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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二
黄正林
二、社会教育中教材与文字的选择
边区社会教育课程体系的建立和抗战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1937年制定的《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规定民众教育的课程应包括文字、政治、自然和社会四门课程。这四门课程要达到的目标是：文字课程的最低限度要能用汉字看标语、口号，填写自己的履历表，能利用新文字学习汉字、自然和社会常识；最高限度能用汉字写信和做报告。政治课程的最低限度能了解抗日的纲领和特区(特区是指陕甘宁边区)的民主自由的特点及特区阶级关系的转变；最高限度要了解“(1)中国目前阶级关系的新结合，中国的国际关系的新变化。(2)国内的、国际的敌人、朋友、同情者，敌我中间动摇不定者的认识和对策。(3)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在特区的转变及工作方法作风的转变。”自然课程的最低限度能了解农业经济的一般及日常科学知识；最高限度了解一般的自然、农业和生活知识。社会课程最低限度要了解人类社会的特点、个人命运与社会的关系、家庭与个人的关系、国家和国际与个人的关系；最高限度了解社会发展的史略。①显然，这是一个高标准的课程方案。冬学的课程包括国语、政治、音乐(唱歌)、算术、常识、军体等6门课程。除周日和晚自习外，每周上课36个小时，各门课程所占比重为：军事3小时，国语15小时，政治12小时，唱歌、抗战常识和珠算各2小时。②这是边区社会教育的第一个课程模式，以后的课程变化基本上以这个课程模式为根据。在课程变化中，识字和政治教育始终是主要课程。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夜校的基本课程为国语、常识和算术；冬学的基本课程为国语、政治和常识。③1940年颁布的《边区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草案)》规定的课程有识字、政治、自然、军事、唱歌。
所有课程的内容和民族解放战争紧密相连，识字课除以各种日常知识为内容外，尤应采用提高民族觉悟和抗战情绪的材料；政治课应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抗战、国际形势和边区的民主建设为中心；自然课应着重在战时知识，医药卫生知识和农业改良的知识；军事课应着重在游击战术的研究；唱歌课应采用救亡歌曲，激励抗战情绪和胜利信心。④从课程设置和内容来看，中共想通过社会教育的方式，使边区民众摈弃传统观念，成为新型民众，他们不仅要有文化，而且要有民族意识和政治信仰。不论其目的能否实现，这一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应该是人的现代化。
为了实现社会教育的目标，边区的教育家们在教材编写上颇费了一番工夫。边区比较早的使用的扫盲课本是《新千字文》，其特点是先从认数开始，再学常用的单位和常用杂字，由易到难，编成韵文。1940年，边区的教育家们重新编写了一本冬学识字课本《边区民众读本》，是利用“三字经杂字”等旧的形式编成的，包括《抗日三字经》、《实用四言常识》和《新五言杂字》三部分，还附有一些散文译述和日常应用文。这是抗战时期边区扫盲识字中用的时间最长、最受民众欢迎的课本。⑤在边区扫盲教材的编写和改版过程中，一方面用传统的文体形式注入了新的内容；另一方面，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以及人民军队的壮大，在扫盲教材的编写上，弱化了教材的政治功能，强化了教材的识字功能。如边区文教大会后，编成的扫盲教材有《识字课本》、《日用杂字》和《庄稼杂字》等，主要以识字为主。
如何编写成人扫盲教材，边区还展开过一次很有意义的讨论。1944年11月2日余志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编识字课本的意见》的文章，对边区扫盲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些看法。他主张采用白话文，摈弃“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一句的韵文形式”，认为“死板的规定几个字一句的韵文，除了便于背诵以外，没有多大好处”。辛安亭是边区扫盲教材的主要编写者，他对余志平的一些观点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传统的启蒙读物的编法，即以三言、四言、五言杂字编成韵文，适合于边区分散的农村，是以“多年的私塾与冬学的教学经验做根据的”。排列教材顺序的原则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先易后难”，一个是“由近及远”。“难易是指事物本身的繁简，远近是指事物与学习者关系的亲疏。”对“形旁”“声旁”字的研究，如果是作为识字教学过程中比较研究的方法之一“是很好的”，但如果一定要把“形旁”“声旁”的字“在编排上放在前边，不管这些字与读者的关系是否密切，那就犯了只知其一(先易后难)，不知其二(由近及远)的错误了”。⑥这次关于扫盲教材编写方法的小争论，其实反映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对中国传统文化是采取扬弃的态度还是抛弃的态度，这是社会转型时期必须正确对待的一个问题。
在扫盲教材的编写和常用字的选择上，辛安亭还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辛安亭对边区的姓氏进行调查，收集到270多个，把不常见的姓删去，选出184个单姓，编成四言韵文，形成《新百家姓》，作为扫盲教育的补充教材。⑦在扫盲教育中，哪些字是常用字，适合于群众识字的需要，边区的教育工作者也做了研究。延安大学教育系的学生对《群众报》一年中用过的字进行统计，按照使用频率共排列了2768个字。辛安亭在此基础上，参考了11种边区内外出版的初小课本和成人识字课本，一部分故事、秧歌等通俗小册子及百家姓、人名，筛选出1800个字，按照这些字所表达事物的性质，分成自然、动物、植物、生理、心理、食、衣、住、用、生产、家族、社会、军事、政治、文化等十五大类。另外把那些为了明确、生动、简捷的表达意思所需的字分成五类，包括代名词、形容词、副词、连词、介词、助词、叹词、助动词。⑧辛安亭当时对常用字的分类，主要是“供给教识字课及自编教材的同志们参考”使用的，即使今天看来，对扫盲教育仍然有一定的启示。
在文字的选择方面，边区的教育工作者还做过一次大胆的尝试，这就是用新文字扫盲。什么是新文字?1928年，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做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文字的工作，编写了《中国拉丁化字母》，规定了字母和拼写规则，创造了中国的字母文字。抗战期间，吴玉章在延安继续开展这项工作，使之完善，在边区推广，这就是新文字。1940年边区政府颁布命令，承认了新文字的法律地位。⑨为了推广新文字，边区成立了新文字协会，创办了《SIN WEN ZI BAO》(新文字报)、《DAJIA KAN》(大家看)等。同年秋，在吴玉章的直接指导下，延安成立了新文字训练班，从陕北公学抽调学员74名。培训结束后，分派到延安市、延安县创办了63处新文字冬学(有妇女冬学6处)，参加扫盲学员1563名(妇女224名)。经过40多天的扫盲学习，测试成绩如下：甲等(会读、会写)561名；乙等(会写迟缓，间有错误)219名；丙等(会拼音写单词，但不会使用)462名；丁等(以上程度以下)321名。⑩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新文字在扫盲中有一定的效果。因此，边区把“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写进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1)认为学习新文字是消灭文盲的捷径，“汉字比较难学”，而“新文字顶多几个月就学会了”(12)，《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认为“汉字是过时的，趋于死亡的东西”，而“新文字是四十年来改革汉字运动的结果，是彻底改造象形文字为拼音文字，使中国文字向着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道路前进。”因此，“推行新文字和扫除文盲的工作，有着第一等的意义。”(13)1941年的社会教育，把扫除文盲与推广新文字紧密联系起来，各地纷纷办了一些新文字冬学。
实验终归是实验，但新文字要在边区真正推行开来，又是十分困难的。新文字实验推行了三年，就停止了，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就扫盲运动中新文字推行的难度谈两点看法。第一，方块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用拼音文字替代汉字，民众(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从瞿秋白、吴玉章等创立新文字的理由来看，新文字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把新文字与汉字完全对立起来。(14)尤其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以拼音文字取代传统的汉字，不利于团结全国民众抗日，也给反对派遣成攻击边区的口实。第二，新文字和汉字在使用上的冲突。新文字虽然在边区取得了与汉字同等的地位，但使用上汉字在社会上占有绝对优势，应用新文字的困难很多，群众认为“新文字没根，学了没有用”，当时，“干部开路条，老百姓写信、记账，政府的粮条、布告等都用的是汉字；区乡干部大部分不认识新文字，有的接到群众用新文字写的报告，又往下面要汉字报告。”(15)由于民众对新文字接受程度的影响和实际应用中新文字与汉字的冲突，1942年，边区把新文字冬学收缩在延安县，次年，新文字运动结束。新文字运动是边区扫盲教育过程中在文字上的一次重大选择，虽然中途夭折，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研究文字改革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16)
①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4页。
②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第115页。
③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98页。
④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134页。
⑤ 辛安亭：《关于识字课本的编法问题》，《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
⑥ 辛安亭：《关于识字课本的编法问题》，《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
⑦ 辛安亭：《旧百家姓与新百家姓(补充教材)》，《边区教育通讯》1945年第2期。
⑧ 辛安亭：《群众急需字研究》，《边区教育通讯》1946年第3期。
⑨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157页。
⑩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234页。
(1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41页。
(12)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176页。
(13) 《推行新文字与扫盲教育(社论)》，《解放日报》1941年6月4日。
(14)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10页。
(15) 杨志功：《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几点意见》，《新干通讯》1943年第1期。
(16) 李绵：《陕甘宁边区一次很有意义的文字改革试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