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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四节 边区人民新文化的大繁荣——2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二、文学艺术的新发展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文艺界的整风运动，也推动了边区文艺运动的发展——日益兴盛的文化社团，别开生面的戏剧秧歌，风貌一新的诗词诗歌，充满生机的小说散文，层出不穷的文化期刊，等等，在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史上谱写了璀璨夺目的篇章。
1942年5月29日，陕甘宁边区文委召集音协、美协、剧协等文艺团体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实行战时的文化动员。11月，边区文协和延安的诗歌团体召开座谈会，专门研究诗歌如何面向工农兵的问题。不久，延安的部队艺术学校也进行改组和整编，把学校改组成为文工团，提出“面向士兵，到部队去!”
中共中央对于在文艺界掀起的“文艺下乡”热潮非常重视。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组织部联合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陈云、凯丰等中共领导人出席并讲话，他们都进一步强调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群众中去的重要意义和必须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实际上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贯彻。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纷纷主动要求下乡、下厂、下部队，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这一切又进一步推动了边区文艺运动的发展。
“文艺下乡”不久，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之下，边区的许多村镇都成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街头文艺成为重要的文艺形式。1943年春节开始出现了“新秧歌”运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参加的秧歌队的足迹，几乎遍布陕甘宁边区的每一个乡镇山村。当时平均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同时，边区当时还有音乐班124个，皮影戏班62个。新秧歌剧中，以陕北民间秧歌为基础而创作的《兄妹开荒》是最为群众喜爱的作品之一，是“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①。春节期间是新秧歌剧的演出高潮期，“延安春节秧歌把新年变成群众的艺术节了”②。1944年春节，延安八大秧歌队在杨家岭会演。保安处的《冯光琪锄奸》，中央党校的《牛永贵挂彩》、西北局党校的《刘生海转变》，边区直属分区的《红军大反攻》，枣园机关的《动员起来》，行政学院的《好庄稼》，西北局的《女状元》，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刘连长开荒》，均获得好评。其他有代表性的秧歌剧还有《小放牛》、《小姑贤》、《夫妻识字》、《栽树》等。在新秧歌剧的基础上，文艺工作者又进一步创作了一些大型的歌剧。其代表性的作品有贺敬之、水华、王大化、马可编的歌舞剧《周子山》，马健翎编写的秦腔现代剧《血泪仇》，贺敬之、丁毅、马可编的《白毛女》等。其中《白毛女》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取得了很高成就，成为当时在边区乃至各抗日根据地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节目。1945年4月，它被确定为中共七大全体代表演出的剧目。
新秧歌活动，也带动了诗歌、新说书、快板、窗花剪纸等民间艺术活动。《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这一时期曲子县的老劳动英雄孙万福的杰作。在边区文协的扶植帮助下，民间艺人韩起祥带头组织陕北“说书组”，自编自演了不少优秀唱本。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新书有《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四岔捎书》、《张家庄祈雨》、《反巫神》、《掏谷槎》等。这些民间艺术活动，以宣传民主生活、提倡生产自救、破除封建迷信、歌颂新人新事为特色，不仅活跃了偏僻山村的文化生活，而且也为普及通俗文学提供了丰富经验。
对传统戏剧的改革，也是陕甘宁边区文艺发展的重要内容。1943年2月22日，中央文委召开戏剧工作讨论会，针对戏剧工作中脱离实际、片面提高的倾向，确定新的戏剧工作的方针是为战争、为生产及为教育服务。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942年成立的延安平剧(即京剧)院于1943年11月创作和排演了反映新生活内容的平剧《上天堂》等节目。1944年春节期间，又排演了新编历史平剧《逼上梁山》，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1945年平剧院演出的《三打祝家庄》则被称为巩固平剧改革的佳作。彻底改变了旧的平剧内容上不同程度地带有封建性、表现形式上往往僵化的问题。由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边区民众剧团，以陕西特有的秦腔剧种，创作出不少新剧，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血泪仇》、《穷人恨》、《一家人》。话剧工作者也从群众火热的斗争中选取题材，创作了许多新话剧。如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把眼光放远一点》，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流动医疗队》，鲁艺演出的《保卫合作社》，部队艺术学校演出的《保卫边区》等。而当时《同志，你走错了路》和四川方言喜剧《抓壮丁》的演出，更是轰动了延安和整个边区。
边区的音乐运动，也蓬勃发展，形成当时全国的中心。这里荟萃着许多全国著名的音乐家、有成就的作曲家。边区的大量歌曲，雄壮有力，情深意切，百唱不厌，流传广泛。像贺敬之、马可的《南泥湾》，秀山、华恩的《共产党像太阳》，贺敬之、杜矢甲的《七枝花》、方冰、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莫耶、郑律成的《延安颂》，贺绿汀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柯仲平、高田的《自卫战争进行曲》，苏一平、航海的《向大关中进军》、光未然与冼星海合写的《黄河大合唱》等。尤其是《黄河大合唱》，周恩来称赞它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典范。郭沫若在他写的序言中称：“《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③
从事美术工作的艺术工作者，也自觉地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和生活的作品。由于具体条件的限制，木刻艺术在美术中的成就最突出。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以延安鲁艺为中心、以古元为代表、在艺术上富有民族风格、在内容上以歌颂为主的新学派——“延安学派”。这也是鲁迅先生早年倡导的版画艺术在根据地的新发展，也是中国木刻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代表性的作品有古元的《减租会》、《区政府办公室》，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罗工柳的《学文化》，夏风的《从前方运来的战利品》等。这些作品大多采用阳线刻法，作品明朗、活泼、简洁、朴实，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1942年10月和1943年10月，这些木刻作品参加了在重庆举行的全国木刻画展览，颇为引人注目。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边区的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延安的诗歌运动开全国之风。诗人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工人破坏大队》两部长篇叙事诗，堪称是边区最早用诗歌形式歌颂工农的宏伟佳作。诗人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的问世，引起了诗坛的一片赞扬声。此外，还有大量的小说、散文、特写。如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董均伦的《刘志丹的故事》、卞之琳的《进城出城》、柳青的《土地的儿子》、杨朔的《模范班》、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欧阳山的《黑女儿和他的牛》、葛洛的《卫生组长》、茅盾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何其芳的《朱德总司令的话》、周立波的《王震将军记》、艾青的《养羊英雄刘占海》、丁玲的《袁光华——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等等，都是其中代表性的优秀作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陕甘宁边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坚持了文艺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创作出一大批适应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需要的、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创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① 1943年4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 1944年3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
③ 引自雷云峰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l993年版，第312页。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