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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皖南事变后边去的经济政策/第三节 1941—1945年边区的经济政策/五
黄正林
五、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抗战时期，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的问题，特别是在抗战最困难时期，毛泽东经常和边区各个经济部门的主管领导、政府的领导探讨边区的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1941年突如其来的困难，使边区经济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1941年8月6日致信谢觉哉说：“近日我对边区财政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解决了两个问题。”这封信中还谈到了农贷的问题，要求边区政府“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①8月9日致信谢老约谈财政经济问题。②8月22日，毛泽东在致谢老的信中提出“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③这期间，毛泽东讨论过边区的财政问题、金融问题、税收问题、农业问题、工业问题等。同时，他收集了大量的关于边区经济建设的各方面的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讲了10个问题：(一)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二)关于发展农业；(三)关于发展畜牧业；(四)关于发展手工业；(五)关于发展合作社；(六)关于发展盐业；(七)关于发展自给工业；(八)关于军队的生产事业；(九)关于发展机关学校的生产事业；(十)关于粮食工作。这是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本书原计划的税收、节约两章，因高干会闭会，没有时间写了，只好暂付阙如。”④这是一部比较全面反映抗战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著作，主要内容如下：⑤
第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是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的第一句话，也是全书的中心，这个方针也成为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指出财政的好坏是由经济的好坏来决定的。他说：“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他指出边区在解决财政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单纯的“仁政”的观点，一种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要批判这两种片面的观点，提出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则是“公私兼顾”，或者叫“军民兼顾”。
第二，农业第一的经济建设思想。由于边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农业是边区主要的经济部门，除了少量的手工业外，边区现代工业完全是个空白。因此，要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最主要的是发展农业经济。毛泽东指出，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要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使农民富裕起来，使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应打破怕农民富裕起来的幼稚观念，纠正农业经济政策中的平均主义，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使农民能够按照自己耕地的数量与质量计算交税数目，使固定数目以外的一切增产概归农民，以便使农民放手发展自己的生产。毛泽东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农业生产取得的成就与不足后，提出了边区在发展农业方面应采取的八项基本政策：“(一)减租减息；(二)增开荒地；(三)推广植棉；(四)不违农时；(五)调剂劳动力；(六)增加农贷；(七)提高技术；(八)实行累进税。”他还详细论述各种政策实行的具体应注意的事项和措施。对边区在发展农业方面做得好的地区，毛泽东大谈他们的经验，如他全文转载了延安县解决开荒问题、难民问题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的经验的报告，号召边区各县学习延安县的经验。⑥畜牧业是边区的主要副业，也是边区农业生产和运输业发展依赖的动力，因此，毛泽东专门用一节研究畜牧业的问题。他指出发展边区的畜牧业要注意四个问题：一是防疫；二是推广牧草种植；三是禁止宰杀母畜，禁止母畜出口；四是改良畜种。我们看出，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关于农业发展的许多政策在今天发展农村经济和农业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如不违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推广牧草种植和改良畜种等。
第三，发展民营经济的思想。我们前面已经论述了毛泽东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这里主要谈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思想。毛泽东说，边区经济分两大方面，即民营经济和公营经济。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他说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发展民营经济，在取之于民的同时，一定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和补充。“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生活，同时以租税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支持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民营经济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事业、盐业与商业。民营经济是边区经济的主体，是边区经济的最主要的力量，因此，发展民营经济是边区一项主要的经济政策。他说：“如果我们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第四，倡导合作制的经济思想。毛泽东非常重视合作制的生产组织形式，他全面回顾了边区合作社发展的经历，对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很感兴趣，用了大量的篇幅来研究南区合作社的发展过程，总结了南区合作社发展的经验，认为南区合作社之所以受群众欢迎，主要是：第一，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墨守成规。第二，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第三，它以公私两利的方针，作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第四，它根据人民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正因为这样，它发展了南区的农工商业，照顾了南区人民经济利益的各方面，成为南区人民的经济中心。毛泽东号召边区各地都应学习南区办理合作社的经验，他说：“地广人稀，几乎全部属于小农经济的边区，要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组织于倡导人民发展经济，就必须依赖真正群众化的合作社起纽带作用。因此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为推动边区合作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指出党与政府应该做的事是：(一)将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推广到边区各地；(二)政府经济部门应帮助合作社供给货物、原料和推销产品；(三)政府应明文规定对合作社实行减免租税负担；(四)为合作社培养财会人员；(五)改组合作社，使之群众化、企业化。这些政策的提出和执行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合作事业的发展。
第五，关于发展工业生产和自给性经济的问题。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用三个篇幅谈边区的工业问题，他认为边区的家庭手工业在自给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家庭纺织业在解决穿衣上作用巨大，因此，“逐步发展民间手工纺织业，扩大其数量，改善其质量，就是边区的极重要任务。”皮毛、药材、食盐是边区的三大特产，在边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食盐在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以及在人民生活、政府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提出边区发展盐业的方针是：“必须扩大已设立的盐业公司，作为联结公私盐业、扩大公私产运销的主力军，提高盐产质量，以利广销；恢复督运工作，组织民间一切可能的运输力，扩大运盐，吸收外来脚户多运多销；修筑道路，配置店栈草料，以利盐运；由盐业公司逐渐统制外销，避免公私交病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认为，解决边区党政军困难的办法除了发展民营经济，通过税收形式和买卖形式保障需要外，还需要发展自给性经济，特别是自给性工业，以保证党政军的需要和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还专门谈了军队和机关、学校自给性生产的问题，他说：“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这一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他为开展自给性生产确立的基本方针是：以农业为主，调整与发展各种手工业，发展畜牧业、运输业，整理商业，实行统一领导，建立经济核算制度等。
第六，关于经济管理的问题。“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是边区一项主要的经济政策，但1941年以来因困难而导致的边区经济管理上的混乱状态，分散经营是做到了，但统一领导没有做到。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着重强调了在经济管理中的“统一领导”的问题。他说：“切实执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所有中央一级，边区一级，专区一级，县署一级，均应建立关于统一一切生产事业的最强有力的领导机关，按系统按级统一企业经营方针，统一调整各企业相互间的关系，统一检查各企业的经营方法，并在允许以相当收益归各生产单位所有的条件下，在各相当范围内，按照生产性质与经营情形，统一支配生产赢利，务必免除各自为政，盈亏不一，苦乐不均的弊病。”这对克服边区经济在管理上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七，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生产，首先要让农民富裕起来。毛泽东认为能否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实惠是党的根本路线和基本政策，因此他说：“我们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农民有力交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益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以一部分交给地主作地租，因而便于团结地主和我们一同抗战。要达到这三个目的，只是做一件事，就是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要求“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⑦
毛泽东在抗战最困难时期用很大的精力关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问题，除作了一些指示、谈话外，还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著作，涉及边区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对边区经济发展做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各级政府应执行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指导了边区当时的经济建设，而且对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仍有借鉴意义。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6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0页。
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6页。
④《毛泽东选集》卷5，第747—888页；本节引《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原文，不再注明出处。
⑤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论述除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外，还参考了以下著作的相关论述：董志凯等著：《延安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萧少秋主编：《延安时期毛泽东著述提要》；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顾龙生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张杨、星光主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史》等。
⑥参见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1页。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