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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社会环境与历史渊源/第二节 社会环境/二
黄正林
二、抗战前的边区社会状况
封建地主经济在边区乡村占着统治地位。在乡村，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地主所有制，即占有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却霸占着60—80％的土地，许多地主既是商人又是高利贷者，在乡村他们占有大面积的土地，在城镇他们拥有门面较大的店铺。20世纪30年代，庆阳有“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个匀和家”之说。八大家指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如八大家之一的李子良(商号恒义兴)是个跨省的大地主兼大商人，在陕甘两省占有土地7万多亩，牲畜1千多头，从甘肃庆阳到陕西定边沿途都是他的佃户，每年收租4—5千石。①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土地占有特点是“富者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都是马族“光裕堂”的“大户”，贫者就是“光裕堂”以外的绝大多数小户。②在地主经济的压迫下，农民的土地不断流失。陕西绥德县，农民押出的土地逐年增加，“1928年押出的土地占所有土地的30%，1933年到66%。押出的土地也是准备着典卖给地主的。”③地主阶级不仅控制着乡村经济，而且把持着乡村政权，鱼肉百姓。1929年，陕甘大旱，庆阳县八大家之一冯翊清“以办火柴公司为名，私吞了政府拨给庆阳的赈济款。”④
在封建地主经济的压迫下，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乡村的许多农民家徒四壁，“一家人住在一个窑洞里，睡在一个炕上，全部家具财产有两个毛驴可以载完，有了病只能听天由命，一遇天灾人祸则流离饥饿。”⑤当时，苛捐杂税达80种，放债利息高达每元每月1角5分。⑥地租每垧1斗至3斗，“荒年出不上租时，存在明年出，还要打利”。⑦农民的生活是悲惨的，他们无法生存下去，只得背井离乡，如时人所言：“沿途无日不见陕人夫携妻，母携子，肩负其生活所必须之简单物品，仆仆道上……离乡以去”。⑧对于造成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魏宏运教授指出：“中国农民贫困在于自己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出产物不足以养活全家，不得不向地主阶级租种土地，地租很高，一般都在50％以上。农民没有第二条路可选择，只得付出高地租。农民与地主的租佃关系，并不是通常的买卖关系，合意则买，不合意就不买。农民永远不可能从地主手中合意地租到土地，而且往往是在越加不合意的情形下，越加不得不租。”⑨
正如毛泽东所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⑩在地主经济的统治之下，边区经济凋敝不堪。农业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但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由于土地兼并和高利贷的盘剥，农村金融枯竭，农民没有耕牛、农具和种子，无法维持农业再生产，农业经济处于不发展的状态。乡村原有的手工业也遭到严重破坏，清末民初曾一度兴起的农村家庭纺织业因为外来纱布的大量涌入而销声匿迹，“可以说，一切日用品都是仰赖外间输入的。”(11)农业、工业落后，农民手中很少有剩余产品，加之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低下，导致乡村商业贸易也枯萎了。
教育落后是边区乡村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就小学教育而言，据说只有120所小学，全延安农村中，只有7所小学，70余名学生，另有7所天主教堂办的小学，华池县连1所小学都没有。社会教育方面，如识字组或民众学校，完全没有建立起来。“这儿简直可(以)说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漠”。(12)曾任职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对边区的乡村教育落后所引起的严重后果作了这样的描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成人达百分之三；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13)这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边区乡村社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所造就的乡民自然是思想保守，小农意识强烈，民主、民族意识淡漠。距辛亥革命已有20余年，许多男人的后脑勺还吊着长辫子。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对这里的村民没有任何影响，妇女依然小足，女子早婚普遍存在。(14)
贫穷落后和饥饿是滋生土匪的沃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被称为“土匪世界”，1930年全国土匪总人数达两千万人。(15)陕甘两省交界处的黄土高原的腹部更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多则成百上千人，少则数十人。经常剽掠于陕甘乡村的大土匪有陕北的樊钟秀(绰号樊老三)、永寿的胡海山、华池的陶玉山(绰号陶老三)、庆阳的傅明玉、谭世麟、陈圭璋、合水的李培霄，还有来历不明的“高瓜客”、“吕毛子”等股匪。土匪给乡村百姓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29年，土匪陈圭璋、陶玉山为害陇东最深。陈圭璋5月破宁县盘克堡，杀27人；破潘村堡，杀30余人；在湫头村抢劫，熏死48人；6月屠平子镇朱家城、尚家村，杀36人；7月破宁县城，烧毁民房百余间；8月在环县抢劫；9月破镇原县城，绑“肉票”200人。陶玉山胁迫饥民300人为匪，先后在宁县、庆阳、环县抢劫，6月破宁县岘头堡，杀73人，伤17人，杀害两名3岁女婴。(16)企图消灭土匪的国民军对乡村百姓来说和土匪没有什么两样。如1926年8月，革命军姜宏谟率部由陕西开驻甘肃西峰镇，途经宁县太昌、和盛、焦村和三不同等地，村镇财物被抢劫一空。(17)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陕甘地方军阀为了增强实力，收编土匪，一时间横行乡里的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为地方民团或保安司令，“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成为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18)
一些帮会、门道组织传入边区乡村。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边区乡村的帮会、门道组织主要是红枪会和哥老会，他们组织乡民举事暴动，对抗官府，打富济贫，同时，又宣传和从事迷信活动，愚弄乡民。此外，活动在边区乡村的会门道组织还有大门道、瑶池道、理教会、青帮、洪帮、一惯道等。这些帮会在乡村设香堂或会，俨然一级政府组织。在眼花缭乱的帮会、门道组织中，乡民烧香叩头，对天盟誓，“有的入帮会，有的拜把子，甚至互相交织，内外联接，成为风气。”(19)乡民只知帮会、门道和帮主、堂主，而不知法律道德、民族和国家的存在。
①庆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②延安农村工作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③丽水：《陕西绥德县鹅峁峪村的农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年报》1934年第3期。
④庆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县志》，第266页。
⑨礼总编：《陕甘宁边区实录》，《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2页。
⑥高岗：《抗战四年来陕甘宁边区的建设》，载《解放》第131、132期合刊。
⑦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4月—1936年)，甲7，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441页。
⑧何挺杰：《陕西农村之破产及趋势》，《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1933年8月。
⑨魏宏运：《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第135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11)《边区工业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
(12)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举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9页。
(1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14)岳珑：《近代陕北女子早婚与生育健康》，《人文杂志》1999年第4期。
(15)［美］菲尔·比林斯利：《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16)庆阳地区党史办编：《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内部资料1990年版，第249—250页。
(17)李升堂：《陈圭璋逸史本末》(未刊稿)，1991年铅印本，第4页。
(18)华池县志编委会：《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19)李升堂：《陈圭璋逸史本末》，第18页。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