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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董志凯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董志凯
　　我认识青年学者黄正林同志是在1999年12月底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提交的是关于陕甘宁边区土地制度方面的论文。2001年6月，中国现代史学会在延安召开年会，我再次见到他，他说他还在做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的研究。四年后，我第三次见到他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他带着50余万字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书稿来找我，希望我能为他的书稿作序。
　　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保留下来的唯一的根据地，1935年10月，长征北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全面实施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和纲领，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是中共党史学界和中国现代史学界长期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许多成果问世。同时，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陕甘宁边区档案资料，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等，还有一些当事人的文集、回忆录不断整理出版。这些新资料的出版无疑对推动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据我所知，正林同志从事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已有近十年时间了，先后在《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国农史》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二十余篇，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由于有了较好的前期研究，2002年作者申报了“陕甘宁边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研究”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在此基础上，他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的专著。和以往出版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著作相比，我对他的新著有三个方面深刻的印象：
　　第一，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历史学是一门资料性很强的学科。一位严谨的史学工作者都会十分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挖掘和利用。本书利用的参考文献有200余种，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大类：一是中央档案馆和陕西省档案馆编辑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档案资料和边区出版的报刊(包括未公开出版的资料)，从书的内容和征引的资料来看，这些核心资料作者几乎都研读了；二是当事人的文集、选集、回忆录，各部门编辑出版的资料如文史资料、地方志、专题资料汇编等；三是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这些资料的搜集和利用，显示了作者比较扎实的史料功底。为了做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他多次到北京、西安、延安等地的书店、出版社、图书馆、档案馆，购买和复印了大量资料。目前，他搜集的陕甘宁边区史的资料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不仅使本书有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而且为他将来对这一领域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本书是作者做了大量的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对一些问题有比较深刻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以往的研究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作者通过研究认为以皖南事变为标志，认为把边区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比较合理。就经济政策而言，皖南事变以前，边区的经济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外援。皖南事变后，边区经济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其基本点是发展经济，自力更生。直至抗战结束，这个方针没有发生变化。就经济发展过程而言，皖南事变前是边区经济恢复和“家业”的创立时期。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把边区的经济建设当做头等大事来抓，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政策和法规，边区的经济法规80%以上都颁布于这一时期，并且不断得到了修正和完善，边区的经济体系在皖南事变后建立起来了。如果把皖南事变后边区经济发展过程再进行划分的话，就难以突出这两大阶段的特点。因此，本书构建了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新框架。本书的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如作者认为，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领导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政府，但这里正孕育着一个新的国家雏形，使边区银行具备了国家银行的性质，边区税收具备了国家税收的性质。再如对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整合问题的研究中，作者尖锐地指出：建国后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急于求成而导致的行政命令主义和教条主义作风，在边区时期就露出了端倪。在研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经济制度与实践的问题时，作者指出边区的法律制度的表述与实践存在着一定的距离；通过对边区一些经济制度和政策的研究，作者认为边区的一些政策并没有完全被民众所接受，甚至表现出了很强的抵制情绪。从而探讨了政府行为与民间惯行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政权在制定行政制度和法律时，如果不考虑民间社会传统，必然和民间固有的、约定俗成的惯行发生矛盾和冲突，只有当这种矛盾与冲突得到调适，国家政策方被民间社会所接受，推行起来就顺利得多。这样一些问题在以往根据地史的研究中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
　　第三，系统地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共经济政策的演变和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作者用两章的篇幅研究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从这些政策的演变中能够看出中共如何从政策和制度方面指导边区的经济建设。同时，作者系统地研究了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八年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涉及的内容有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政与税收、交通、邮政等部门，对每个部门的一些问题又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农业方面研究了边区的传统农业、主要农作物及分布、农业耕作制度、农业劳动力，农业立法、边区旧的土地租佃关系、减租减息、农贷、农业技术改良、推广棉花种植、林业与畜牧业等。工业方面研究了边区的传统手工业、公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合作社工业、民营工业，对边区的食盐、纺织、造纸、化学、煤炭、石油、炼铁、兵器等互业部门做了研究，认为通过抗战八年的建设，边区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商业方面涉及了边区的商业政策、公营商业、消费合作社、私营商业和集市贸易、出入口贸易及管理、食盐统销和烟酒公卖等。金融方面包括边区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发行、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健全、银行业务、信用合作社以及边钞与边区的经济建设等。财政与税收方面包括：边区的财政来源、税收与财政的关系、税收管理制度、税收与农民负担等问题。通过对边区经济发展的全面研究，作者认为边区经济改变了抗战前单一的农业结构布局，一方面，在农业结构上，边区形成了以农作物为主、经济作物并重、农牧兼营的经营格局；另一方面，工商业成为边区主要经济部门，形成了农工商贸运相结合的产业结构。
　　正林耗时五年完成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他在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不仅揭示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且许多问题对当前解决“三农”问题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此，该书的出版，必然推动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尤其是对经济史的研究需要有一定理论做支撑，在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方面，本书尚有发展的余地。
　　正林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偏僻的县城中学任教长达八年，他凭借着坚强的毅力，不但没有使学业荒疏，而且从那里走出来后，短时间内就在学术上站稳了脚跟，这是值得庆贺的。学无止境，我希望正林能够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把更多、更好的成果奉献给学术界，这是我对一个青年学者最真诚的期望。
　　2004年6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