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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风气的变革/三
黄正林
三、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毛泽东说，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到三种有系统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①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一文中又指出：“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②可见，中国妇女长期以来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最深，她们的地位最低下，生活最苦。所以，妇女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抗战时期，边区政府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使妇女逐步取得了在婚姻上的自主和家庭中的平等，使妇女有了参加社会劳动和参政议政的自由。
在婚姻和家庭中，妇女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和平等的地位。1939年4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条例》体现了婚姻自由的原则，“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俗名站年汉)”。禁止早婚、重婚和纳妾，“结婚年龄，男子以满20岁，女子以满18岁为原则”；“有配偶者，未经离婚，不得重为结婚”；“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实行婚姻登记的制度，男女双方自愿结婚或自愿离婚，都要向当地乡政府登记，发给结婚证或离婚证。《条例》还保障了妇女在子女和财产上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等。③1944年修订时又增加了保护妇女权益的内容，“女方在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具有离婚条件者，亦须女方产后一年始能提出(双方同意者不在此限)。”④《条例》保障了女子在婚姻中的自由和权利，改变了过去女子在婚姻中被奴役和被动的地位。边区各级妇联在宣传婚姻条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广泛宣传取得了显著成效，使许多乡村妇女懂得婚姻自由是她们获得解放的主要内容，也使许多青年男女真正懂得了婚姻自由在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1943年马锡五公断封棒儿(封芝琴)婚姻上诉案就是边区青年女子要求婚姻自由的一个典型事例。华池县温台区农民封彦贵为图钱财，将女儿封棒儿先后许给张金财之子、张宪炽之子和朱寿昌为妻，并都索取“礼钱”。封棒儿因与张伯儿自由恋爱，拒绝了父亲的买卖婚姻。张金财伙同族人深夜闯入封家把棒儿抢走，给儿子完婚。封棒儿向陇东分区专员、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上诉，马锡五协同县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理封棒儿婚姻案，分别判处封彦贵与张金财劳役和苦役，当众宣布封棒儿和张伯儿婚姻有效。⑤这一判决完全符合边区婚姻条例的精神，也为正确处理婚姻案件树立了典范。这一事例足以说明边区乡村青年男女的婚姻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过去的婚姻中，女子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解除婚姻关系时，只许丈夫“休妻”，妻子则没有发言权。现在不同了，女子在婚姻中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对男方不满意，可以拒绝结婚；对婚姻不满意，可以提出离婚；如果发生逼婚、抢婚，可以到政府去告状。随着妇女在婚姻中地位的变化，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妇女成为家庭中的平等成员。正如一位妇女所说：“过去做媳妇，须等公婆丈夫吃完饭，才能吃其残余，常被打骂，不能过问家里的事。现在打骂取消了，妇女管理家事；衣服制的比男子还多；过去买卖婚姻，现在婚姻自由。这是我们妇女出了头的世界。”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边区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改善。
从婚姻、家庭中解放出来的边区乡村妇女开始走向社会，积极参加到各种社会活动中来。中共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妇女参政议政，在每次乡选中都动员有选举权的妇女参加选举，许多乡村妇女当选为县乡参议会参议员，她们和男子一样行使自已的政治权利。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提出七项措施，其中就包括鼓励妇女参政，要求“各级参议会应有25%的女参议，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⑦在1941年边区第二届各级参议会选举中，有167名妇女当选为县级参议会议员，2005名妇女当选为乡级参议会议员。⑧她们绝大多数是农村妇女。这些昔日只知围着锅台转、足不出户的乡村妇女，现在在参议会上畅所欲言，和男子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国家大事，这是边区妇女地位史无前例的变化。
不仅如此，乡村妇女还是边区经济建设主力军。在抗战最困难时期，边区乡村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七八岁的小女孩到七八十岁的老婆婆都参加到生产运动中来。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5年，有20万妇女参加纺织，纺纱600多万斤，织布46万大匹。⑨在保卫边区和支援抗战上，乡村妇女也不甘示弱。妇女积极参加自卫军，和男子一样站岗放哨，救护伤员，运送弹药等。边区妇女成为自卫军的骨干力量，1938年边区的女自卫军有46000人；1939年双十节大会上，一千余名女自卫军战士参加了军事表演。许多村庄的妇女自动组织缝衣队、洗衣队、救护队，支援前线。1938年到1939年，边区有缝衣队825个，5796人；洗衣队828个，4160人；救护队1663个，8415人。⑩妇女社会角色的转换，是边区乡村社会风俗的一大变化，也是边区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1)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178页。
③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0—42页。
④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⑤ 《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
⑥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辑》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⑦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页。
⑧ 白茜：《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
⑨ 白茜：《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
⑩ 白茜：《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1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