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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四节 边区人民新文化的大繁荣——1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的全面发展(上)
第四节 边区人民新文化的大繁荣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来，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组织的领导下，边区的文艺工作者通过各自所属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积极从事战时文艺运动，促进了边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丰富了广大军民的文化生活，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事业的进行。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进一步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向。
但是，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陕甘宁边区的文艺界，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1940年以后，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些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甚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些人主张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立场、观点，甚至认为这些会妨碍文艺创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些人主张对革命和抗战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并主张现在还是“杂文时代”。这样，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上“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具体说来，这些问题主要是：
第一，不少文艺工作者世界观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觉不自觉地时有暴露，并产生出一些错误论调，和革命利益发生冲突。一些人鼓吹要“艺术指导政治”，“艺术至上”，片面强调要树立“为艺术的人生观”，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暴露黑暗”，提出“还是杂文的时代，还要鲁迅的笔法”，有的甚至还提出小资产阶级作家始终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力等。1942年三四月间，王实味连续写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二，不少人在文艺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倾向严重存在，并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脱离了根据地的客观环境。当抗战烽火正炽时，延安的不少文艺工作者热衷于演出《钦差大臣》、《结婚》、《雷雨》、《日出》等属于“阳春白雪”的戏剧，一般群众看不懂，不适应抗战的需要。对于一些适应抗战需要、反映民族战争和边区建设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和节目，一些文艺工作者却视其为“小玩意”、“豆芽菜”。如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的不少教师，紧邻农民的场院住着，但却从不与农民往来，把自己关在窑洞里创作那些客观上“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的“大、洋、古的东西”。①
第三，不少文艺工作者中存在比较严重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倾向。他们热衷于描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机遇、生活琐事和苦闷消极情绪，甚至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白和赞扬。相反，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和抗日战士则缺乏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或不愿意满腔热情地歌颂和表现他们，而是更多地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
第四，不少文艺工作者中存在宗派主义倾向，严重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相互间的团结问题。在当时延安文艺界发生的许多争论中，有不少是有意义有价值，有利于文艺的发展的，但也有不少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彼此间无原则的人身攻击，有时为了一些非常细小的问题都能引起争端，特别是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存在的宗派主义纷争，随着不少当事人到延安而被带到延安的文艺界。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系列存在的问题，也切身感受到这些问题对延安文艺运动发展的障碍和对整个抗战和革命事业的消极影响。为了总结经验，端正方向，纯洁队伍，使文艺更好地朝着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发展，1942年，延安文艺界开展了整风。在文艺界整风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先后与文艺界知名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谈话，了解情况，掌握动态。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等都参加过谈话。
为了更好地端正文艺方向，彻底解决文艺为谁服务和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出席了会议。座谈会先后在5月2日、5月16日、5月23日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共有几十位文艺工作者发言，毛泽东自始至终参加了三次会议并作了发言，特别是5月23日“结论”性的发言。在座谈会结束后的一周内，毛泽东又发表了两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了进一步补充阐述。这几次讲话的内容后来被整理成文，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时，该文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
《讲话》的中心内容，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阐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并将其确定为文艺的基本方向。毛泽东强调指出，文艺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②。“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③而在中国的具体环境和实际情况下，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④。文艺工作者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这四种人服务”。⑤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⑥。
《讲话》从“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出发，阐明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也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⑦毛泽东指出，文艺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只有从工农兵出发，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⑧提高要有一个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工农兵群众，主要的和急需的是交给他们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鼓舞他们抗敌的热情和胜利的信心，同心同德去战胜敌人。对他们来说首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是普及而不是提高。当然普及和提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普及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提高。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⑨。所以“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⑩。
《讲话》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阐明了革命文艺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同时论述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11)。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他明确表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12)他强调“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13)。因此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14)，“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5)。
《讲话》还从理论原则上阐明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界必须在一定共同的政治基础上统一起来，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16)。同时毛泽东强调，文艺界的这种统一战线的原则，也是既有“统一”和“团结”，也有“斗争”和“批评”。
毛泽东的《讲话》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根据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特别是抗战文艺运动的实际，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从多方面探讨了服务的途径，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6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66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870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7页。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