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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一
黄正林
农业税是以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或个人为纳税人，以农业收益为纳税对象所征的一种收益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下文简称边区)向农民征收农业收益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征收救国公粮，一种是从1943年开始在部分县区试行征收农业统一累进税。在边区经济史的研究中，涉及边区农业税收的论著有：章蓬、齐矿铸的《陕甘宁边区农业税收的特点和作用》，文章主要从五个方面探讨了边区农业税收的特点①；星光、张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也涉及边区救国公粮的论述②，笔者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税收问题研究》一文中也涉猎过农业税的问题③，但缺乏关于边区农业税的专门论述。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对边区的救国公粮条例的演变、救国公粮与农民负担、农业统一累进税的试行等问题进行论述。
一、1937—1940年的救国公粮征收
抗战时期，边区采用税收的方式征收农产品始于1943年，在此之前，采取缴纳救国公粮的方式征收农产品。救国公粮与农业税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一方面有征收累进比率的条例，另一方面又指定要完成若干任务，实际上依靠着政治动员，自动缴纳，条例只是一个标准。救国公粮是临时性的农业税，是制定正式农业税率的准备。”④抗战时期，征收救国公粮是边区一项最主要的经常化的社会动员。1937年8月1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做出了《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要求当年完成15000石救国公粮。《决定》要求进行最广泛的群众性的政治动员，要求“党政军以及一切群众团体，应利用各种方法，如宣传队、各村农(民)会议、晚会等等，向广大人民群众解释这次救国公粮是为了打日本救自己的重要事件。”“应由党员做榜样，鼓励民众缴公粮。应以‘多缴一升救国公粮，就是在前线上多杀一个敌人’来鼓励群众，使一般民众认识多缴公粮即是多助国家、多杀敌人的光荣事情。”⑤在征收救国公粮的社会动员中，把农民缴纳救国公粮提升到民族利益的高度，以此来激发民众缴纳公粮的积极性。
10月，边区政府颁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条例》，这是边区颁布的第一个救国公粮条例。《条例》规定：“凡边区人民，均须按本条例，缴纳救国公粮。”“凡边区人民，应以家为单位，将家长姓名、全家人数、全家合计收获量、每人平均收获量、每人应纳公粮数及全家合计应缴公粮数量，自动呈报乡政府登记。”《条例》规定了救国公粮征收的标准以统一累进为原则，每人每年种植粮食收获量在300斤以下者免征；300—450斤，征收1%；451—750斤，征收2%；751—1050斤，征收3%；1051—1500斤，征收4%；1501斤以上，征收5%。对于出租土地依靠收租生活的地主，⑥“每人所收租粮不满300斤者收1%，300斤以上者按照第5条之规定加倍征收，佃户⑦按照第5条之规定，减半征收。”对于在征收过程中出现的舞弊行为或违反有关规定，《条例》做出了处罚规定：“一、隐瞒不报者，加倍征收；二、呈报不实，以多报少者，其少报部分，加倍补征。三、不按照规定期限缴纳者，除迫令照缴外，令照应缴数量加征30%。”⑧
同时，边区颁布了《征收救国公粮附则》，要求建立一整套的征收系统。在县、区政府组建征收救国公粮委员会，具体负责各县、区救国公粮的征缴。救国公粮只征收麦子、糜子、包谷、谷子、荞麦。由于边区粮食以谷子为主，因此，征收公粮以谷子为标准，谷子和其它粮食的折价换算是：麦子四升、包谷一斗五升、黑豆和黄豆一斗二升、小绿豆六升、糜子一斗、荞麦和高粱一斗五升、蚕豆、豌豆六升折合谷子一斗。救国公粮免征的程序是：一些乡村如遇天灾或其他灾害，没有收成或收成很少，不能偿纳公粮，由乡政府呈报区政府，经区政府查实后，转报县政府，县政府批准后，发给免征证，才可免征公粮。在征收公粮中，如果发现借故勒索，民众可以向县政府控告，查实后依法予以处罚。⑨
1938年边区征收救国公粮的方式与1937年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税率发生了变化。一是起征点提高了，规定“每人全年所收各种粮食不满350斤者免收”。二是累进率发生了变化，即351—500斤，征收1%；501—650斤，征收2%；651—800斤，征收3%；801—950斤，征收4%；951—1100斤，征收5%；1101—1300斤，征收6%；1300斤以上征收7%。⑩
1939年，是进入抗战相持阶段的第一年，抗战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日军试图突破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造成河防吃紧，一方面国民党也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并发生了局部战争。为了加强边区的军事力量，抵制来自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压力，10月，中共决定将王震的359旅调回边区，这样使边区的军事人口大大增加了。(11)为了解决保卫边区部队的给养，边区政府决定“本年度在边区征收救国公粮5万石。”(12)
1940年，边区的困难进一步加剧和非生产人员的增加，边区政府决定征收9万石救国公粮。(13)救国公粮的增多，意味着农民负担的加重和征收难度的增加。因此，在征收过程中，中共更加注重征收中的技巧和方法。1940年11月3日，边区政府发出了《为征收九万石救国公粮致各专员县长的指示信》，一方面强调完成9万石公粮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强调了向农民征粮时要注意的各种技巧。包括了七个方面：(一)要有军队，才有边区；要有军粮，才有军队。(二)九万石粮，并不算多；边区人民，负担得起。(三)懂得，就交得起劲；不懂得，就不愿交。(四)不怨多出，只怨不平；大家来议，自然公平。(五)强迫命令，“弄巧反拙”；这类方式，硬要不得。(六)及时检查，多写报告；好的发扬，坏的纠正。(七)破坏分子，给他打击；当众揭穿，人人喊打。(14)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示，是中共在征粮中政策与技巧紧密结合的样板。
中共和边区政府开动了强大的宣传机器，进行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来进行救国公粮的征收。尽管在征收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来自民众的抵制(下文将涉猎这个问题)，每年的公粮征收任务都是超额完成了。1937年超额4197石，1938年超额5955石，1939年超额2251石，1940年超额7354石。(15)之所以能够超额完成任务，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通过政治动员，农民把家中能拿出的余粮都拿出来了。边区政府副秘书长谢觉哉说：“笔者亲自问一农民：今年(指1940年——引者注)公粮比去年多两倍，感觉得重了一点吗？他答：‘不算什么，一家打上十几或几十石粮，过去纳地主的租，将近去掉一半，还有许多苛捐杂税，现在之缴上石数或几斗公粮算什么？’”(16)现在，我们再重新看抗战时期边区在征粮中存在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过高的估计。二是中共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在认识上的偏差，好大喜功，“锦标主义”的思想严重。一些基层政权的领导人在救国公粮征收中，每次总要在分配的任务之外，不管群众是否接受，都要多征收一点。表1反映的是1937—1940年边区公粮征收的情况。
表1反映出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边区每年的救国公粮都是超额完成的，各年超额情况是：1937年42%，1938年59.6%，1939年4.5%，1940年8.2%。二是不论从实征量还是每亩平均负担的变化来看，农民的负担加重了，特别是承担救国公粮负担的那一少部分农民的负担加重了。
* 本文发表时与文月琴合作署名。
① 《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
② 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③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④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
⑤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年)，甲1，内部资料，1994年版，第45页。
⑥ 本条例所指地主，系主要依靠出租土地而收租生活之人民。孤寡老弱残废，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土地之人民，除少数例外，一般不当做地主，得按照第3条及第5条之规定办理，为优待抗日将士家属及边区工作人员家属起见，不论他们的土地是否出租，其应缴之救国公粮均按照第5条规定征收，有特别情形者，按照第3条规定办理。
⑦ 本条例所指佃户，系指自己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主要依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活之人民。
⑧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0页。
⑨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21—27页。
⑩ 边区政府：《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文简称《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108页。
(11) 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12)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468页。
(13)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14)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485—488页。
(15) 边区财政厅：《历年农业负担基本总结》1949年，《史料摘编·财敢》第6编，第152页。
(16) 谢觉哉：《征收救国公粮的研究》1940年，《史料摘编·财政》第6编，第114—121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