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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抗日战争后期边区的农业(上)/第三节 边区的农贷/三
黄正林
三、边区农贷的实施及特点
边区金融资本与边区私人农业生产相结合是从1942年开始的，这年的农贷发放的范围主要是延属分区的延安、甘泉、安塞、子长、志丹、鄜县、延安市等七县市和南泥湾垦区以及裴庄水渠的150户农家，包括移民南泥湾的21户蒙民，共计发放农贷158万元，各县吸收农民自筹资金103万元，购买耕牛2672头，农具4980件，解决了8025户农民的耕牛和农具不足的问题。①不论从贷款数量上，还是贷款对象上来说，都比1941年有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享受农贷关照的农户只限制在延属分区的范围。因此，毛泽东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要求从1943年开始把农贷扩大到绥德、陇东、三边、关中分区。②1943年，边区决定发放2080万元的农贷，其中耕牛农具贷款1480万元，植棉贷款300万元，青苗贷款300万元。发放范围除了1942年的地区外，扩大到其他地区，如陇东250万元，三边150万元，绥德200万元。对贷款对象也有明确的规定，耕牛农具贷款主要发给“A、今年以前移来的移民，已有相当基础，有劳动力，勤劳而缺乏耕牛的，或有劳动力但是还无基础喂牛而缺乏锄头等农具的；B、本年新移进的移民，有劳动力但缺乏耕牛农具的；C、老户中之贫农，有劳动力并勤劳，又有喂牛基础的；D、老户中刚刚上升为中农，但尚缺耕牛的；E、老户中的中农死了耕牛而暂时无法买进的；F、已经愿意种地且确实勤劳之二流子。”植棉贷款“应首先放给贫农与基础较差的中农，并特别着重放给新植棉户。”青苗贷款“贷给已种棉麦而缺乏钱、谷接济的贫农或基础较弱的中农”。③为了迅速发放和用好这批农贷资金，《解放日报》发表了《迅速发放农贷》的社论，要求农贷发放必须抓紧时间，不违农时，使农贷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耕牛农具贷款，需要立即放出，以便借户在春耕前把耕牛农具准备好，地一解冻，马上就能开荒翻地，耕作起来。所以，要求贷款在五天内全部交给各县，县政府在贷款到达后，在一个月内全部发放完毕。贷款一定要全部发放给农户，绝对禁止把贷款挪作本单位的生产基金现象发生。④因此，1943年的农贷分配合理，用途得当，如分配给三边分区的150万元的耕牛农具贷款的使用情况是：定边县发放40万元，靖边县发放50万元，盐池县发放20万元，吴旗县40万元，以上四县共计购买农具1014件，耕牛192头，驴35条，种子、牛料16石多，牛草7100斤，羊12只，扩大耕地24864亩，靖边、盐池两县办兽医所三处。⑤为了帮助移民、难民扩大生产，实现1944年边区增加细粮20万石的目标，边区政府决定提前发放1944年农贷，数量1亿元，其中耕牛、农具贷款6000万元，移民贷款2000万元，改良耕作技术贷款2000万元。各地区的分配情况是：延属分区4500万元，关中分区1500万元，绥德分区1400万元，陇东分区1260万元，三边分区640万元，新植棉户购买棉籽和调剂补助备用款700万元。⑥
根据农贷的政策和具体实施的过程来看，抗战时期边区农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边区农贷以扶持农业发展为目的，所以农贷实施过程中非常强调发放贷款的主要对象是贫困的、勤于农业生产而又缺乏耕牛、农具和生活十分困难的农民(包括移民、难民)，体现了农贷真正为发展农业生产和为贫困农民排忧解难的原则。1941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农贷的问题专门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明确要求农贷的对象第一是贫农，如确有劳动力而没有耕牛的农家；第二是中农，如只有一头牛，不够一犋牛，或牛力不够的农家；第三是已由政府安插妥当解决了衣食，稍有基础的移民难民。⑦在1942年和1943年颁布的一系列农贷制度和政策中就体现了这一精神。在1942年的农贷中，根据子长、延安及安塞二区的材料反映，各阶层所得农贷的比例是贫农(包括移民、难民)占92.48%，雇农占5.56%，中农占1.79%，富农占0.15%。⑧1943年农贷的发放继续坚持了这一原则。表9—2反映的是1943年鄜县农贷的调查情况。
表9—2反映出，鄜县受农贷支持的农户1340户，其中贫农1194户，占89.1%，中农64户，占4.8%，难民84户，占6.3%，地主仅占1户。也就是说，边区享受贷款的农户95%以上是贫困农民和难民。在贷款用途上，用于买粮有42户，占3%左右，挪作他用的只有3户，1户买猪，1户还旧账，1户还代金，即96%的贷款用于购买耕畜和农具。为了把贷款发放到认真从事农业生产、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民手中，边区在选择贷款户时是十分慎重的，如鄜县在贷款中一个对象的选择程序是：“首先经过村民会议提出，村代表、村干部研究呈报乡政府，再经乡政府干部随同区政府干部讨论，确定这个对象的选择条件：第一要真正是穷苦人家，没有办法，第二真正是好受苦的庄稼汉，不是二流子，第三真正把农贷用之于解决耕牛、农具困难上，第四逃来的移、难民，第五死牛的农户。”这样一个贷款对象的选择是很有意义的，“可以教育那些不好好受苦的二流子，可以影响人民积极生产，可以使穷苦人民认识我们政府能真正帮助穷人，真正替人民做事，谋利益，可以使移、难民在边区安居乐业。”⑨
第二，在农贷的发放过程中，一切以方便群众为原则。为了实现这一原则，边区在农贷的发放中，一方面农贷办理手续简单，适合边区民众的借贷习惯，采取迅速便捷的方法，在每年的春耕前把农贷发放到需要借贷的农民手中。另一方面为了照顾边远地区群众的利益，边区的农贷员往往携款到乡村去放贷。因此，边区的农贷真正体现了抗日民主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第三，农贷发放具有银行金融借贷与农民自筹资金相结合的特点。由于边区经济落后，政府财力有限，不能拿出更多的钱投资农业生产，所以，“单靠农业贷款是不够的，要使农贷发挥大的作用，必须大量地吸收农民的资金，使之配合农贷一并用到生产上去，以济农贷的不足。”⑩于是，西北局提出“要鼓励有余钱的农民能够配合农贷的补助买牛买工具”的农贷政策，并为边区民众所接受，1942年延属分区各县的农贷中就体现了这一精神(如表9—3)。
表9—3反映出，1942年延属分区共组织农民自筹资金1036921元，占全部投入农业生产资金的44.3%，其中各县的情况是：延安占43.8%，甘泉占38.3%，安塞占50.3%，子长占37.4%，志丹占25.7%，鄜县占69.9%，延安市占29.5%。从这个比例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自筹资金占有的比例很高，最高的鄜县达到69.9%；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对边区政府的农贷政策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回应。
第四，采用实物贷款是边区农贷的一个主要的特点。为什么要采取实物贷款的形式?(一)为了方便农民生活的需要和减少农民或政府在农贷中的损失。由于边区农民长期处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一方面，“以货币为本位的农民贷款，对于一般习于物物交换的农民生活，的确是感到不大方便的”；另一方面，在边区货币不断贬值，物价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如果以货币放款，借贷双方必然有一方吃亏。对于农民来说，货币贷款“不唯感到不便，而且感到某种恐惧，而希以实物借贷，适于他们没有广泛经常市集的农村生活。”(11)(二)边区的耕牛、农具等贷款，如果以货币的形式发放，会产生两方面的弊端，一是农民拿了货币，只能在边区富有农民手中购买耕牛和农具，这样边区内部耕牛和农具的数量并不增加。如果货币转到贸易局手里，可以从边区外购买这些生产资料，可以缓解边区耕牛和农具缺乏的困难。二是通过实物贷款可以避免农贷被农民挪作他用的现象发生。正因为这样，抗战时期边区的农贷大部分是以实物贷出，以实物归还的。
①《毛泽东选集》卷5，第773页。
②《毛泽东选集》卷5，第774页。
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第14—16页。
④《解放日报》1943年1月19日。
⑤三边专署：《农贷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9月3日，《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28页。
⑥《边府提前放出明年农贷一万万元》，《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0日。
⑦《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年)，甲1，第265页。
⑧阎子祥：《今年的农贷工作》，《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2日。
⑨《鄜县四三年春季耕牛农具贷款发放报告》1943年8月18日，《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24页。
⑩边区银行：《农贷工作初步总结》1943年7月23日，《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36页。
(11)农贷委员会：《农业货币贷款改作实物收放方针》1941年12月24日，《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34页。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