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著、史论 >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一
黄正林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下文简称边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在对边区历史的研究中，只注重了政权变革与建设以及土地政策的演变的研究，而其他方面如人口流动、社会意识和习俗的变迁、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化等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粗浅的研究，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边区的人口流动
抗日战争八年是边区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的时期。
移民和难民是边区的主要流动人口。移民和难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边区境内人口流动，主要是劳动力的合理调剂和迁移，发动地少人多的地区的农民到地多人少的地区开垦荒地。如绥德分区人口512071人，仅有耕地1209702垧①(每垧约3亩)，人均耕地只有2.3垧。而在边区有3000多万亩②可耕地分布在陇东、关中、延属、三边分区，却缺乏劳动力开垦。于是边区就采取措施将绥德的劳动力调剂出来，迁移到有荒地可垦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绥德分区1942年移出417户，1483人；1943年移出1836户，4961人。③二是来自邻近边区的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难民，主要是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的。如1943年进入边区的难民有：河南沦陷区约900余人；陕西国统区约2200多户，6000余人；甘肃国统区500余户，1500余人；宁夏国统区约1000余人。④1944年因日本军队扫荡，由山西逃来吴堡的难民524户，2567人。⑤山东、河北等沦陷区也有少量的难民流入边区，如1943年定边安置：由山东、河北及邻区近边区地区迁来之移难民27户，共130人。⑥
内部人口迁移和外部人口迁入构成了边区的主要流动人口。1937年至1945年边区移民难民人口流动统计如下：⑦从统计中可以看出，抗战期间，边区移民难民达到了63850户，266619人，占当时边区总人口(1944年3月民政厅统计数字为1424786人⑧)的18.7%。
边区移民难民的流动方向主要是有大量可耕地的延属、关中、陇东、三边分区。就拿1943年边区安置移难民的统计来看：⑨
可见，延属和关中分区是移民和难民的主要流向地。在个别地区，移民和难民成为当地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如延安县在1937年的户口是7703户，人口是33705人，可是1942年户口增加到16446户，人口增加到64292人，其中极大多数是从延安县以外移来的。全县五年增加户口8473户中就有8009户是移难民，占增加户口的91.6%。而人口5年中共增加31587人，其中就有29704人是移难民，占增加人口的94.3%。⑩这就是说，在延安县移难民是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
抗战时期边区的军事人口流动也比较频繁。1936年底，各路红军齐集陕甘宁，使边区军事人口骤然增加，截至抗战时期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共4.2万余人。(11)1937年8月下旬开始，八路军主力先后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边区的军事人口减少了许多，只剩下由115师炮兵营、辎重营，120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359旅718团和129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385旅770团组成的边区留守部队，共9000余人(12)，即有3.3万军事人口离开了边区。1939年随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进行整编和扩大，10月，359旅奉令返回边区，军事人口大大增加，1940年底，边区军事人口增至3.1万人。(13)1943年，为粉碎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中央军委将385旅、独一旅、新四旅和抗大总校、抗大七分校调回边区，次年4月，教导一旅、教导二旅亦奉命返回边区。1943年至1944年4月的军事人口流动虽然无具体数字可查，但军事人口激增是肯定的，据估计当在6万人以上。1944年11月至1945年6月，359旅、385旅770团、警一旅、独一旅、教一旅、炮兵团先后离开边区，边区的军事人口又减少了，继续驻守边区的是警一旅、新四旅、教一旅、教二旅，共计3.2万余人。(14)边区的军事流动人口还有应征入伍的边区青年，以及随军队出征的由边区农民组成的支前人员。这两项军事流动人口尚无确切资料，但其确实存在，有待进一步研究。
抗战时期，大量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从海外、沦陷区、国统区奔赴边区，他们大多数是拥有一定知识的文化人，因此，成为流向边区的文化人口。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对于这部分流动人口很难作出详尽的统计，只能就现有资料说明事实的存在。据不完整统计，“抗战前后到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华侨约有600人左右”。(15)1937年8月至10月，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将700余人送往延安(16)；1938年5月至8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280人去延安(17)；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输送2288人去延安。(18)抗大举办第五期时，总校与一、二、三分校共有学员13390人，其中外来知识青年10403人，占总数78%，其中河北807人，河南683人，山西632人，陕西441人。(19)这只是有资料可查的。实际上，流向边区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比上述统计多得多。流向边区的这些人口大多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如1938年7月抗大全校学员有4269人，其文化程度分别是小学594人，初中1417人，高中1440人，专门学校145人，大学428人，研究院出身11人，留学归国人员25人，文盲仅有152人，其他57人；在657名教职员工中，外来知识分子占47%，其中有留学回归者14人，外来教授12人。(20)迁入边区文化人口主要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艺、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院、青年训练班等学校学习，他们接受了革命教育之后，有的留在边区，绝大多数奔赴各抗日根据地，成为骨干力量。
总之，抗战时期边区流动人口主要是移民与难民、军事人口流动和文化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对边区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人口流动增加和调剂了边区发展生产所需用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以及边区商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二是给边区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抗战期间边区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十余所高校，并开展了科学技术研究，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蒸蒸日上，这些都是大批爱国知识分子进入边区的结果。三是改变了边区的人口结构，提高了人口索质，加强了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对改变边区农民保守的思想观念起了良好作用。
① 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编：《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下称《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4页。
② 西北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5年1月30日，《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1页。
③ 《陕甘宁边区的农业》1945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4页。
④ 《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6—647页。
⑤ 《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事业概述》1946年6月，《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第400页。
⑥ 《解放日报》1943年8月1日。
⑦ 《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事业概述》1946年6月，《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第400页。
⑧ 西北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5年1月30日，《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8页。
⑨ 《边区农业统计表(1940—1943)》1944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5页。
⑩ 《解放日报》1943年2月22日。
(11) 李国祥、张国琦、殷纯俊：《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上)》，《革命史资料》第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96页。
(12) 吴志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
(13) 李国祥、张国琦、殷纯俊：《抗日战争时期我举编成情况(上)》，《革命史资料》第9辑，第224页。
(14) 李国祥、张国琦、殷纯俊：《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上)》，《革命史资料》第9辑，第225页。
(15)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华侨组：《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16)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纪念馆编：《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17) 张腾霄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18)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编：《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辅助陈列说明》，1979年铅印本，第8页。
(19) 李志民：《革命熔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20)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附表。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