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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在边区初步形成——3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三、扶持和发展合作社经济
合作社经济是陕甘宁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在不破坏个体私有财产和群众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这种经济形式与当时边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当时群众的觉悟程度相适应，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为此，边区政府给予高度的重视。边区政府成立伊始，就由建设厅负责管理合作事业。1938年1月成立了边区合作总社，加强对各类合作社的领导，同时在各地建立县联社，作为各县消费社的领导机构。1939年10月，边区政府召开边区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合作联社，统一领导边区各类合作社，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通过完善合作社的组织机构，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毛泽东在《论合作社》、《组织起来》等文章中，也高度评价了合作经济的重大意义，强调通过合作社的形式，通过大规模的合作运动，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并提高运输效率，活跃农村金融，改善军队机关的物质供给条件，使边区人民劳动和生产的积极性及生活和消费水平得到提高。
由于边区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扶持，边区合作社经济发展迅速，逐步从农业发展到消费、手工生产和运输等领域，出现了农业互助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运输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合作社等多种合作社形式，体现了边区合作社经济发展的良好趋势。
边区的农业互助合作社 边区农业互助合作最初的形式是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互助合作，即农业生产中的变工、扎工、“唐将班子”、兑地、锣鼓班子等形式。这些合作形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边区各级政府的干预倡导，以乡、村为单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互助组织代替了原有的互助合作方式，不仅没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反而因为不符合广大群众的意愿，降低了合作社在群众中的威信，最终被群众非正式地取消了。1942年1月，边区政府建设厅提出“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进行合作生产新的探索实践。1942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确定了发展农业生产是边区的第一位工作，并强调发展生产的中心是组织劳动力。1943年1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把劳动力组织起来》的社论，强调“互助的集体的生产组织形式，可以节省劳动力，集体劳动强过单独劳动”；并肯定“自发的变工和扎工其范围虽然狭小，可是它适用于边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如果能有计划的组织领导，便可使其成为发挥劳动力、提高生产的组织”。①11月，在边区第一届劳模大会上，毛泽东在《组织起来》的报告中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②各地应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到1943年，边区的劳动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区各地农民根据本地的不同劳动互助习惯和具体条件，广泛地开展劳动互助运动，农民普遍组织起来。这年的春耕季节，全边区共有劳动力349733人，参加变工扎工队的有96935人，占全部劳动力人数的27.7%。在秋收季节，全边区大约有30%的农业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1944年底统计，全边区有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472964人，参加扎工变工的达219928人，占劳动力的46%。③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全边区参加变工组织的劳动力，一个地区多至占全劳动力的45%，少至占全劳动力的28%，在锄草的时候，有些县份，竟占到全劳动力的80%。④边区的农业合作运动把农民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最大限度地动员了边区的劳动力资源，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出，帮助边区人民找到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好形式，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农业经济的增长。同时，农业合作运动还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吸收了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劳动生产的热潮中，培养了农民的互助精神及合作意识。此外，由于劳动互助合作生产组织十分注重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强了农民与边区政权的密切联系。
边区的手工业合作社 边区手工业合作社是在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上，人民大众联合起来的经济实体，它是以群众集股或做份子形成的，是在边区各级政府领导下的一种合作制经济，“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⑤。所以它是属于集体经济性质的。
边区手工业合作社有三种基本组织形式：第一种是群众集资加工生产，即出股金的社员不参加生产，参加生产的社员不出股金的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占边区手工业合作社的20%；第二种是资本、劳动力都出自社员，即社员自己凑集资金，又自己参加工作，大约占边区手工业合作社的10%；第三种是前两种的混合形式，部分社员既出股金又参加生产，但资金的十分之九为非参加生产的社员所凑集，这种合作社是边区手工业合作社的主要形式，约占70%。⑥
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最初是1937年秋边区总工会为了团结手工业工人，发展边区手工业，并改善工人生活，在延安成立的工人合作社，即工业生产合作社。其主要成员是供给部和被服二厂解散后的工人及当地的一些手工业工人，资金来源为群众集资股金250元。开始时合作社下设鞋袜、被服、木器、食品四个生产部门。到1938年冬股金增加到1500元，生产部门发展到13个，边区银行也投资1400元，当年盈利4300元。由于生产部门的发展，工人合作社改名为延安工人合作社联合社⑦，并建立了各种组织管理机构，生产发展较快。正当合作社生产发展之际，1939年初，由于日机轰炸延安，各生产单位疏散到安塞和志丹等地，合作社发展受到影响。
1939年4月，由国际友人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倡议，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在延安设立事务所，推广工业合作。随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拨款扶持，中国工合延安事务所正式成立。延安事务所成立以后，在边区政府的支持和合作政策的指导下，与边区政府建设厅合作，共同组织各种手工业者加入合作社，并在向各合作社介绍合作生产、交流经验、培训人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边区合作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到1939年冬，建立了十个工业生产合作社。
1939年冬，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使边区的物资供应更为紧张。边区政府为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积极发展边区手工业，倡导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40年，边区政府建设厅颁布了《生产合作社组织办法纲要》，明确提出了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和要求，即“为了增加生产，求得自给自足，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以期抗战建国的胜利完成起见，各县除加紧农业生产外，并应组织各种生产合作社，为发展手工业及开采原料加工制造等生产以应需要”⑧。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各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大量迅速地建立起来，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到1941年6月底，全边区有纺织、服装、食品、化学四种类型生产各种产品的生产合作社30个，共有股金61万余元，入股社员达20万元以上，参加生产的社员300多人。1942年，边区合作社各类工业生产合作社达50个。其中纺织合作社27个，年生产布3万匹(每匹宽2.4尺，长10丈)。1943年，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推动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又得到发展，到1944年，边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增至114个，另有运输合作社233个。
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兴盛时期。各种类型的生产合作社已有235个，其中化学业11个，水泥木工业10个，食品业48个，矿产业2个，铁铺修理所6个，缝纫服装业68个，纺织业90个，职工达到5601人。从生产合作社分布的地区看，遍及全边区。从行业看，工、农、商、学、兵和机关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不同类型的生产合作社，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的。边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成为边区工业的助手，对于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解决边区军需民用的生活必需品自给自足，促进边区财政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⑨
边区的运输合作社 陕甘宁边区沟壑纵横，交通运输十分落后，1941年以前的主要基础是靠个体脚户。运输事业分散自流，影响了出入贸易和工农业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海盐断绝，中原及西北各省对边盐的需求增加，运盐外销成为边区主要财源之一，粮盐已是边区运输的重点。边区政府为解决运输组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大力推进合作建设，并制定了相关的组织办法。运输合作社就是为了保证边区政府按期收到公盐公粮而建立的，集合了有经验的脚夫和强壮牲口的营业性运输组织，一般以区为单位组成社，受政府监督，职员实行薪津制，并享受政府官价草料的优待。⑩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边区为了运盐开始重视运输问题，除了发动民间个体运输外，还提倡组织运输合作社，这年10月，边区颁布了《人民运输合作社组织办法大纲》后，边区开始兴办运输合作事业，但发展比较缓慢。1942年12月，毛泽东指出：“运盐的组织，要采用运输合作社及运输队的方式，宣传群众自愿入股，有的出人，有的出牲口，有的出人又出牲口，有的出经费，有些特殊情况的人则许其不出；而以赶过长脚富有经验的人及必要的牲口组织成运输队；县区乡各级的党与政府应积极指导这种运输队的合理、公平与健全的组织；顺利的出发；在路上要进行必要工作，保障人员与牲口的安全；归来要注意合作社利益的分配，保障经手人及全体社员的利益。……任何地方的运输合作社与运输队，必须使其建筑在为社员谋利益的基础上，党与政府的任务在于使这种利益日益增大；否则是一定要失败的。”(11)毛泽东的指示为边区运输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自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后，边区的运输合作事业才普遍地发展起来。据统计，1942年10月，边区各县运输合作队9个，各种牲口246头；1943年9月，参加运输合作的牲口达3703头，增长了15倍。(12)运输合作事业在边区合作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统计，1944年时，边区的运输合作社发展到233所，占全部合作社的36.75%。就资金而言，运输合作社所占比例也有较大增加，以下表为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边区运输社占合作社总资金的41.21%，延属分区、陇东分区运输合作社的资金高达60%以上。(13)由此可见，运输合作社在边区合作社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成为边区合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边区的消费合作社 边区由于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买难卖难问题十分突出。建立消费合作社，就是由大家出股本让专门人员去买卖货物，以抵制商人的中间利润和降低自己的开支。这样既节省了群众的路费，又使群众买到价廉物美的货物，并能及时卖出土产，改善大家的生活，有利于边区的经济建设。
边区的消费合作社，是在苏维埃时期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38年10月，边区政府对合作社进行整顿，边区的消费合作社数量虽由1937年的142个减至127个，但社员却增加了1.5万余人，股金增加了2.8万余元。1939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各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暂行条例示范草案》，对消费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作了明确规定：“消费合作社，为供给社员日用生活上所必需的生产品与制造品及收买本地之土产出口以交换外来之工业品，但于必要与可能时应附设信用、生产、运销各部门。”边区政府建设厅还制定了《消费合作社兼营合作交通栈办法纲要》，规定“为便利旅行及政府军事运输起见，各消费社均应斟酌各地情形兼营合作交通栈(运输栈)。”(14)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边区逐渐出现了一些综合合作社，边区消费合作社也得到了较快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40年底，边区消费合作社各方面情况和1937年相比都有了大幅度增加，社员增加了113%，股金增加了369.6%，积累公积金增加了1074.4%，年销货总值增加了342.8%，净利润增加了2418.3%。(15)
皖南事变后，为了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带来的困难，边区政府鼓励民间大力发展合作事业，推动了消费合作社的发展。如1941年下半年消费合作社销售总值1737201元，比市价贱卖和折扣205789元，收购土产284935元，运销土产182904元，获得净利265803元。(16)1942年实行“官助民办”政策后，群众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合作社的数量、股金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民办公助”政策实施“不到一年，消费合作社就由155社增至207社，增加33.6%；股金由1362384元增至9346876元，增加6倍”(17)。1944年消费合作社数量增至281个。
消费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成为边区合作事业的重要成就之一。首先，方便了群众生活，为群众节省了开支，使群众避免了高利贷的剥削；其次，满足了农民的消费需求，促进边区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的变迁；最后，对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发展边区对外贸易具有重要作用。
边区的信用合作社 边区农村由于生产、婚丧等资金周转困难，长期存在着高利贷。要解决民间生产等资金周转，就需要吸收民间游资转入生产，流通金融，以抵制高利贷。1940年，关中分区劳动英雄蒲金山创办了边区第一个粮食信用合作社，属于自发组织的比较简单的信用合作社。1943年3月，延安南区沟门正式成立边区第一个规模完备的信用合作社，开始试办信用放款和存款。1944年，西北局研究室介绍了南区沟门信用社的经验后，延安成立了7个信用社，安塞、曲子县也各成立了一个信用社。1944年6月，边区合作会议决定大量发展信用合作，提议每区建立一个信用合作社，号召“学习南区李生章信用社的办法，实行低利借贷，抵制探买粮和高利贷，吸收民间游资，转入生产，流通金融”(18)。在这次会议后，边区信用社有了增加，延属分区由会前的8个增加到23个，股金4400余万元，存款1.2亿元，放款1.8亿元。到年底，全边区共有86个信用社，资金达5亿元之巨。(19)信用合作社在短期内获得了较快发展。
信用合作社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信用社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存款，信用社政策是既要大力宣传，又要反对强制和摊派。白洋、法币、首饰、银器等都折成边币存入，存款利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规定。发放贷款则分生产放款与临时借款两种，放款用途及实效都受信用社的审查，主要对象是农民、手工业工人，投机者不予放款。放款手续也比较严密，必须立借据、定限期、找保人，保人不能借，借人不能保。放款时间较短，一般以一个月到四个月为限。但利息偏高，故不能靠信用社放款来办长期生产。信用社还是银行的好助手，一方面，银行可在资金上帮助周转，帮助各信用社建立会计账目；另一方面，合作社帮助银行收边币，用边币流通边币，帮银行兑换破钞票以及放农贷。信用社的发展，对稳定边区经济起到了独特的作用。首先，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走上了富裕之路；其次，活跃了农村金融，打击和抵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最后，信用社在稳定金融和帮助银行发放农贷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部队、机关、学校合作社 机关、部队、学校，本都是脱产机构，在当时边区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不得不参与生产事业，而采取集中领导下的合作经营成为解决各个单位物资需求的有效办法，较好地动员了人力物力。
1939年，各机关、学校开始有消费合作社。到1940年上半年，共有30个合作社及食堂，资金共约6万元，既供给本单位的日用品，又卖给外边谋利，以改善生活。(20)随着机关合作社的发展，其业务有了扩大。以杨家岭中央机关合作社为例，它是农工商业兼营。1944年生产合作社在原供给商店基础上改组成立，供给商店给实物折米50石作为基金，中央办公厅加现金折米50石为提倡股，并收个人资金。到4月底，收到实物、现金、小米，折合5174786元。组织机构方面，由社员大会下设管理委员会，下辖社务部、生产部、成品推销处、群众合作部及群众服务部。军队合作社的业务比较单一，实际上主要通过经营商业来解决日用品的供给。军人以津贴和私人积蓄入股，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为例，1944年2月该部总社下有直属门市部、铁木部、理发部及8个分社，全部股金为7800余万元，公股占63.3%，它还拥有水田、工厂。社员持股票买货9折优待。(21)与部队机关相比，学校合作社的任务更以手工业生产为特色，包括纺织、缝衣、木工等。
由此可见，机关、部队、学校合作社主要目的是解决自身的生活资料，其合作形式尚为初级的、很不完善的。但就当时所处环境来看，却有力地创造了生产成果，减轻了边区的财政和供给压力，是一种特殊环境的特殊举措。
总之，边区的合作运动大力促进了边区农业与手工业生产。为军民的穿衣吃饭自给提供了重要保障，合作社在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上也有着可喜的进步，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生产热情，在落后的技术基础上发展了边区经济。从社会组织来看，合作社充分动员了边区的各阶层人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力量，有利于集中力量、团结一致开展对敌斗争，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 1943年1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③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页。
④ 1945年12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⑥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216页。
⑦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
⑧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页。
⑨ 王晋林：《简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甘肃理论学刊》2002年第6期。
⑩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5—707页。
(11) 《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5月版，第804页。
(12)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13)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3—644页。
(14)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
(15)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180页。
(16)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17)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18)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8页。
(19)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20) 《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5月版，第857页。
(21) 1944年6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