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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三
黄正林
三、边区社会教育中扫盲目标未实现的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教育运动，扫盲是社教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扫盲问题上，边区的教育主管部门也有很大的决心，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推动扫盲的实现。1939年边区出台了《消灭文盲三年计划草案》，以14岁到40岁为扫盲对象，边区大约有36万文盲，计划在3年内消灭文盲18万。①按照计划，三年内边区的脱盲率要达到50%。通过扫盲运动，边区究竟有多少人摆脱文盲?根据1944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一份提案对边区人民文化程度的估计，全边区13岁以上50岁以下的文盲人数降低了7%。②如果加上小学生以及脱盲后离村的人数，脱盲的比例会高一点。在扫盲教育中，干部、战士的识字率有了较大的提高。边区的八路军战士，1939年识字200个以上的只有40%，1941年达到80%，其中识字500以上的占15%；排以上干部能读懂理论书籍的占25%，能读《新中华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占56%，连以上干部全能看懂《新中华报》，全能听报告、作笔记，写一般应用文件。③这说明，边区的八路军战士和干部的文盲率有了很大程度的降低，但乡村民众仍有90%的文盲存在，边区没有实现边区《消灭文盲三年计划草案》中的预期目标。为什么没有实现预期的扫盲目标?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文化背景来看，陕甘黄土高原沟壑纵横，自然环境恶劣，生活在这里的民众，由于生存的需要，长期与大自然抗争，加之人口稀少，居户分散，没有强健的体魄无以自保，长久以来形成了剽悍尚武的民风。以明清时期考取功名为例，乾隆《环县志》记载，明朝至清乾隆年间的四百余年中，环县考中进士仅2人，文科1人，武科1人；举人52人，其中22人是武举人。④有清一代，庆阳县考中进士10人，其中武进士有6名；举人100名，其中武举人66人。⑤在重武轻文的大文化背景下，民众没有形成接受识字教育的习惯。这种习惯延续到抗战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扫盲运动的实施。
第二，对抗战时期的边区民众来说，扫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群众逃避识字，实际上是在逃避负担。抗日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群众负担最重的时期，特别是边区遭到封锁后，负担更重。根据1941年的调查，边区每个劳动力每年的平均负担用时间来计算是：跟牲口(主要为边区和八路军运送粮草等)，经常40天；自卫军训练、开会、放哨30—35天；担架运输、修筑(公路、工事等)15—20天；优待抗属(代耕、担水、砍柴)15—20天，共计100—115天。一个生活在边区的劳动力，“至少须负担义务劳动100天以上，18垧地须180天，自己砍柴挑水等需30天，赶集、赴会、人情等需30天，家事、疾病、雨雪耽误需40天，共计380余天。”⑥再根据《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的规定，每年11月至翌年1月为办理冬学时期，实际时间大约40—65天不等。按照以上调查材料的算法，再加上社会教育所用时间，一个农民大约得有420—440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一年的劳动量。因此，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各种社会动员，从时间上无法保证扫盲教育的正常进行。
第三，边区民众逃避识字，包括不愿送学龄儿童上学，还有心理上的担忧，害怕读书识字之后变为“公家人”。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基层政权的建立，中共政权需要大批的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这些人员的主要来源就是从当地民众中选拔，许多粗识文字的人被动员参加革命。一旦参加了革命，就变成“公家人”，特别是妇女，“怕念了书当公家婆姨”，“怕念了书不服家庭管教”等。⑦这是当时乡村民众最担心的，也是民众比较普遍的心理现象。正因为这样，边区民众不仅成人识字不积极，就是对子女的上学也不究全是积极支持的。如1941年统计，边区有学龄儿童约177730人，入学儿童约43325人，入学率24.5%。⑧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如此之低，成人扫盲教育的入学率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解放日报》对边区民众识字的积极性做了许多正面的报道，但从一些档案资料中看到民众由于担心成为“公家人”和对中共政权的疑虑，对识字教育的反应是冷漠的甚至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特别是冬学的军事化管理方式和教育内容，引起了边区民众的疑虑。“课本的内容和功课的配备上，政治分量太重，门类也很繁多，没有强调识字，而且学校组织和生活也有点太军事化：军事管理、军事行动，俨然像一个军事政治学校。这样不仅与民众平素生活习惯距离太远，反而引起某些民众怀疑，他们以为冬学就是练兵和训练公家人。”⑨1941年陇东专署李春霖对陇东分区教育情况做了调查之后，在总结动员学生入学困难的情况时指出：“第一，借口没吃的不来……；第二，群众意识落后，怕当‘公家人’是一般(陇东俗语，普遍之义——引者注)观点，新区里有更多困难，对我们(指中共政权——引者注)还不大相信……”。⑩民众对识字的逃避见于各县给边区政府的工作汇报中。盐池县的教育干部在动员一个区游击队战士家中的学生上冬学时，家长立即到区公署说：“我们家里出了一个兵，为什么还要再出念书的呢?”甚至有的家长送孩子上学时，认为孩子从此成为“公家人”而“痛哭流涕”。(11)从那些报告中看出，组织农民识字是边区基层政权最头痛的社会动员之一。正是这种心理的普遍存在，边区民众对识字教育表现出漠不关心或逃避识字。
第四，边区经济、文化基础薄弱，适应不了大规模扫盲运动的需要。边区是一个贫瘠的地方，抗战时期又受到严重的经济封锁，财力十分困难，因此，边区拿不出钱来投入扫盲教育，各地的扫盲经费主要是发动群众自行解决。1938年10月，边区教育厅发布了一个《关于冬学经费问题》的通令。通令说关中及庆环分区，直属延安、延川、延长、固临、神府等县人民生活比较优越，经费(教员津贴、办公费)和教员菜钱，粮食开支，要全数发动当地群众负担；三边分区、靖边县“两地经费，由本厅负责。但亦须尽可能地争取群众负担”；安定遭天灾，经费由“本厅负担五分之三”；甘泉、志丹“素来相当穷苦，由本厅负担一半”。以上是边区教育厅派到各县的教师及社教所用经费的负担，“至于各县教员粮食，菜钱支费，完全发动当地群众负担，万勿仰给本厅。”(12)从这个通令中就可以看出边区教育经费的捉襟见肘。同时，边区决定取消各分区、县准备筹办的冬学训练班，原因是经费紧张：“第一，在抗战及紧张的时期，经济愈发困难。教育经费也无从扩大，如果不行停止，经费筹措不易。第二，在抗战紧迫时期物质上也发生缺乏，纸张印刷都成了问题，按时开办，书册赶不上用。第三，以备县作单位开办，功小事倍，比如文化落后物质困难的县份，招收不到学员，而开办经费与筹备是一样的不能节省，是不经济的办法。”(13)由于经费紧张，纸张困难，教材难以按时、足额印刷，也影响了扫盲教育的顺利开展。
边区在扫盲教育中，还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教员缺乏及其文化素质偏低。边区扫盲教员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由教育厅从边区的中等学校里抽调学生分派到各县充当冬学教员；二是各县乡干部担任教员，或聘请义务教员；三是实行小先生制，即抽调小学生担任扫盲老师。这三部分教员中，经教育厅培训下派的教员数量太少，无法满足需求。而县乡政府工作人员和小先生文化程度又太低，大多不能胜任识字教育的要求。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根据粗略的统计，在全边区1700多小学教师里，就有60%以上仅只读过高级小学，他们不要说受师范教育，就连普通知识和读写能力都还非常欠缺，乡文化主任许多还是文盲，区教育助理员一般也只有高小毕业的程度，即使县三科长本身，也很少受过师范教育；我们大多数的同志只知道要办学校，却不晓得学校怎样办，我们要推行识字教育，但是我们找不到教人识字的先生……”。(14)面对如此师资状况，如何能完成如此巨大的扫盲任务呢!
①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第140页。
②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268页。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81页。
④ 高观礼：《环县志》卷8，乾隆十九年，环县档案馆藏。
⑤ 庆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400页。
⑥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⑦ 柳勉之：《张家畔的妇女轮学》，《解放日报》1945年4月5日。
⑧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208页。
⑨ 《根据去年经验教育厅发出冬学指示》，《解放日报》1942年9月9日。
⑩ 李春霖：《陇东教育视察报告》1941年9月25日，原件藏甘肃省档案馆。
(11)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第280页。
(12)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147页。
(13)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45页。
(14) 《提高边区国民教育(社论)》，《解放日报》1941年10月4日。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