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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二

黄正林


  二、社会意识的变迁
  陕甘宁边区处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黄土高原,加之长期受到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很少受到近代新文化的影响。因此,抗战前边区农民虽进行了强烈的反封建斗争,但绝大多数农民思想保守,小农意识强烈,民族意识淡漠。抗战期间,边区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积极开展旨在提高民众素质的社会教育。边区教育厅在颁布的《社会教育工作纲要》中指出:“社会教育不仅是教育民众识字,而主要的是给民众以民族革命意识,民族自卫战争中所必需的理论和技能,参加实际救国行动,争取抗战胜利。”①因此,“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②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教育的目标,边区在社会教育中注重知识、技能和生活的训练。知识训练方面,“……2.灌输民族意识,救亡知识;3.举行时事讨论、救亡演讲;4.出版墙报;5.练习国防歌曲;6.表演国防戏剧”。技能训练方面,“1.男子参加自卫军训练、军事管理;2.妇女学会简易的医药看护;3.灌输军事常识;4.练习防卫技术:如逃避、防空、防毒等方法;5.战时工作训练:如构筑战沟、救护慰劳、交通运输、侦探敌情等工作”。生活训练方面,“在集团生活中训练民众的行动纪律,使其参加救亡活动,能为大众服务”。③通过社会教育,提高了边区群众的民族意识,正如林伯渠所说:“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抗战不胜利,大家当亡国奴,什么都没有,这个真理,边区人民是早懂得了的。”④
  边区民众对抗日战争的认识表现在行动上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来。抗战时期,边区群众踊跃参军,保家卫国。边区的青年男女绝大多数参加了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据1941年初不完全统计,全边区有自卫军224325人之多,有12%是妇女。⑤自卫军在抗日反顽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1938年春,日寇偷袭黄河,逼近边区,“固临、延长、延川有四千多自卫军,一千多牲口,为了保卫家乡,配合主力开赴前线,而且曾冲过黄河,扰乱并钳制敌人,在火线上运回胜利品近六十万斤,受伤战士全由他们抬回了”。至于剿匪战斗,“差不多没有一次没有自卫军参加,而且常起着重要作用”。⑥不仅穷苦农民参加自卫军,富农、地主也参加了自卫军,如1944年陇东分区16212名自卫军中,富农266人,地主129人⑦,地富占2.4%。除参加自卫军外,边区群众踊跃参加八路军,边区的每次征兵运动,都是超额完成任务。1937年10月,边区保安司令部给各级政府发出指示信,决定分别充实保安队人员4000人和驻陕北八路军2500人,要求12月中旬完成⑧,由于人民踊跃参军,边区超额完成任务。1938年冬,边区政府决定1939年3月以前动员3500名新战士参加八路军,事实上不到3个月就完成而且超过了。个别自卫军工作好的地方,在自卫军连长号召下整班整排的加入,前后有5000名青年参加八路军。⑨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底,边区“总共动员了三万壮丁,开赴前线,他们并非由强迫征兵而来”。⑩总之,在抗战时期边区农民自愿参军,父母送子,妻子送郎上前线的感人场面随处可见。
  抗战时期边区群众民族意识的提高,还表现在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抗日战争。边区向来是个贫瘠的地方,农民的温饱问题常常不能解决,但在抗战时期,“一提到军队需要,没有不把他当做头等事的”。(11)抗战八年,边区人民共交纳公粮101.39万石。(12)每年实际征收“都超过了预定数目”。(13)尽管农民负担加重了,但毫无怨言。1940年边区粮食歉收,征收9.7万石公粮增加了农民负担,一些农民却说:“九万石公粮不算少,但八路军要吃,不吃饱怎好打仗?就是要更多些,我们也要办到”。(14)农民在交纳救国公粮时普遍说:“咱们的八路军没粮,就不能打仗,不能保卫咱们这块自由幸福、丰衣足食的地方。”(15)1943年征收夏粮时,群众说:“早点送去给军队吃,他们吃了新麦,好去出力保卫我们的家乡。(16)边区妇女在“一切为了前线”口号的鼓舞下,省吃俭用,把粮食送给八路军,她们说:“八路军在前方英勇抗战,我们宁肯自己吃稀一些,也不能饿着战士”。(17)足见农民认识水平之高。除踊跃交纳救国公粮外,边区农民给军队运送粮草、做军鞋、送慰劳品、出工修路等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认识上和行动上的表现,都说明了向来保守、闭塞的边区农民思想意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抗战时期边区社会意识的变迁还表现在社会习俗的变化,而社会习俗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表现在人身自由、婚姻自由、劳动自由和参政议政等方面。妇女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陋习,特别是北方农村,女孩子从七八岁起开始缠足,成年后便为三寸金莲,又尖又小,不能走远路、参加田间劳动和社会活动,不仅伤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妇女的自由。边区政府把反对缠足和推动放足当做边区妇女工作的重点来抓,但阻力很大,老年人怕大脚闺女嫁不出去。1939年8月1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凡边区妇女年龄在十八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缠足。”“凡边区妇女已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18)为推动妇女放足,禁止缠足,同年12月3日,边区发出《训令各县突击禁止妇女缠足工作》的指示(19),促使边区各县区成立放足突击委员会,放足突击队,到各乡村进行宣传。经过宣传,老年人怕大脚闺女嫁不出去的顾虑逐渐消除了,“越来越多的妇女都自愿放足,逐渐形成了社会风气”。(20)在婚姻方面,婚姻自由代替了包办、买卖和童养媳。1939年4月4日,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21),规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俗名站年汉)”。这就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原则,使妇女不再是男子附庸,而在家庭表现出来的是男女平等。正如一位妇女说:“过去做媳妇,须等公婆丈夫吃完饭,才能吃其残余,常被打骂,不能过问家里的事。现在打骂取消了,妇女管理家里事;衣服制得比男子还多;过去买卖婚姻,现在婚姻自由。这是我们妇女出了头的世界。”(22)取得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到轰轰烈烈的生产劳动和保家卫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来,“全边区妇女从城镇到农村,从领导到群众,从干部到家属,从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到七八岁的女娃子,都卷入了生产运动的热潮。”“从1938年到1945年,有20多万妇女参加纺织,共纺纱600多万斤,织布约46万大匹”。(23)妇女还参加了边区的自卫军,据1938年统计,女自卫军人数达46000余人;1939年双十节大会上,千余名女自卫军战士参加了军事表演。(24)妇女参政议政在边区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从边区参议会到各县区参议会都有妇女代表参加,正如子长县群众自编的《乡选歌》所唱的:“边区要发展,选举要广泛,选举好人把事办,生活能改善。人口四万万,妇女占一半,国事家事全要管,事情才好办。道理说明了,妇女觉悟到,宝娃快把门照好,妈妈当代表。”(25)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习俗和观念在边区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
  ①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②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3页。
  ③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63页。
  ④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⑤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84页。
  ⑥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84页。
  ⑦ 边区民政厅:《边区普通自卫军人员武器统计表》1944年3月28日,《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第467页。
  ⑧ 《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⑨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186页。
  ⑩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123页。
  (11)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86页。
  (12)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
  (13)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86页。
  (14)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86页。
  (15) 《解放日报》1943年7月23日。
  (16) 《解放日报》1943年8月22日。
  (17) 《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455页。
  (18)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19) 《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第37卷,庆阳地区档案馆藏。
  (20)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462页。
  (21)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40页。
  (22)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93页。
  (23) 《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456—457页。
  (24)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455页。
  (25)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468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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