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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抗日战争后期边区的农业(上)/第三节 边区的农贷/四
黄正林
四、农贷与边区乡村经济社会变迁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发放农业贷款以刺激农业生产，这一决定得到边区政府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由于农贷的发放，不仅引起了农业经济增长，而且引起了边区乡村社会的变化。
第一，农贷在推动边区农业生产方面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边区发放耕牛、农具贷款，帮助贫困农民和移民、难民部分地解决了耕牛和农具的需求，增加了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表9—3反映了延属各县农贷在增加耕地和粮食方面的作用。又如1943年，延安县2278户农民得到了农贷，新增耕地10648垧，原来每户平均耕地6.39垧，现在每户平均耕地增加为11.06垧，增加42.2%。①陇东分区“先后发出农贷240万元，青苗贷款40万元，借出粮食1600石，发救济粮380石，发动群众互相调剂借粮77石4斗5升，合水还借出籽种50石，使全分区因之多开荒6116亩，华池就因放农贷多开3186亩，环县多开了2630亩，又如华池因放给移民数万元农贷，在小凤川的16户移民中各买了1条牛，铧1页，锄1把，政府又救济粮7石，现已开荒500亩。”②这些事例说明边区发放农贷促进农业发展的目标完全实现了，一些地方的粮食生产达到了“耕三余一”，个别地方还达到了“耕二余一”。
第二，活跃了边区农村金融，在平衡贸易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抗日战争以来，边区在近代社会以来形成的金融枯竭的问题并没有多少缓解，主要原因是“金融与农业脱节，农村中金融感到枯竭，同时由于长期的抗日战争，农民负担方面比较加重，多少障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③但是，随着边钞的发行，农贷的发放，农村金融开始活跃起来。根据一些相关研究的统计，自1942年到1945年，仅农贷一项就向边区乡村投入资金达7亿多元(边币)，④这样一个巨大数量的边币投入到边区乡村市场，对边区农村的金融资本和商业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金融方面，通过农贷，使金融与农村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扩大了边币的流通范围，提高了广大乡村民众对边币的信任。同时，农贷发放前，在边区与国统区接近的乡村，农民出口大量的粮食、牲口以换取法币和一些必需品，而在农贷发放后，“粮食、牲畜的出口大大减少，因此粮价稳定，生产增加，在边币方面来说，相对的求得巩固，这当然在金融上起了很大的作用。”⑤在商业贸易方面，“由于农贷，增加了粮产，由于棉贷，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增大，粮食求得自给后，尚可有计划地输出一部分，换回必需品进来。产得大批棉花，则可以减少棉花的输入，发展农村纺织，布匹尚可减少输入，这在平衡贸易方面，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⑥
第三，农贷增加了农民的家庭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农业贷款的发放一方面为了增加边区的农业税收，保证赢得抗战胜利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是边区的一项富民政策，凡参加农贷小组的农民都从中获得了利益。安塞县高桥区三乡第三行政村由20户贫农和难民组成的农贷生产小组，96人，28个劳动力，1942年借农贷2385元(折合细粮2石8斗5升)，自筹资金2949元，共有资金5334元。有7户买耕牛6头半，13户添置农具37件，买了210元的肥料。当年就开荒地35垧，多种熟地14垧，多打粮食28石，折合细粮14石，除去贷款，尚余1l石4斗4升，除去自筹资金2949元，获纯利润10779元；因有了耕牛少出牛租细粮2石1斗，价值2580元；购买的耕牛又产牛犊2头，即增加的8头半牛价值21250元；增加农具价值5550元。以上收入共计40159元，增加细粮约27石，够34个成年人的全年口粮。⑦我们再看一个非农贷组员与农贷组员比较的例子(表9—4)。
表9—4反映了参与农贷与不参与农贷在农业生产和家庭收入上的差别。未参加农贷的三户农民，1941年有3头牛，13件农具，28垧地，收获粮食14.5石；到1942年除耕牛没有变化外，耕地、农具、粮食产量都有所减少。而参加了农贷的三户农民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41年，他们没有耕牛，有5件农具，21垧耕地，开荒4垧，收获12.5石；1942年由于得到农贷，增加耕牛2头，农具3件，开荒7.5垧，收获增加到18.5石。和非农贷户相比，只多了半个劳动力，2口人，却多打了5石粮食。从以上的一些事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得到借款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生产不仅比自己过去有了增长，而且和非农贷农户比较也有了一定数量的增加。从生产收获的来看，获得贷款的农民“在一年期限之内，除去了保持已买的耕牛、农具和还清贷款(实物)之外，还有三倍以上的生产盈余。”⑧
在农贷的帮助下，农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生活质量也有了提高，移民、难民的这种变化是最明显的。延安柳林区是边区移难民安置比较集中的地区，1942年安置的157户移民，在政府农贷和救济的扶持下，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生产方面，第一年，一面开荒，一面安庄稼或打短工、卖柴或做手艺活；第二年，就可以添置农具，喂牲畜，完全自己种地，不再打短工；第三年，就可以安牛犋，大量生产。生活方面，第一年，一半靠借粮，一半靠自己劳动所得；第二年，只需少量周济，大多数可以自给；第三年，就可以完全自给自足。⑨边区民众的整体消费质量也在不断提高，1938年，边区人均消费粮食0.87石，布匹1.91丈；1943年，人均消费粮食增加到0.9石，布匹达到3丈。⑩农民不仅有了余粮，而且可以穿的比以前好一点。
农贷不仅解决了农民生产上的困难，而且发放青苗贷款解决了农民生活上的困难，打击了农村高利贷活动。农贷没有发放前，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高利贷者就出现在农村进行贱价探买青苗，农民深受其害。农贷发放后情形大不一样，高利贷探买的现象逐渐退出了农村。由于农贷抵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一些地方农民称银行为“青天”。(11)所以，农贷帮助农民摆脱了高利贷的剥削，增加了农民收入，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农贷引起了边区农村社会的变迁。抗战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的农贷政策使银行资本和农业经济结合起来，对边区的农村社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改变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抗战前，边区农村的农作物种植结构以单一的粮食为主，而自从边区奖励植棉和植棉贷款发放后，棉花种植面积逐年增加，1945年，棉花的种植面积达到边区耕地总面积的2.46%。(12)随着棉花的种植，边区农村以棉纺织业为主的家庭手工业也发展起来，而且引起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农贷深入农村，使农村金融活跃，商业贸易也开始复苏。所以，边区农村改变了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使农村经济呈现出农工商贸一体化的多元产业结构。(13)
二是边区农村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引起边区农村阶级结构变化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一个是农贷的扶持。由于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抗战时期土地集中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地主阶层或被消灭或受到极大削弱。第二，富农经济是边区经济发展的趋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展势头是良好的，表现在阶级关系上贫雇农逐渐减少，而富农中农则成为边区主要的阶级成分。”(14)延安柳林区四乡的情形就是典型的例子(表9—5)。
表9—5反映出柳林区在1936年贫雇农有62户，中农、富农118户，分别占34.5%和65.5%；1942年贫雇农下降为16户，中农上升为94户，富农(原来的富农有一部分被分配了土地，或者逃离了边区)下降为15户，分别占12.8%，75.2%和12%。贫雇农下降了21.7%，中农成分50.5%。从柳林区的例子可以看出，减租运动和农贷使边区的阶级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①边区银行：《农贷工作初步总结》1943年7月23日，《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39页。
②陇东分区：《1943年上半年经济建设工作总结报告》，《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579页。
③边区银行：《农贷问题》1943年，《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12页。
④阎庆生：《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贷》，《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⑤边区银行：《农贷工作初步总结》1943年7月23日，《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41页。
⑥边区银行：《农贷工作初步总结》1943年7月23日，《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41页。
⑦寒欲：《一个农贷小组的生产》，《解放日报》1943年2月19日。
⑧边区银行：《1942年边区农贷的初步总结》1942年11月2日，《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20页。
⑨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第648页。
⑩华子扬：《边区人民生活之介绍》1944年7月26日，《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第136页。
(11)边区银行：《农贷工作初步总结》1943年7月23日，《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40页。
(12)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3)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14)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