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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四
黄正林
四、社会教育与中共对边区乡村社会资源的控制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一场比较彻底的社会动员，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共在乡村政权的认同过程。
近代社会以来，随着王朝权威的式微，乡村社会逐渐摆脱王朝权威的视野，为乡村精英所把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这种状况没有任何改变。“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是20世纪20到30年代黄土高原陕甘地区乡村社会的真实写照。①这些乡村精英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帜，与官府和外来势力抗争，得到一部分乡村民众的信赖。正是这些精英构成了乡村权力的主角，形成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梗阻”。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虽然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乡村抗日政权，但乡村权力主角并没有完全转换，原来的乡村精英在民众中依然有很大的权威性。发生于1940年1月的“环县事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环县是1936年红军西征时解放的老解放区，中共在这里普遍地建立了乡村政权，但在中共政权建立四年后发生了“环县事变”。环县事变的主谋是赵思忠，外号“赵老五”。在官方记录中，赵老五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但民间传说他是一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人，对当地老百姓很讲义气，因而在当地民众中有较高的威望。于是，一些人表面上跟共产党干，实际上听从赵的指挥。1939年，由于中共环县政府在征粮、征兵中方法粗暴，引起民众不满。赵便乘机张贴标语“环县亲戚朋友们联合起来”、“环县人不打环县人”、“国民党要粮要兵也不过如此”。赵可谓一呼百应，1940年1月，环县基层政权十七个乡的群众，二千多名自卫军跟随其叛变。②这次事件发生在中共拥有四年政权历史的老解放区，使中共在环县乡村的政权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充分说明乡村权力主角还没有完全转换，国家与乡村社会中间的“梗阻”还没有完全消融，民众游移在原来的乡村权威和中共政权之间，对中共政权没有完全认同。
如何实现乡村权力主角的转换，实现民众对中共政权的认同?社会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边区把教育看作“一种很有力量的宣传训练组织的手段”。③通过社会教育的形式，把一些新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民族和国家意识、中共党的政策及奋斗目标灌输给民众，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以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抗战必胜的信心和抗战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为了把民众参加抗战的热情和积极性充分地动员起来，中共调动了可供社会动员的一切资源，在“各村、各乡小学校内或小学校外，建立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夜校、识字班(女子可同男子分开，上课应在白天)，组织各种识字组、大众黑板、读报、演讲、娱乐、体育、壁报、戏剧等一切适合于民众需要及为民众所喜欢参加的活动”。在对民众的抗战动员中，戏剧、秧歌等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因而颇受重视，“戏剧为进行社教的有力工具，社教而无娱乐，它的工作是不易进行的。而且社教不单是识字，戏剧、歌咏、图画，都是社教的良好工具，我们都应当运用，而尤以戏剧的宣传效果为最大。所以戏剧是社教的最好工具，不论抗战动员、改良社会风俗、提倡教育它都是有力的宣传武器。”④于是，各地都成立了剧团、秧歌队、社火队等，用传统的形式进行抗战动员。抗战时期，边区、各分区和部队建立的剧团有民众剧团、抗战剧团、关中剧团、七七剧团和庆环农村剧校、光明剧团等。另外，各地还发动民众利用农闲时期组织了社火队、皮影队等。他们的演出都和当时当地的政治动员紧密配合，如边区的抗战剧团七七事变后，重点是抗战宣传；1939年大生产运动提出和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重点宣传生产运动和宪政运动；1940年的重点是征粮、扩兵和反磨擦斗争。而劳军、识字、放足、讲卫生、破除迷信等则是经常性的工作。⑤1944年春节，“延安文艺工作者大批下乡，宣传生产劳动，军民关系，自卫防奸，敌后斗争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称为‘斗争秧歌’”。⑥
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根据每一时期抗战动员的中心工作，把识字、征粮、征兵、民主选举、大生产运动、妇女放足、减租减息、反磨擦斗争、运输、募捐等各种社会动员编成戏剧、秧歌等在乡村巡回演出。戏剧、秧歌演出的形式大多是群众喜欢接受的传统形式，如秦腔、道情、眉户剧和民间小调，而演的是与边区社会动员相关的内容。如抗战期间，为配合社会动员，陇东剧团、群众业余剧团、秧歌队、社火队演出的剧目有：反映抗日的有《满天飞》(宣传东北义勇军抗日)、《岢岚县》和《张风桥》(反映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上前线》(反映民众积极参加抗日军队)、《新三娘教子》(反映母亲教育儿子重上抗日战场)，秧歌剧《归队》、《不当亡国奴》、《九一八》等；反映大生产运动的有《订生产计划》、《合作社人员》、《兄妹开荒》、《夫妻开荒》、《王麻子变工》等；反映减租减息的有《减租》、《二五减租》等；反映识字的有《不识字害处多》、《妇女识字组》、《夫妻识字》等；反映军民关系的有《游击队的干妈》、《拥军花鼓》等；反映改造二流子的有《二流子转变》、《李财东》、《动员起来》等；反映新婚姻法的有《刘巧儿团圆》等。
中共的抗日主张、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社会政策以及社会动员等都融入到戏剧中去，寓教于乐，对群众思想的改造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除了黄河沿岸曾受到日军的进攻和延安受到日机的轰炸外，由于乡村长期缺乏与外界的联系，民众感受不到日军侵略的切肤之痛。因此，要想动员这里乡村民众投入到民族解放战争中去，仅用课堂说教和宣传是很难的，而用戏剧表演的效果就大不一样。1939年冬季，庆环农村剧校在曲子县三岔(现属镇原县管)上演抗日戏剧时，观看的自卫军战士被剧情所感染，当场表示参军上前线，出现了整排、整连自卫军战士参加八路军，要求上前线对日作战的场面。⑦关中分区南仓秧歌队演了一出别开生面的街头秧歌剧《减租》，发动地主扮演地主，佃户扮演佃户，使地主斯文扫地，佃户对地主的仇恨被煽动起来。中共乡村政权的领导者趁热打铁，发动佃户和自己的东家作斗争，原来的乡村权威在民众心目中彻底瓦解了，减租减息也得以彻底进行。这就是戏剧在社会动员中的魅力所在。
抗战时期，刘澜涛关于乡村社会动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切工作的基础‘在群众!在乡村!’没有充分的群众的政治动员、组织动员与工作动员，没有深入刻苦切实的乡村工作，那么一切漂亮美丽的决议和指示，将和革命博物馆的古代文献一样，徒供人们参观游览而已。只有决议和指示，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乡村去，且为广大群众在实践中所了解所体验，并愿坚决为其彻底实现而斗争，那么这个决议和指示，才能发生伟大的革命效力，才能变为‘物质’的力量。”⑧在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社会教育使中共的各项政策深入到了边区的乡村社会中、深入到民众中，使中共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衷心拥护。在社教运动中，老百姓用他们自己喜欢的调子、语言唱出了一曲曲歌谣，歌颂共产党及其领袖，如《东方红》、《高楼万丈平地起》、《绣金匾》等。这只有在民众将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鱼水关系时，才能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总之，社会教育使边区大多数民众对共产党及其政权产生了最大限度的信任，使他们相信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的党，共产党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因此，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共乡村政权认同的过程。
社会教育实现的过程，也是中共政权对边区乡村社会实现控制的过程。首先，中共党的机关深入乡村，在政权的最基层建立了乡支部和村支部，在社会教育和社会动员中的积极分子或被吸收在党内或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新的乡村精英，他们逐渐被民众所接受。在减租减息和乡村选举运动中，过去的乡村精英被迫退出了乡村政权的舞台，而新的精英分子通过选举成为乡村政权的直接领导者，新的乡村权力主角形成了。其次，在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中，民众自愿参加各种社会组织，如儿童参加了儿童团，妇女加入了妇女救国会，青壮年男女参加了自卫军，此外，民众还积极参加合作社、变工队、支前小组等。这些组织纵横交错，把乡村中所有民众都涵盖在内，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某个组织之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三，通过社会教育，民众接受了中共基层政权组织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生活模式(如村民公约中应遵守的规范)及其他制度，使民众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权(共产党领导的)紧紧缠绕在一起，表明中共实现了对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
综观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它的出发点是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扫除民众文盲，二是提高民众政治觉悟。扫盲教育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程，文化传统和背景、民众的接受能力、民众对识字的需求程度和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不同程度对扫盲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而抗战时期的边区在以上几个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因此，扫盲运动的实际效果和组织者的理想相差甚远。但是，在政治教育方面，社会教育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通过社会教育，边区民众不仅认可了中共的领导，而且表示了比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按照中共的意图参加了各种社会动员，使社会教育实现了中共政权对边区乡村社会资源的完全占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边区的社会教育中的识字教育降到了一个次要的地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原载《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① 《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②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105页。
③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30页。
④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208页。
⑤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217页。
⑥ 《李鼎铭研究资料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⑦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14页。
⑧ 《晋察骥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6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