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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一、边区经济史研究现状
黄正林
对于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的研究，可以说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了。当时中共的一些领导人、西北局或边区政府各部门就发表了许多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问题的文章或调查报告，如谢觉哉、左健之《关于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是抗战时期比较早的研究边区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主要论述了边区的土地关系与农民小商品经济的发展、边区农村资本主义经济即富农经济及其剥削方式、边区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等问题。①毛泽东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一部比较全面论述经济与财政关系的论著，毛泽东一共讲了关于发展边区经济的9个问题，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盐业、自给工业、军队生产事业、机关学校生产事业、粮食工作等。就在这篇论著中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的著名论断。②还有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著作以及当时《解放日报》等边区创办的报刊发表的一大批新闻报道或研究文章。这些论著中，许多既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又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为我们现在研究陕甘宁边区经济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根据地史的研究，正如魏宏运教授所说：“50年代和60年代，‘左’的思潮影响了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学者们很少涉足这一领域，出的成果不多。”③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也一样，没有出多少成果，而边区经济史研究的成果更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就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不论是资料整理还是研究成果都有了新的进展。在资料整理方面，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共9编，包括总论、农业、工业交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互助合作、生产自给、人民生活，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八年抗战期间边区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成就的大型资料；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共10册，是一部反映陕甘宁边区工商税收的大型资料，上起1935年，下至1950年4月。涉及边区经济史的资料还有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共14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共5辑，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等。一些部门编辑出版了与本部门相关的经济资料，如延安地区供销合作社、延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编《南区合作社史料选》，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编《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编《陕甘宁边区金融报导史料选》，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编《朱理治金融论稿》等。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陕甘宁边区的史料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在研究方面，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出版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论著。星光、张杨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是第一部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的论著，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该书“以丰富的资料比较翔实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记述了边区财政经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半自给自足达到基本自给自足的发展过程，以及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和经验教训”(见该书序)；财政部税务总局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长编——陕甘宁边区部分》是全面论述边区税收的著作；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编的《陕甘宁边区金融史》分5个阶段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做了研究。除专门研究边区经济史的著作外，其他一些著作也涉及对边区经济史的研究，如房成祥、黄兆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雷云峰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史》、宋金寿主编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清庆瑞主编的《抗战时期的经济》等。
同时，学者还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散见于各种报刊资料，许多研究都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创新之作。这些论著涉及边区的经济结构、农业、工业、商业、金融、税收等方面的内容。刘昭豪对边区的经济结构做了研究，认为边区经济主要由政府或机关、学校、部队经营的公营经济，建立在私有制上的集体活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地主经济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致是：个体经济占首要地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第二位，公营经济占第三位，合作经济占第四位，地主经济占第五位。边区的经济构成决定了边区的经济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质上是“新资本主义经济”。④李祥瑞认为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以及部队、机关、学校人员组织起来，开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组织商品流通，调剂有无，这对于发展边区经济，战胜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实现丰衣足食，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⑤
20世纪90年代，边区的私营经济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许建平认为边区私营经济的发展说明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已经走向成熟。新民主主义经济允许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有很强的适应性，能促进生产率的发展，为社会创造财富，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具有积极的意义。⑥王致中、魏丽英认为在经济建设中，边区政府在鼓励私人商业资本的发展中，除反对放任自流、囤积垄断外，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国家资本在整个市场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边区私营工业的发展，其资本来源具有多元的复杂性质，并非完全是私人资本，这是边区私人资本主义性质工业的一个重要特征。⑦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基本的土地政策。肖一平、郭德宏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一文虽然研究的是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但对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具有指导意义。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土地政策的改变，是中共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向国民党做出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上的让步。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会出现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成绩巨大，意义深远。首先，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使广大农民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翻了身，大大巩固了工农联盟；其次，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使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参政，有力地支援了民族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第三，发展和巩固了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各阶级共同抗日；第四，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农工商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第五，引起了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为将来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⑧汪玉凯的《陕甘宁边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历史考察》是研究边区减租减息政策的重要论文。他指出，边区的减租减息，对于已经分配了土地的地区，主要是调整贫、富、中农之间的租佃关系；对于未分配土地的区域，则主要是削弱封建剥削关系，保证农民的租佃权，从而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支援抗战，是执行减租减息的重点。1940年前，边区的减租减息并没有真正动手去做，原因是：从客观上看，抗战初期边区部分地区还存在着国民党政权，给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主观上看，抗战初期党内曾经发生过的右倾思想影响了减租减息的贯彻执行，有些党员干部怕因减租减息得罪了地主，妨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往往把减租减息停留在口头或书面宣传上。1941年，边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颁布标志着边区减租减息政策趋于完善。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理草案》颁布后，减租减息在边区得到了彻底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不仅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⑨孔永松在《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特殊土地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共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地主动提出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转变为国民党政策法令中曾提出过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但这又是有条件的让步，是在不改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抗日政府的法律、法令削弱封建势力，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种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实行的特殊的土地政策，是综合“革命”与“改良”的两重性政策。它的革命性在于没有放弃解放农村生产力这一根本的方面，而只是改变解放农民土地问题的方式，使土地问题的解决服从于民族战争的需要，是在一贯坚定的土地政策之下的自觉让步。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边区的地主减少了对于中共发动抗日的阻力。它的改良性在于它只是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彻底地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⑩
农业是边区经济的主要部门，受到学者的关注比较早。张扬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文章主要论述了边区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和政策。他认为虽然抗战时期，边区关于农业生产的某些方针政策和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但是他的许多方针政策是实事求是的，是总结了群众的丰富实践经验，又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是符合农业生产客观规律的，因而具有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11)抗战时期，边区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经济，制定政策，发放农业贷款，阎庆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边区农贷的特征是：(1)贫困的勤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是边区农贷发放的主要对象，体现了农贷支持贫困农民发展生产的原则；(2)政府发放农贷与农民自筹资金相结合；(3)采取了以实物放贷和实物收贷的方法。农贷在发展边区农村经济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边区农村的阶级结构，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农贷把边区金融事业同农村经济结合起来，推动了金融、贸易事业的发展。(12)阎庆生认为可耕地的开发和利用，是抗战时期边区一项重要的农业政策，它对边区经济发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都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客观上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在开发和利用可耕地时，没有来得及考虑生态问题，使大片森林遭到砍伐，围猎活动使一些野生动物在边区绝迹等。当然，由于战争、国民党的封锁而造成的经济困难，使得生存成为当时边区优先考虑的问题，忽略生态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加上人们当时保护生态的意识不强，因此，在开发利用可耕地时，没有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开垦，致使出现了毁林开荒的现象。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在发展经济时，一定要注意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13)“奖励移民”是边区经济建设中又一项重要的农业政策，孙业礼对此做了论述。认为边区的移民包括四个部分：从外部迁入边区的农民；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来边区做买卖的商人；边区内部从人口稠密地区迁到人口稀少地区的农民。移民不仅推动了边区农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14)
边区的工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战结束时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阎庆生认为边区工业建设大致可以分为初创和起步(1937—1940年)、稳步发展(1941—1942年)、工业品可以达到基本自给或半自给(1943—1945年)三个阶段。(15)侯天岚认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是边区公营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方针。(16)阎庆生还论述了边区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政策。(17)
李祥瑞研究了抗战时期边区的公营商业。认为边区的公营商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37年7月—1940年12月是自流的、单纯采购性质的阶段；1941年1月—1942年12月是从自流向管理贸易的过渡阶段；1943年1月—1945年8月是从部分管理到全部管理阶段。边区公营商业分为政府统一经营的和各机关、部队、学校分散经营的两类。(18)陈志杰对边区的公营商业进行了研究，认为皖南事变后，边区的公营商业由供给型转为经营型，虽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不少问题，但其经营方式、手段得以进一步丰富，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客观上为克服经济、财政困难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
边区的金融业也受到学者的关注。李祥瑞认为边区的财政、金融和生产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经济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银行事业占有显著地位。边区银行事业的发展，对于打破外部封锁，发展边区经济，支持财政，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夺取抗战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姚会元认为边区银行的业务范围是多方面的，并不只局限于金融，它除从事金融业外，还兼管商业和贸易。(21)任学岭分析了边区政府在边、法币斗争中所采取的措施，总结了边、法币斗争的历史经验。(22)任学岭还对“光华代价券”、“边币”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发行情况作了论述。(23)高西莲认为由于边区对国统区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和贸易上的关联性，使得边、法币比价和物价问题从边币一开始发行，就成为困扰边区金融工作的首要问题。造成边、法币比价和物价波动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24)
财政与税收是边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星光认为根据地财政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37—1939年是根据地的财政初建，主要工作是筹粮筹款，征收田赋、公粮、税收和发行公债等；1940—1942年是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经过军民的艰苦努力，终于克服了困难，渡过了难关，并在实践中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1943—1945年是财政经济好转时期。(25)刘秉扬则认为抗战期间边区的财政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抗战开始到皖南事变，是边区财政的创建时期；第二个时期，皖南事变后到抗战胜利，是边区财政进一步发展及财政政策日趋成熟时期。(26)李俊良认为边区的工商税收是随着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27)章蓬、齐矿铸总结了边区农业税收的特点。(28)
尽管如此，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掘和时间的推移，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的许多问题还有必要进行新的或者是更为深入的研究。近几年来，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如《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29)、《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30)、《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盐业》(31)、《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32)、《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3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税收问题研究》(34)、《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政策与土地立法》(35)、《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的几个问题》(36)、《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37)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我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史中的一些问题的认识，使我有了写一部新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的想法。
①《解放》周刊第119期，1940年11月16日。
②《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47—888页。
③魏宏运：《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
④《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构成及其性质和特点》，《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4期。
⑤《合作社经济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⑦《伟大的历史性创造——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和实践》，《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⑧《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⑨《陕甘宁边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⑩《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特殊土地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1)《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守边区的农业》，《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12)《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贷》，《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1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可耕地的开发和利用》，《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14)《论抗战时期移民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15)《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业建设》，《西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16)《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业》，《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17)《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资本主义工业》，《固原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
(18)《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商业》，《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19)《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的构成与经营》，《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20)《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银行》，《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21)《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守边区的金融事业》，《党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2)《论陕甘宁边区的边、法币斗争》，《延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23)《简述陕甘宁边区的货币》，《延安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24)《简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比价与物价问题》，《延安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25)《中国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
(26)《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财政》，《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27)《抗战时期陕甘宁的工商业税收》，《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28)《陕甘宁边区农业税收的特点和作用》，《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
(29)《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经济史》1998年第4期。
(3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经济史》1999年第4期。
(31)《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32)《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3)《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4)《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划时代的历史转折——“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6)《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
(37)《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