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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社会环境与历史渊源/第二节 社会环境/一
黄正林
一、边区的人口分布状况及人口流动
1．边区的人口分布
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关于边区的人口在抗战前没有确切的统计，抗战期间有过两次统计，一次是1941年2月，一次是1944年3月。由于当时统计手段的落后和战争的影响，人口流动的频繁，边区人口统计很不精确，各种资料所记载的边区人口也不一致，笔者只采用了1941年4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和1948年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的《边区经济情况简述》中1944年的人口数字。①根据1941年的统计，边区人口分布状况如表1—3和表1—4。
表1—3反映的是边区各县的原隶属关系、区数、行政村数、家庭数、人口分布状况和家庭平均人口。边区各县(市)的平均人口是46295.6人，高于平均数的县是绥德、清涧、米脂、佳县、延川、安定、靖边、定边、庆阳和曲子等10个县，人口超过10万的是绥德、米脂、佳县，这三个县是边区的人口大县，集中了边区总人口的31.7%。
表1—4反映的是1941年边区的人口密度的分布情况。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4.58人，人口密度最大的是绥德分区，每平方公里是49.5人，其次是直属分区和关中分区分别是16.1人和16.05人，陇东分区是8.06人，三边分区是2.61人。
1944年3月，边区民政厅统计边区的人口是1424786人，各分区的人口有了些微的变化，延属分区(原直属各县)是374297人，绥德分区是521552人，陇东分区是262184人，关中分区是121200人，三边分区是14553人。人口密度也发生了变化，边区是每平方公里15.2，绥德是47.4人，关中是16.5人，延属是16人，陇东是10.3人，三边是5.4人。②根据全国资料表明，在同一时期，和边区相邻近的山西、陕西的人口密度分别是78人和60人；华北的山东是200人；长江三角洲一带是500人左右，江苏是313人。③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边区人口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几点认识：第一，边区人口分布是很不均衡的，其特征是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主要是东部黄河沿岸的几个县，人口多，密度大；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如三边分区和陇东的北部，人口少，密度小。第二，边区人口密度在全国属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2．边区的人口流动
抗战八年是边区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的时期。
移民和难民是边区的主要流动人口。移民和难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边区境内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劳动力的合理调剂和迁移。如前文对人口密度的分析，边区人口分布很不平衡，这样，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就出现了农业人口过剩的现象，造成耕地严重不足。1941年，边区建设厅对各分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亩产量和人均消费做了调查，如表1—5。
表1—4和表1—5所反映的问题是，在人口密度大的绥德分区耕地显然不足，而且亩产量又很低，人均年消费仅有6斗粮食，显然不能解决吃饭和维持再生产。边区有可耕地三千多万亩④，已耕地只占其中的30%左右。这些尚未开垦的土地主要分布在陇东、关中、延属等地。绥德的耕地不足，而农业劳动力有余，有耕地的地区却缺乏劳动力开垦。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边区采取奖励移民的政策，把绥德的剩余农业劳动力调剂出来，移到有荒地可开垦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绥德分区1942年移出417户，1438人；1943年移出1836户，4961人。⑤第二，来自邻近边区的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难民，主要是河南、山西、甘肃、宁夏等省。如1943年进入边区的难民有来自河南沦陷区的约900人；陕西国统区约2200户，6000余人；甘肃国统区500余户，1500余人；宁夏国统区约1000余人。⑥1944年因日军扫荡，由山西逃来边区的难民524户，2567人。⑦山东、河北等沦陷区也有少量的难民流入边区。⑧
边区剩余劳动力的迁移和外部难民的迁入构成了边区的主要流动人口。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移民难民人口流动情况如表1—6。
从表1—6中可以看出，抗战期间，边区移难民人口流动达到了63850户，266619人，占1944年边区总人口(1424786人)的18.7％。
边区移难民流动的主要方向是有大量可耕地的延属、关中、陇东和三边分区。表1—7是1943年边区安置移难民的统计资料，从这个资料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移难民的流向情况。
表1—7反映出，关中和延属分区是边区移难民的主要流向地，边区移难民人口的87%被安置在这两个地区，仅有13%的移难民被安置在陇东和三边分区。
在边区的个别地方，移难民成为当地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延安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37年的户数是7703户，33705人，而到1942年就增加到16446户，64292人，户数和人口分别增加了113.5%和90.7%。在新增加的人口中绝大多数是移难民，全县5年新增加的8473户中，其中有8009户是移难民，占新增加户的91.6%；5年新增加31587人，其中有29704人是移难民，占新增加人口的94.3%。⑨可见，移难民是延安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
边区的军事人口的流动也比较频繁。1937年8月，八路军主力先后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人口流动，约有3.3万的军事人口离开边区，边区的军事人口只剩下9000余人的留守部队。⑩1939年后，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军事封锁和进攻，为保卫边区的需要，留守部队得到整编和扩大，359旅等部队调回边区，因此，边区的军事人口增加到3万余人。此后，边区的军事人口基本上保持在3—6万人之间。(11)
抗战时期，大量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爱国华侨奔赴边区，他们大多数是拥有一定知识的文化人，可以称之为流向边区的文化人口。由于资料有限，我们对这部分人口很难做出详尽的统计，只能就现有的资料说明事实的存在。据不完整统计，抗战前后到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华侨有600人；(12)1937年8—10月，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将700余人送往延安；(13)1938年5—8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200人到延安；(14)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输送2283人去延安；(15)抗大举办第五期时，总校与一、二、三分校有学员13390人，其中外来知识分子10403人，占总数的78%。(16)流向边区的这些人口大多数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如1938年7月，抗大全校有学员4269人，其文化程度分别是小学594人，初中1417人，高中1440人，专门学校145人，大学428人，研究院出身11人，留学归国人员25人，文盲仅有152人，其他57人，各类知识分子占在校学员的95%。在657名教职员工中，外来知识分子占47%，其中留学归国者14人，外来教授12人。(17)
流动人口对边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人口流动增加和调剂了边区发展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以及边区发展商业所需要的资本，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第二，给边区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抗战期间，边区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十余所高等学校，并开展了科学技术研究，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蒸蒸日上，外来知识分子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三，改变了边区的人口结构，提高了人口素质，对改变边区闭塞保守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①《陕甘宁边区幅员的说明》说抗战初期边区人口约200万人，1944年人口约150万人(《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4)》)；建设厅在《关于边区经济建设之报告书》(1941年10月4日)在《边区粮食产量与消费量调查表》中边区在1941年时的人口是1495332人(《史料摘编·总论》第1编，第21页)。
②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8年2月19日，《史料摘编·总论》第1编，第15页。
③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④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5年1月30日，《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1页。
⑤《陕甘宁边区农业》1945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4页。
⑥《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6—647页。
⑦《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事业概述》1946年6月，《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第400页。
⑧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7页。
⑨吴力永：《一支生产劳动军在延安——延安县的移民》，《解放日报》1943年2月20日。
(10)吴志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11)关于边区的军事人口，李国祥等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上)》有这样的记载；1939年10月，359旅奉命返回边区，边区的军事人口大大增加，1940年底有3.1万人；1943年，为粉碎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中央军委将358旅、独1旅、新4旅和抗大总校、抗大七分校调回边区，次年4月，教导1旅、教导2旅也奉命返回边区。这是边区军事人口最多的时候，据估计应在6万人以上(6万人是引者的估计)。1944年11月至1945年6月，359旅、385旅770团(留守部队主力)、警1旅、独1旅、教导1旅、炮兵团先后离开边区，边区的军事人口又减少了许多。继续驻守边区的有4个旅，约3.2万人(《革命史资料》第9辑，第224—225页)。
(12)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华侨组：《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13)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纪念馆：《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14)张腾霄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15)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编：《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辅助陈列说明》，1979年铅印本，第8页。
(16)李志民：《革命熔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17)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