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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四
黄正林
四、救国公粮与农民负担
征收救国公粮是抗战时期边区农民最大的一项负担，也是抗战时期根据地农民应尽的一项义务。农民在缴纳了公粮后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表3是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农民承担公粮负担统计表。
表3反映出从1941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实征占收获量的比例由13.85%下降到7.75%；平均每亩负担由1.66升下降到0.87升；人均负担由1.22斗下降到0.77斗。1941年是抗战时期边区农民负担最高的一年，以后由于边区开展了新一轮的生产运动，机关的生产和农民的生产都有了增长，农民负担开始逐年减轻。
1941年边区征收公粮最多，实征占收获量的13.85%，每亩平均负担达到1.66升，这是边区农民负担最重的一年。这年救国公粮征收后，边区农民负担如何?时人对此做了调查：延安县河庄区四乡有居民245户，人口1212人，根据调查当年全乡秋田收获粗粮3500石，按六成折合细粮2100石，麦子收获500石，按1.4斗折合小米357石，合计细粮2457石，征收公粮664石，征粮后，每人平均剩余细粮1.48石。由于1941年“延安县公粮征收任务比往年增加了一倍，所以农民的负担比以前是加重了，致全乡的负担占收获量27%，个别群众负担占收获量最高达40%。”当时调查者得出的结论是：“救国公粮征收以后，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总不像讲的那样严重，农民在公粮征收以后还有剩余粮，不但可以维持生活，还存有使农村经济向上发展的力量”①这个结论只是一个具有宣传性的结论，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农民辛苦劳动一年，人均只有1.48石的余食，这点粮食仅仅只够糊口。农民没有余粮出售，也没有从事农业再生产的能力(如购买耕畜、种子等生产资料)，这严重地挫伤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如延长、固临、子长、延川等地对畜牧税估价过高，在征税后群众觉得养羊不合算，就把羊子卖掉。②农民也产生了对征粮抵触的情绪，一些人不愿意把自己家里的实情告诉给政府，“以多报少，互相包庇，甚至全村有组织的谎报”。③农民的这种谎报行为，从一个侧面说明农民因负担过于沉重而产生了抵触情绪。对1941年和1942年边区征粮过多，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毛泽东说：“公粮增加与新收公草、羊子税及运公盐的影响，使农民生产情绪降低。例如1941年和1942年两年农民所出公粮、公草、公盐甚大，而两年农民所扩大的耕地只有60余万亩，仅占1939年的十分之六。牲口在1941年实际上没有增加，羊反而减少了(当然和瘟疫有关系)。移民也减少，1942年移民只有4843户，并有3527户老户发生迁移，原因主要是怕负担。”所以，他指出：“公粮公草要有限度，同时要改善征税标准，方能促进农业生产。”④针对不顾民力的征粮行为，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把不顾民力向农民征收公粮行为比做国民党，他说：
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他们解决“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就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么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⑤
毛泽东把不顾农民负担征收公粮的做法称为国民党的作风，可见，边区农民负担的加重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第一，中共中央继1939年之后，再次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号召部队、学校和机关单位继续开展以自救性生产。第二，实行精兵简政，以减少非农业生产人员。第三，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如发放农贷、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首先让农民先有“救民私粮”，再交“救国公粮”，做到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再以10%的精力向农民征收公粮。第四，调整征粮政策，对救国公粮条例进行修改，并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
通过条例的修正和征收过程中评议制度的建立，1943年后边区征收救国公粮在农民负担方面表现出两方面的变化。第一，使各阶层的负担趋于公平，使80%以上的农民能够负担公粮。表4是葭县城关区一、二、三乡各阶层负担的情况。
从表4来看，各阶层缴纳的公粮占收入比例各不相同，地主22.6%，富农13.5%，中农8.1%，贫农2.1%，平均负担为8.4%。一方面通过评议调整了各阶层的负担，另一方面，80%以上的农民负担了公粮。根据各地的情况统计，各阶层负担大致是贫农负担占收入的5%—12%，中农负担占收入的9%—20%，富裕中农负担占收入17%—20%，富农占收入的21%—30%，地主负担占收入的25%—35%(个别地方达到40%)。⑥
第二，农民的负担普遍有所减轻，生活水平有了提高。虽然1943年征收公粮18.4万石，1944年征收16万石，征收量并没有很大的降低，但农民负担却在降低，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表5是清涧县辛家沟村农民生活状况。
尽管表5只是对该村1941年至1943年的调查统计，我们从中看出，由于1941年农民负担过重，严重的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尽管1942年全村负担只有17石多，比上年减少了7石，但农民仍然没有生产积极性，全村的总收获量比上年减少了17石，余粮比上年减少了13石多。而1942年和1943年的征粮政策调整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尽管1943年负担数比1942年增加了2石，但总收获量比1942年增加了93石，生活费增加了33石，存粮增加了52石。我们再看安塞高川村的例子(表6)：
表6同样告诉我们，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了鼓励农民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农民的财富有了相当的增长。尽管在1943年后，救国公粮的征收数量继续在16—18万石之间，但由于农民的财富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农民负担得到了减轻。总之，通过对皖南事变后边区救国公粮与农民负担的论述，我们认为，如果不顾农民利益，一味向农民索取，只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在向农民征收公粮的同时，注意农民的负担，关心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就会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得到农民的拥护。抗战时期，边区之所以渡过了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正确的农村政策，赢得了农民的拥护。
① 《1941年征收救国公粮后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怎样?》，《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1日。
② 《陕甘宁边区三十年度征粮征草工作总结》，《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3日。
③ 《陕甘宁边区三十年度征粮征草工作总结》，《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3日。
④ 《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5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⑥ 财政厅：《历年农业负担基本总结》1949年，《史料摘编·财政》第6编，第154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