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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社会环境与历史渊源/第四节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一
黄正林
一、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35年8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剿匪”总部，调集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杂牌部队共10万人，兵分五路，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西北军委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计划。8月下旬，在吴堡、绥德一带击溃晋军的两个旅。就在第三次反“围剿”刚刚开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
红25军原战斗在鄂豫皖根据地，1934年11月退出鄂豫皖进入陕西、河南、湖北交界处，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后来，又无法在这里立足，开始长征，经过陕西、甘肃，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永坪镇与西北红军会师。
9月17日，在中共北方派驻西北代表朱理治的主持下，召开了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主席；将红26、27军和红25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高岗。红15军团以围城打援的手法，取得崂山战役的胜利，歼灭东北军主力110师的大部，接着又挥师南下，在富县的羊泉原、榆林桥歼灭东北军107师的两个营。
1935年10月，正是第三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共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进行肃反，把刘志丹、高岗、马明方、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琪等西北苏区的领导人打成“右派”，枉杀了根据地干部200多人，使红军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也极大地影响了红25军与西北红军及根据地民众之间的团结。①
就在西北苏区面临严峻困难时，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的中央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传统观点认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要求当时主持肃反的干部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郭洪涛在回忆录中说，我同“程子华、徐海东同志谈了逮捕刘志丹同志等红26军领导干部没有根据，这是个严重的错误。程、徐都同意这种看法。谈论中大家都深感不安。”因此，“前后方都停止了捕人”，“但并没有释放蒙冤被捕的同志，直到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才释放了被冤的同志，纠正了错误肃反。”②也就是说，在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前根据地已经不再捕人、杀人和审讯了。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派苏维埃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到瓦窑堡查处错误肃反的问题。随后决定由中央、地方、军队的代表组成五人委员会，成员有董必武(中央纪律委员会负责人)、罗迈(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长)、王首道、张云逸(代表军委)、郭洪涛(代表地方)。经过审查后，11月30日召开了平反大会。③12月，在中共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又纠正了西北苏区执行过的一些“左”的政策，对巩固陕甘苏区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中共中央的到来，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
11月下旬，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通力合作，在直罗镇全歼东北军109师和106师的一个整团。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了。这次战役对陕甘苏区和中共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正如毛泽东所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宁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④
①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第22页。
②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第77页
③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第78—7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