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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风气的变革/一
黄正林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和民主政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近代科学知识以及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使得边区乡村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边区乡村社会风气的变革进行论述。
一、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现代医学知识的贫乏，使边区乡村存在着很多巫神马脚，他们假托鬼神，造谣惑众，骗取钱财，其实，“巫神之中大多数并不信神，他们自己生了病时反而要找医生医治，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一套骗人的把戏，但他们在人民之中，硬要进行反对西医中医的宣传，硬要说有什么鬼神，其目的就是为欺诈取财，损人利己，谋自己的生计。”巫神所谓“治病”，主要有“安砖”、“吊瓦”、“放炮”、“麻绳网指”、“火烧阴毛”等，手段极为残忍，其结果往往是“无病变为有病，小病变为大病，大病变为死症。”①据统计，1944年延安县有巫神161人，一年诈骗钱财3360多万元边币；其中59人交代，经他们手致死的病人达278人之多。②1944年，曲子县马岭区发生流行性耳下腺炎，许多患者请阴阳念经治病，结果死了20多人。③因而，当时的报纸惊呼，“整个边区，就有一批这样的巫神，天天在做这种杀人的勾当。”④可见，巫神对边区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面对巫神的泛滥和村民的盲从，边区开展了坚决的斗争。边区在《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巫神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能相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不能容许巫神这种‘职业’公开的或秘密地存在。”边区在反对巫神的斗争中，一方面坚决取缔巫神的活动，处罚伤害人命与造谣惑众的巫神，劝导他们改邪归正，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另一方面，边区积极开展反对巫神，提倡科学的宣传活动。边区大量巫神的存在，主要是“文化落后以及医药缺乏和卫生教育不足的产物，因此，要消灭巫神的势力，首先要普及卫生运动和加强医药工作，否则就是主观的空想。”对于普及卫生运动，边区政府要求“各界人士，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书报、画图、庙会、展览会等)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必须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并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必须动员和帮助一切中医和一切药铺认真为群众服务。西医应主动的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改造巫神。”⑤由于传统习惯，要使乡村老百姓一下子抛弃巫神和迷信，相信医学科学是困难的，但边区各级政府付出了极大的耐心和劳动，帮助村民改变观念。首先，边区在各县区设立医院、保健药社，成立助产训练班，开设药店等，服务乡村群众。如1944年陇东流行猩红热时，陇东分区医院派医疗队下乡为群众治病，赢得了群众的好评。⑥其次，各级政府响应边区政府号召，普遍建立了卫生、防疫委员会，制定乡村卫生公约，在乡村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卫生委员会定期在乡村进行卫生检查，督促群众搞好卫生。防疫委员会定期下乡给老百姓的娃娃种牛痘、做防疫的宣传工作。
通过这些工作，边区乡村逐渐形成了相信医学科学，反对迷信的良好风气。大多数老百姓有病不再请巫神马脚，而去看医生。八路军在陇东西华池开办的民生医院，附近“六七十里路的群众病人，都纷纷前往医治，并且带了不少蔬菜和醋送给他们吃。”⑦曲子县马岭区杨家老汉身染重病，寿衣棺材都准备好了，经分区医院医生诊治很快痊愈，一家人高兴地说：“人家没有来以前，咱们烧香拜佛一点儿也不灵，看看人家的手术多高，治一个好一个，才真是活神仙哩。”⑧群众不仅不相信巫神，而且对巫神的欺诈活动进行揭发，1945年9月，庆阳县新堡区一巫神看一次病需法洋15000元，群众检举揭发后，司法机关立即逮捕关押，并处以25万元的罚款。⑨这些都说明，老百姓相信科学，反对迷信的观念逐渐形成了。
① 《关于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解放日报》1944年4月29日。
② 叶成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改造巫神的历史经验》，《光明日报》1999年11月12日。
③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78页。
④ 《关于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解放日报》1944年4月29日。
⑤ 《关于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决议》，《解放日报》1945年1月8日。
⑥ 《陇东医院派员到曲子为居民治愈猩红热》，《解放日报》1944年6月6日。
⑦ 《五旅五团民生医院中医治四百余人》，《解放日报》1945年9月30日。
⑧ 《陇东分区医院派员到曲子为群众治愈流行传染病》，《解放日报》1944年4月29日。
⑨ 《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第79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