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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边区商业的初步建立/第一节 公营商业的建立/二
黄正林
二、边区党政军机关、学校开始经营商业
1939年，由于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战形势的变化，边区开始受到军事和经济封锁，对边区的商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机构的扩大，人员的增多，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包办各机关对日用品的需求。因此，边区的财政政策也随之进行了调整，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说：“今天我们主要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不是依靠外援。去年前年我们的方针是依靠外援，现在外援靠不住了。所以在党的这个任务下，要自力更生为主，但同时不放弃外援。”①毛泽东也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无论机关、部队，开展生产运动，大家种菜喂猪，办合作社，作一个伟大经济战线上的斗争。”②1939年大生产运动兴起后，为了供给和积累资本的需要，各机关开始筹办商业。
抗战时期，各机关经营商业是从办消费合作社开始的。“1939年各机关、部队、学校经营商业是从创办消费合作社开始的。至1940年上半年，共有30个合作社和食堂，资金共约6万余元。其中大的1万元，小的不过数百元，目的在于供给本机关学校的日用品。同时卖给外面谋些微之利，借以改善生活，还未担负藉商人解决一般需要的任务。”③也就是说，这些合作社主要是为了改善本单位的生活，不以盈利为目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
1940年边区开始受到日益严重的封锁，日用品供给也日益困难，各机关就不得不投入精力经营商业。有些机关学校把1939年建立的小本微利的合作社、小商店或小货摊给予扩大，增加资金，补充人员，加入商会，正式经营商业，延安新市场出现了许多机关、学校和部队办的店铺。如兵站建立的交通商店，最初只是在兵站门口设立的一个小纸烟店，1939年8月，迁移到延安新市场，店铺发展为3个，一个百货店、一个中药房、一个马掌店，资本由数百元增加到2万元。合作商店，是抗大的一个小合作社，资本只有80元，1940年6月搬到新市场，资本扩大到19000元。后勤百货商店，初建时资本仅有30元，1940年9月，资本扩大到2万元，除了经营百货外，还附设了一个染坊。一些原来没有商店的机关单位也开始积极筹措资金，做起生意来了，这一时期机关学校设立的大小商店有60多家。还有一些机关做“走水生意”，即不设门面，“靠着一二个人带二三个四五个贩运货物，沿途流动出卖。”④形成了没有机关单位不经商的局面。
在军队经营的商业中，八路军359旅是最为典型的。359旅是八路军中最早经营商业的部队，该部队在山西与日军作战期间，就在武阳开办了“359旅军民合作社”，以满足抗日军民对日用品的需求。1939年9月，359旅奉中共中央的命令返回陕甘宁边区担任河防任务后，合作社将4000元的余货带到驻防的绥德五里湾继续开张营业，年底有现金货物共值3.1万元。1940年1月，商店搬到绥德县城南关，改为“大光商店”，转变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百货商店，是年底就赚19.7万余元。359旅经营商业在经济困难时期得到毛泽东的极大赞扬，成为边区在大生产运动中树立的一面旗帜。⑤
边区机关、部队和学校创办的商业均属自给性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各单位布匹、纸张、文具等日用品不足的问题。在创办过程中，一方面，“初步地锻炼了从事商业的干部，积累了一些经商的经验与小量的资金。”⑥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当时边区还没有建立起统一领导边区商业的行政机构，使边区的公营商业缺乏统一领导，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长远打算，也没有处理好地方与军队的关系、生产与商业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出现了更坏的事情，如有的军事单位为了自身利益，进行武装走私，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公营商业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军民关系、干群关系。
①李富春：《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对财政经济问题讨论的总结》1939年11月，《史料摘编·财政》第6编，第40页。
②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134页。
③《毛泽东选集》卷5，第857页。
④《毛泽东选集》卷5，第861页。
⑤《毛泽东选集》卷5，第841—842页。
⑥《毛泽东选集》卷5，第861页。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