骡马大会在9月15日开始。1943年的秋季大会盛况空前：会场右边是马市，大小马约千余匹；东为牛市，犍牛、条牛约六千头；南边是驼市，有五百之多；会场中心形成西北两条街道，毡、毯、帽鞋、皮毛、布匹、铜器等，各样小摊，应有尽有。每日参加人数约在15000人以上，商品交易异常发达。⑨1944年农历6月，庆阳的骡马大会，每日有近万人参加，交易以布匹、棉花、铁铧和锄头等手工业产品为大宗。⑩可见，在各地集市和骡马大会上交易的产品，除农业和牲口外，其他产品如农业工具犁、铧、耧、锄头、镰刀、铁锹、粪斗、把张等，运输工具大车、鞍架、皮革、口袋、缰绳、蹄掌、笼头等，生活用品布匹、毛线、鞋子、手套、粉条、毡、帽子、纸等等，绝大多数是边区的手工业产品。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手工业的增长，就没有边区乡村商业的活跃。
(原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有改动)
① 参见拙文：《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② 《陕甘宁边区的纺织业》1945年1月，《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第554页。
③ 《葭县峪口村五十三户设池造纸每月产纸获利九十万元》，《解放日报》1943年9月10日。
④ 张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⑤ 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2月，《史料摘编》第4编《商业贸易》，第399页。
⑥ 平野：《西华池繁荣了》，《解放日报》1943年4月27日。
⑦ 《绥德分区贸易总结》1944年3月，《史料摘编》第4编《商业贸易》，第401—402页。
⑧ 刘葆璋：《曲子、三岔的商业》，《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
⑨ 《定边骡马大会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8日。
⑩ 《庆阳骡马大会布棉铧锄交易最多，民教馆工作很活跃》，《解放日报》1944年8月30日。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