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建设与粉碎日军对边区的进攻

房成祥黄兆安

　　一、建设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是保卫与巩固边区的需要
　　(一)留守兵团的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同时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
　　1.留守兵团的组成和发展
　　边区留不留兵的问题，在1937年8月的洛川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毛泽东指出蒋居心叵测，为防意外变故，边区应留一定数量的兵力守卫。于是将115师之辎重营、炮兵营，120师之特务营、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营及718团，129师之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385旅之770团共9000人组成八路军延安总部留守处。留守处主任兼政治委员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参谋处长毕占云，副处长曹里怀，供给处长张元春，卫生处长孙毅之。
　　1937年10月，对留守处所属部队进行了统一编制，共编为8个警备团和770团、骑兵营、富甘独立营。10月22日，成立了5县(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部，何长工为司令员，郭洪涛为政委，张际春为政治部主任，王观澜为动员委员会主任。又成立两延河防司令部，陈奇涵为司令员，白志文为副司令员。12月底，又将总留守处改称留守兵团司令部，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肖劲光任司令员。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留守兵团的实力不断壮大。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地方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此时，边区共有1个旅10个团，10个保安大队，1个独立营，总兵力达1.5514万人。
　　1939年7月，军委炮兵团拨归留守兵团建制，并于10月同富甘独立营合编为特务团。8月8日，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10月5日，为加强边区自卫力量，由华北抗日前线调回王震所率之359旅主力接替绥德警备区防务，王震兼5县警备司令。12月，以绥德警备司令部为基础成立了警备第1旅，调防关中地区。这时，总兵力达2旅13个团共2.2616万人。
　　1940年4月，359旅所属719团，雁北支队、第4支队先后回到边区，警6团于2月拨归晋绥军区指挥。8月，警2团编入385旅建制。至年底，总兵力为3旅14个团3.1609万人。
　　1941年，留守兵团辖385旅之770团、2团、7团，359旅之717团、718团、719团，特务团、补训团，警1旅之3、4、8团、特务团，直属警备1、5团、骑兵团，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属保安1、2、3、4团、骑兵团，共计3个旅20个团，兵力为3.1777万人。
　　1942年5月，为贯彻精兵简政政策，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徐向前、肖劲光，政治委员关向应，副政治委员高岗、林枫，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傅钟、甘泗淇，统一指挥边区部队。经整编，各独立团、队扩编为旅，每旅下辖1～2个主力团，其余编为小团，并相对固定了驻防区域。计有385旅驻防陇东分区；359旅驻防延属分区；警备1旅驻防关中分区；边区保安司令部，警备1、5团，保安2团合编为警备第3旅，驻防三边分区；原留守兵团直属骑兵团，359旅骑兵大队，保安骑兵团，合编为骑兵旅，驻防葫芦河。总兵力为5旅21个团3.2292万人。
　　1943年秋，为了迎接抗战局部反攻的到来，中央军委从敌后调回独立第1旅、新4旅、358旅，抗大总1校及第7分校。总兵力增至8旅23团共3.65万人，长短枪2.0602万支，轻重机枪1313挺，各种炮50余门。
　　1944年4月，中央军委又调回教导第1旅与第2旅，至6月总兵力为9旅30个团5.2481万人。11月，359旅主力组成南下支队开赴华南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边区所屯兵力一部分投入反攻战场。计有：359旅1个团赴东北，独1旅、358旅赴察绥作战，骑兵旅社大青山，385旅一部赴河南，警1旅两个团去华北。至年底，尚有5旅18个团，兵力为3.2212万人。
　　2.建设一支正规化的人民军队
　　加强边区的防卫力量，首先注重留守兵团的建设，使其成为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的钢铁长城。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召开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军委指示。他们从人民军队的特点和边区所处的环境出发，决定从五个方面贯彻落实：一是加紧战争准备，二是抓好部队正规化建设，三是进行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四是增强部队纪律，五是密切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1938年12月，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开展生产、教育两个运动和抓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与巩固党的四项工作。指出部队的工作方针是在备战的姿态下，加紧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加紧生产，克服困难，以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强调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与集体生产的场所，把战士变成抗日的优秀干部，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
　　根据这一建设方针，对留守兵团所属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健全了指挥机关和各个工作部门，并且逐级召开业务会议，制定与颁布各种制度、条例，如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参谋工作条例等，使部队初步走上正规。
　　军事训练是在战斗与生产的间隙进行的。总的要求是打好部队战术、技术基础，发扬优良的战斗传统，掌握现代新式兵器的使用法，加强干部管理与提高指挥能力。在战术上，主要是加强近战训练。即步兵以神奇隐蔽的动作，乘敌立足未稳，突然接近敌人，以猛烈的火力袭击和肉搏，同时进行短距离包围迂回，以收到迅速歼敌之效。采用此战法，可以弥补本军武器装备差的弱点。技术训练以射击、投弹、刺杀和土工作业为主要内容。经过紧张的训练，射击命中率由47%提高到87%，特等射手250公尺靶命中率达94%。手榴弹投掷由平均27公尺提高到37公尺，有的连达42公尺。刺杀与土工作业也有了显著提高。此为留守兵团军事训练的第一阶段。
　　搞好干部教育是完成训练任务的保证。为此，留守兵团开办了连排干部轮训班、军政研究班、防毒训练班、测绘训练班等各种培训班，使干部素质得到了提高。
　　针对边区部队的文化和理论水平低的情况，加强了文化政治教育，使旅团干部能自修理论，作政治报告，写短篇文章；营连干部可看书报，能上课、书写报告、拟写计划；老战士能看通俗报纸，读《战士课本》，写日记，出墙报；新战士可认800到1000字。为提高党员的质量，举办了支委、支书训练班，并选送干部进党校学习。
　　在战斗与学习的同时，留守兵团开展了生产自给运动。1938年7月，在第二次留守兵团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部队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1939年后，又提出了生产自给的任务。指战员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运动。他们充分利用自己集中起来的大量强壮劳动力的条件，屯垦于南泥湾、大风川、清泉沟等地，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带来了许多副产品，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0年，留守兵团的军事训练进入第二阶段，主要是进行勇猛机动的近战演习，继续提高以射击为主的四大技术，同时学习超越各种障碍的本领。经过训练，使部队进一步明确了步兵在战斗中的地位和作用，统一了战术思想。
　　1941年11月，军事训练进入第三个阶段。针对在实际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战术上的弱点，训练中以营连为单位进行实兵对抗演习，选定不同地形的边境防区连续训练4个月。演习中既充分反映敌人的战术特点，又发挥了我军擅长近战、夜战及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为了解决指战员体力不足的问题，各部队又加强了军事体育活动，并利用生产成果改善物质生活。
　　由于处在统一战线的环境，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在滋长。1942年11月，在部队中开展了以克服军阀主义倾向为主的整军运动。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在边区高干会上作了《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就为什么要整军、整什么、怎样整等问题作了深刻阐述。1943年1月，边区政府作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留守兵团作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部队在思想政治建设中整顿了组织，克服了军阀主义残余，在“拥政爱民”、“尊干爱兵”运动中，调节与融洽了军政、军民、官兵及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面貌为之一新。
　　总之，留守兵团由于抓了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使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都得到提高。不仅完成了保卫边区、巩固边区的任务，而且能够在抗日战争转入反攻后，陆续以20多个团的兵力和大量的军政文化技术干部支援了全国抗战。
　　(二)加强地方人民武装的建设
　　要保卫与巩固边区，单靠正规化的留守兵团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加强地方人民武装的建设。
　　1.保安队的建设
　　1937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为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吕振球任政治部主任。主力红军改编后，将未编入留守兵团的地方武装按其政治素质与战斗力的强弱，编为10个保安大队和若干保安队、警卫队，原则上每个县都有一个保安队，总兵力为4000人。1939年上半年，为了促进战斗力的提高，并逐步向正规部队过渡，又将保安队改编为独立营。
　　保安队的特点是绝大部分成员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经过土地革命斗争的锻炼，意志坚定，有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战斗与保卫家乡紧密结合，打仗基本不离乡土；同群众联系广泛，熟悉地理环境，每遇战斗，均能自动归队，很少逃亡。缺点是文化程度低，许多人目不识丁，家乡观念深，游击习气浓。要增强其战斗力，必须统一指挥系统，确定各级指挥员的职权；加强军事、政治、文化教育，以提高质量；同时，实行生产节约，改善生活条件，克服物质困难。
　　保安队的军事教育以提高射击技术为主。经过训练，命中率由50%提高到78%。投弹由平均23公尺增加到30多公尺。
　　政治教育主要是时事教育、锄奸教育与阶级教育，提高政策水平，坚定斗争立场。
　　文化教育以识字为主。1938年，战士中识字200的占40%，1940年增加到80%。连排级干部一般都能读懂边区的各种小报。
　　保安队同留守兵团一样，也进行了生产自给运动。通过生产不仅解决了肉食、蔬菜、烧柴等问题，而且粮食、服装也可自给一部分。
　　边区保安队在边区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不仅完成了保卫家乡、维持地方治安秩序的任务，而且积极配合正规部队作战，成为边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2.自卫军的建设
　　自卫军是边区不脱离生产任务的地方性群众武装团体。凡年满18岁到45岁的成年男女均可加入。平时利用农闲操练，战时担任后方勤务，协助主力部队作战。自卫军在维护地方秩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39年到1940年，在边区发生的土匪、汉奸、投敌、逃跑、伪钞等几千起罪案的破获都有自卫军的参加。
　　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用街头诗的形式，赞颂自卫军的作用。贾嘉在《岗哨》中写道：
　　“星月照在岗哨，
　　刀枪插在肩膀，
　　装进子弹，瞄准敌方，
　　耳听八面，眼看四方，
　　守住我们的家乡，
　　守住我们的边境。”①
　　敏夫在《边区自卫军》中写道：
　　“我们用不着，
　　杨六郎的转兵洞，②
　　我们有万千自卫军。
　　你看那红缨的锚子，
　　在大雨中，
　　显出多少威风!”③
　　中共边区委员会与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自卫军的发展，1937年10月，制定了《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至1940年底，边区有普通自卫军14.535万人，基干自卫军2.1803万人。
　　为了加强对群众武装的领导，联防军司令部专设了人民武装科，各分区司令部及县设大队部，县长兼大队长，县委书记兼政委，另设脱产的大队副一人。区设营，区长兼营长，乡设连或排，由乡支部或乡政府领导。自卫军利用生产间隙和冬季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教育，使政治警觉性与军事素质不断提高。到1945年，边区基干自卫军发展到3万多人，普通自卫军有15万人，为壮大主力兵团，支援全国反攻创造了条件。
　　①见《新中华报》1938年8月10日第4版。
　　②在延安市场沟与西沟洞间有一洞可通，传说宋将杨六郎曾用此洞巧布疑兵，使敌兵不敢冒然进犯。
　　③《新中华报》1938年8月10日第4版。
　　二、保卫河防，打退日军的进攻
　　所谓河防，即晋陕间以黄河为界长约千余华里的防线，北起府谷以南的贺家堡，南到宜川以北的圪针滩。河防保卫战，是指我驻防黄河沿线部队为击退日寇侵入边区而举行的战斗。
　　1938年2月底，占据同蒲路沿线的日军继续南犯，陷临汾，占黄河天险风陵渡，炮击潼关；同时，驻大同之敌26师团进攻晋西北，连陷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保德、河曲7城及黄河要口军渡，炮击西岸宋家川；驻绥远之敌亦配合经伊克昭盟东胜县由北南犯，使边区处于日寇的直接进攻之中。
　　(一)敌我双方的战略部署与军事方针
　　太原失陷后，日军大举南下，1938年3月，驻汾阳至离石公路线的日军向边区河防发动进攻。敌之意图最初是为了配合同蒲路南下之敌对我西北作战略进攻，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则是配合其对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日军凭借其军事、经济的优势，沿汾离公路西进，重点攻击我宋家川渡口。其进攻方式多是在占领河东阵地后，先用重炮猛轰我河防阵地，以摧毁我军防御工事，接着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集中强渡。敌人的进攻部队以梅津的110师团为主，配合以109、26师团及独立第2、第4混成旅团等，总兵力达数万人。
　　当河防吃紧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8年3月3日发布了《告民众书》，指出：“保卫边区，是每个边区人民应尽的神圣责任，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竭尽他所能做到的，努力参加各种抗战工作。”与此同时，留守兵团下达了抗战总动员令和战斗命令，并采取切实的部署，完成了各项备战工作：(1)进行兵要地理调查，全面熟悉地形地物，做到战时心中有数。(2)健全指挥机构，成立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和神府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前线的代理指挥机关(两延河防司令部下辖6个河防区，各河防区的负责人依次为黄罗斌、贺晋年、文年生、阎红彦、白志文、陈先瑞)。(3)划分河防守备部队分界线，落实责任。确定以警备6团驻神府地区，守备佳县以北之万户峪、沙峁、盘塘、马镇、贺家堡等渡口。警备8团调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螅蜊峪、宋家川、李家沟、丁家畔、康家塔、枣林坪等渡口。警备3团驻清涧，守备河口、界首至枣林坪等渡口。警备4团驻延川县永坪地区，以1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警备5团驻延长，守备凉水崖、马头关、清水关等渡口。(4)制定关于日军渡河情况的判断处置和击退日军的行动计划。(5)加紧进行军事训练，特别是进行以河川地形为主的战斗演习和战术研究，努力提高射击技术。(6)对守卫河防与参战部队，加强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以增强斗志和胜利信心。(7)动员力量构筑强固的纵深配备的土木工事，特别是加强各主要渡口的前沿阵地。
　　我军虽兵力薄弱，但对日军的进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方针，即以主动、灵活、机动的游击性运动战，配合正面采取“半渡而击”战术手段的阵地战，以逸待劳，经大小78次战斗，坚决而巧妙地击退了日军的侵袭，使日军只能望“河”兴叹。
　　(二)主要战斗及战绩
　　在几十次的河防战斗中，规模较大的有7次。敌每次投入的兵力少则2000人，多则2万余，而我在主要防御方向上的部队最多为1个团，千余人。敌每次投入的重炮均在20门以上，有时还有飞机助战，而我方仅有迫击炮2门。敌我力量虽然悬殊，但因我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每次激战均以我胜敌败而告终。
　　1.神府河防战斗
　　1938年3月10日攻陷静乐的日军2000余人，附炮20门，携带渡河器材于12日占领兴县，13日抵神府河防对岸。敌以大炮机枪对我阵地轰射，并以10架飞机在我阵地上空侦察轰炸3小时后，开始渡河。警备6团沉着应战，待日军蜂拥渡河时，集中火力猛射，同时分兵一部乘敌混乱时迂渡河东，袭敌侧背，敌受两面夹击不能立足，即向兴县溃退。此役共击毙敌40人，伤百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我伤亡6人。同时，八路军120师以强攻收复晋西北岢岚，残敌退五寨，八路军穷追不放，敌一直退到朔县以至大同附近。经一周激战，八路军收复宁武、神地、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7城。
　　2.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8年5月初，日军占领离石后又集结约1旅团兵力，附大炮30门，经柳林向军渡进犯。敌企图占领渡口，截断边区与晋绥交通线，并过河强占宋家川。我判明敌之图谋后，即令警备8团团长文年生率主力东渡，在汾离公路沿线伏击、袭扰敌人。10日晚，文年生所部在敌进抵柳林一线时，选择进抵王老婆山的敌一个联队，乘黑夜对之发起突袭。经数小时白刃格斗，歼灭敌200余人，缴获步枪40支，轻机枪2挺及电话机、望远镜等一批军用品。我军伤亡80多人。敌在我突然打击下，未到黄河岸边即行溃败。
　　3.凉水崖、马头关河防战斗
　　1938年12月下旬，原驻蒲县日军占大宁、吉县、永和后，即准备了大批渡河器材与弹药，然后分兵3路，每路千余人附炮10余门，向黄河沿岸进发。一路指向马头关，一路指向凉水崖，一路指向清水关。到1939年1月1日，敌先后占领三渡口以东阵地。日军接受了上次失败的教训，没有仓促渡河，先以猛烈炮火轰击河西阵地，并违反国际法，以10余架飞机向我阵地投掷瓦斯弹。当我表面工事几处被毁后，敌步兵即在火力掩护下集结岸边，运动船只，强行渡河。我军依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敌群猛射，毙伤敌兵一部，日军只好退回山头阵地，构筑工事与我对峙。我军在正面坚决阻击的同时，我河东游击侦察部队积极活动，不断袭击敌之辎重与增援部队。敌在攻击受挫、交通运输线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于四五两日撤退。我军一部立即渡河追击，在大宁附近之曲峨镇与敌激战3小时，歼敌80余人，缴步枪 10余支，马10匹。我伤亡8人，中毒10余人。
　　4.第二次宋家川、马头关、凉水崖河防战斗
　　敌三受重创，恼羞成怒，调集重兵再次向宋家川、马头关、凉水崖实施突破。1939年6月4日、5日敌1万余人进占军渡，在东岸各山头构筑工事，并以大炮轰击宋家川、枣林坪一线阵地。6日，敌又以1.5万人进占孟门、碛口，以飞机向我河西李家沟阵地及内地城市狂轰滥炸；另有隰县、大宁之敌约1个联队附炮20门，分两路各约千余人于6日占领东马头关与凉水崖对岸阵地。敌企图寻找适当渡口，实行重兵强渡。
　　为了粉碎敌之图谋，河防军坚守阵地，严阵以待。宋家川一带经3天隔河对战，我军依托坚固工事，以火力封锁河面，敌渡船始终不能越过河心，只得退回军渡后山。此时，马头关、凉水崖东岸之敌强渡亦未得手。敌在正面受我沉重打击时，河东部队又猛击敌侧背，破坏其交通运输，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攻击宋家川之敌一部于8日退穆村，9日全部缩回柳林。同日，孟门、碛口之敌亦退大武镇。我河防军一部东渡，收复了李家垣，10日又收复柳林。此役共歼敌50人，缴枪10余支、军旗3面及一批军用品。我伤亡10人。8日，东马头关敌撤退时，我乘敌集合之机，突以火力猛射，毙敌30余人。9日晨，敌全部退到蒲县黑龙关地区。日军最大的一次进攻就此收场。
　　5.第三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山西制造新、旧军事件，日军以为有机可乘，便集结三四千人，附炮30门，于9月2日占下白霜。4日黄昏占军渡后即修筑工事，炮击宋家川，并强令群众修复到离石的公路，企图巩固河东阵地，作持久进攻计。我为粉碎敌之立足计划，令河东侦察部队乘敌立脚未稳，猛袭穆村、薛村，破坏公路。当敌向碛口前进时，我河东部队放弃碛口，于盂门、留誉、暖泉抗击与消耗敌人。我河西守军一部则渡河迂回至敌后，运动于柳林、穆村、军渡间。日军几面受我袭扰，乃于20日晨龟缩到柳林地区。这次10多天的战斗，共歼敌30余人，缴枪5支。我方伤亡10余人。
　　6.碛口河防战斗
　　1939年11月20日，日军利用“晋西事变”由各线增调1万余人，准备渡河器材，附炮30余门，分4路由大武镇、离石、柳林、穆村向碛口合围，强渡佳县渡口。日军为解除后顾之忧，又大举“扫荡”我河东游击部队。23日，日军集结2000人，在炮火掩护下放船强渡。我军即以密集火力封锁河面，敌仓惶退至后山。此刻，我左翼警6团一部已渡河东，攻敌侧背。经5小时战斗，毙敌百余，俘2人，缴枪6支。我伤亡10余人。敌企图又成泡影。
　　7.第四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年12月，日军为策应晋西国民党顽军投降，又集结离石、柳林守军4000余人，附炮20门，再次进犯军渡，炮击宋家川。我河东部队在军(渡)离(石)公路线上频繁出击，经5天战斗，歼敌20余人。日军于16日逃窜至柳林，我军即收复军渡、李家垣。
　　1940年初，八路军120师主力由冀中回师晋西北，经一个多月战斗，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收复方山、岚县、临县等城，创建了屏障西北的战略要地——晋绥边区。此时，我敌后人民游击战争的烈火越烧越旺，日军后方不宁，自顾不暇，加之对我河防屡次进犯，均遭挫败，只得放弃对边区的直接进攻。
　　在1年零10个月中，我河防守军胜利地进行了大小78次战斗，打退了敌人23次进攻，以付出160余人伤亡，20余人中毒的代价，获得了河防保卫战的辉煌胜利。
　　(三)河防保卫战胜利的原因
　　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处于劣势的河防军能击退日军的大举进攻，除战争的正义性与决策机关的正确指挥外，主要原因是：
　　1.河防守备部队指战员英勇顽强，以及友军的支持与援助。河防军有着高度的思想觉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因而主观能动性在战斗中获得了最好的发挥。在敌人猛烈的炮火袭击下，甚至在毒气弹的浓烟中，他们一个个像钉子一样，坚守阵地，全部力量都用在一个目标上——消灭来犯之敌，保住河防。对于八路军的抗日斗争，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一般是表示同情与支持的，特别是在1939年夏以前，两军的关系一般较好，在战争中曾有过一些相互支援的行动。第二次宋家川战斗时，驻防该地区的阎锡山的1个炮兵营曾积极参战，炮击日军，增强了河防军反击日军的战斗力。
　　2.地方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在战斗中，沿河几个县的保安队均积极参加战斗，各村的自卫军、少先队紧急动员，承担起修补工事、运送物资弹药，抢救伤员等战场勤务。宋家川120名水手全部参加自卫军，协助主力部队作战。米脂县高级小学以姬伯雄为首组成了一支270人的学生战时工作团。在1939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固临、延长、延川3县动员了400多名自卫军和1000多头牲口开赴河防前线，并冲过黄河，运回大批战利品和全部伤员。由于地方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全力配合，在整个作战区内，布成了一道侦察网和警戒网，保证了情报的来源和通讯联络的畅通与机密的保守。
　　3.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根据毛泽东游击战的原则，河防部队在正面依托坚固工事、采用“半渡而击”的阵地阻击战，并辅以高度灵活的侧背游击性运动战相配合，就使敌处处被动挨打，防不胜防。从而使我军每次战斗都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4.地形对我十分有利。黄河流经这一段时，都是狭窄的山谷，流急浪高，不易摆渡，两岸都是陡峻的高山石崖，我军居高临下，易守难攻。黄河成为一道攻可以进，退可以守的天然屏障。
　　5.日军有不可克服的弱点。他们虽在经济、军事、装备的总体上居于优势，但系孤军深入。尽管日军在战术上作了多次改进，并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了毒气弹，然而，团结起来、同仇敌忾的抗日群众和八路军指战员却弄得日军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每次耀武扬威而来，均丢人弃枪而归。
　　三、剿匪除奸，巩固抗日总后方
　　日本帝国主义一面进攻我千里河防，一面收买土匪武装、奸细，打入边区。同时，国民党顽固分子也千方百计地破坏陕甘宁边区。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抗日总后方，边区军民同心协力，多次对日军别动队——土匪、汉奸、特务进行打击，剿灭了40余股土匪武装，基本上清除了内部隐患。
　　土匪问题，在西北地区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根源。土地革命后期，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改革的进行，使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了着落，从经济上断了匪源。西安事变后，西北地区土匪又死灰复燃，除三五零星者外，成群的土匪先后发展到48股，人数约达4000人。枪支2000余。其中较大的有活动于延长、延川的陈老大股，安定刘志清股，庆阳、环县赵老五股、缪福禄股、耿子平股，保安、定边薛子茂股、范玉山股、李维俊股、金介尼股、余庆五股，三边的张廷芝股，关中夏老么股、张怀立股等。这些土匪不同于土地革命初期的“经济”土匪，而是各有一定社会背景的政治土匪。追其根源，主要有三类：一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受打击的地主恶霸及地方军阀的反动武装，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以极端仇恨的心理妄图从人民手中夺回失去的天堂，如张廷芝等。二是由国民党军队或溃败的散兵游勇转变、组织而成的武装，如赵老五等。三是日军收买的汉奸武装，如薛子茂等。
　　这些土匪武装都以从内部颠覆民主政权、破坏边区为目的。其成员大部分是本地人，虽受到日伪顽的支持，但在行动上受地域限制，保持活动的独立性。他们反共的本质虽一致，但由于政治背景的差异，指挥上都各自为政。他们活动方法多样，手段毒辣，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1.造谣惑众。淳耀九顷原张积善自称是“三期普渡”，开设香堂，造谣说：“日本人来了不杀吃素的，只要加入本堂即可免劫”。三边奸匪传言说：“给日本人当兵，每月给30元白大洋。”延川一些哥老会成员受日特指使宣传：“前清已过，后清还要来，日本是保护宣统皇帝登基的”，并动员人们留长辫子，说日本人来了不杀留长辫的。
　　2.组织黑军，颠覆政权。延川、清涧地处河防前线，日特组织有“黑军政府”，其任务是扰乱治安，破坏抗战。土匪魏善元、徐占魁奉命在宁县川庄组织黑军1个排30人，自任排长，又组织两个交通组。有的地方还组织所谓“农民慰劳会”、“探访委员会”等反动组织，胁迫群众，对抗革命政权。
　　3.公开抢劫，鱼肉乡里。1938年2月以来，赵老五匪徒在环县抢劫数十次，劫去财产10余万元，大牲口百余头，羊万余只。安定西二区李家岔正逢集时，40余名土匪把集市包围起来，随意惨杀商人、干部，抢劫财物，群众损失5000元。有的土匪假冒自卫军盘查放哨，拦抢过往客商。有的冒充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借查究毒品之名，行抢劫之实。
　　4.投毒暗杀，制造恐怖。日特高子文不仅盗窃政治文件，绘制八路军驻防地图，向日机提供轰炸目标，而且刺探中共领导人行踪。1939年3月12日夜，高乘边区大礼堂散会之机，混到中共领导人住处行刺，被警卫人员当场抓获。1939年6月下旬，突有一人闯入八路军绥德驻军某伙房借火吸烟，乘机将一包毒药放于锅内，该犯被发觉后供称系受暗杀队长指使。陇东顽军在实施《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时，决定组织200人的暗杀队，化装成杂货商及游医混入边区，以图造成恐怖。
　　5.混入部队，煽动哗变。固北县土匪吴朝栋、谢正元勾引我保安队士兵，乘换防时哗变叛逃，并联合股匪袭击我县政府。汉奸郭丕谋混入八路军某部，煽动15名战士逃跑。
　　6.收集情报，充当敌探。他们乔装打扮，将其魔爪伸向边区的许多场所与部门，收集情报，充当日军的耳目与爪牙。当日军向我宋家川轰击时，奸特王文保用镜子、红布为其指示目标。1938年11月20日，日机轰炸延安时，有特务向空中发信号指示目标。
　　土匪、奸特分子的破坏活动，严重地危害了边区的建设与巩固。
　　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严厉镇压汉奸卖国贼亲日派的活动，彻底消灭扰乱社会治安之日本别动队——土匪，巩固后方。”针对土匪、汉奸的活动特点，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剿除措施。
　　1.大张旗鼓地揭露汉奸、土匪的罪行，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警觉性，使土匪、汉奸的欺骗宣传失去市场。为此，《新中华报》连续发表了《消灭土匪巩固抗日后方》、《开展边区的锄奸运动》、《自卫军要把保卫边区的任务充分担当起来》等社论。谢觉哉在《土匪与反革命》一文中指出：“一定要深刻认识土匪的反革命性质，他不是抢点东西，而是企图破坏抗日模范区，断送革命利益。”剿匪部队也出示布告，陈明大义，以取得群众支持。1940年2月，由正副司令员文年生、陈先瑞和政委阎红彦签发的富甘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写道：
　　照得边区范围，仅有二十三县，
　　富甘两县属之，早已成为定宪。
　　乃有奸猾之徒，竟敢乘机煽乱；
　　勾引保安团队，一部实行叛变；
　　扰乱后方治安，影响前方作战。
　　本军奉命驻防，毫无别的志愿，
　　仅在保卫边区，清匪安良诛叛。
　　对于邻区友军，维持统一战线；
　　实行互不侵犯，相约不怀成见。
　　惟望全境人民，大家迎以笑面，
　　特此布告周知，共以团结为念。
　　2.不放弃政治上的争取与瓦解，不放松军事上的打击与消灭，将宽大与严惩有机地结合起来。
　　3.清剿中将分区驻剿与集中合击相结合，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
　　4.充分发挥自卫军、少先队的积极作用。除抽调部分基干协同主力行动外，实行人人武装，就地设立岗哨，严格警戒、盘查一切往来行人，清查户口，监视可疑分子，加强对土匪家属、亲戚的教育工作。每村、每乡、每区、每县都这样，如同在整个边区布下了一张大网，使土匪、奸特插翅难逃。
　　由于多数股匪有政治背景，所以，其反动性、顽固性、持续性、战斗力都较一般土匪为强。因此，剿匪是一项激烈的复杂的长期的战斗任务。
　　1937年，边区军队分5个区域进行了首次清剿土匪的战斗。第27军两个营、蒙汉骑兵支队，第29军5团，独立1师1团，负责三边、志丹一带；横山警卫营、延川警卫营负责靖边、龙州堡一带；第1师(缺1团)、清涧警卫营、延长警卫营两个连、延川警卫队，负责延长、延川一带；警7团两个营、保安第5大队、华池、志丹保安队—部，负责庆环地区；警4团、警卫营两个连、保安第4大队，负责黄龙山区及关中一带。另外，相对集中力量对危害最大的股匪进行了重点打击。
　　1937年11月，在三边盐池地区打击了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毙百余人，缴马百余匹、枪60支。718团在富县黑水寺、张村驿地区消灭反动民团两股，缴枪70余支。
　　1938年2月，围歼黄龙山土匪大部，击毙百余人，散匪一部逃入国民党统治区。
　　1941年2月，围剿庆阳、环县赵老五股，经半月战斗，该匪大部被歼。
　　据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到1941年2月，经数十次剿匪战斗，彻底消灭了30多股，击溃了10多股，缴炮两门，机枪10挺，马枪步枪1700余支，子弹7万余发，毙俘1000余人。我军民在战斗中也付出了700余人的伤亡代价。
　　随着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敌后根据地的巩固，日军对边区的威胁逐步减轻，但国民党顽固派却在边境不断挑起磨擦事件，派遣土匪、特务到边区捣乱。1942年后，曾一度缓和的匪情又严重起来。据1942年9月10日到1943年1月17日4个多月的统计，土匪惠富元、路应堂、阎锡年、朱老二等股，在各地抢劫40次，群众与干部有10人被打死，13人受伤，我方损失长短枪17支，财产约647万元。
　　针对匪情，联防军司令部于1942年12月13日、1943年2月28日，两次下达剿匪命令，并在边区高干会期间，召集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和军事干部会议讨论剿匪工作。各分区司令部与党政机关组成清剿委员会，具体计划军事行动；组织清乡工作，清查户口，各村订立剿匪防奸公约；调查土匪的各种关系，对嫌疑者暗中监视，有明显破坏者即行逮捕法办；审查整理自卫军，组织地方武装侦察匪情；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鼓动群众，瓦解土匪；将各分区之保安科、侦察科、除奸科组成匪情搜研组，搜集情报，研究对策。
　　根据匪情活动规律，武装可靠党员和群众，严密侦察，监视集市庙会，把住一切交通要道，剿匪部队组成以连为单位的轻装精干的便衣队，并吸收地方干部参加，发现土匪即穷追猛打，堵截奇袭。
　　对土匪的处理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分别首要与胁从，区分罪恶轻重，分别处以极刑、徒刑或教育释放等。坚决禁止乱杀与随意株连家属的过左行为。
　　为统一边区人民的思想，加强边区的剿匪除奸工作，1944年1月17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防奸公约》：
　　男女老少人人防奸
　　肃清特务汉奸敌探
　　消灭土匪反共点线
　　严密户口加强哨站
　　发现嫌疑查究根源
　　经常报告保卫机关
　　保护好人防止诬陷
　　被敌欺骗争取向善
　　顽固不化依法严办
　　保护生产巩固政权
　　由于边区军民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加之各方面通力合作，经过多次打击，匪患被基本平息。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是在保卫河防、剿匪锄奸、反对顽固派的斗争过程中实现的。在斗争中依靠留守兵团、保安队、自卫军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胜利地保卫了河防，剿灭了土匪，阻止或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使日伪的阴谋诡计均遭破产，而全国人民向往的陕甘宁边区却像灯塔一样，更加光芒四射地屹立在西北黄土高原上!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房成祥黄兆安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