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房成祥黄兆安

　　抗战初期，边区在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还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克服了党内的右倾，从而正确地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对于巩固边区起了重要作用。
　　一、边区党内右倾的克服
　　抗战初期，中共党内有的人在抗日大浪潮面前被冲昏了头脑，满足于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忘记了国共两党在抗战路线上的原则分歧。这种情况，在陕甘宁边区党内也同样存在。譬如，边区政府成立初期，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和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就极力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那么就应该统一于国民党政府，边区政府不应有自己的独立性，边区“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域”，红军的组织、行止，都需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办事。否则就是“蹂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民族大义不受重视”。他还反对中共对边区各级政府组织的具体领导。张国焘在边区政府任职期间的右倾言行，曾在边区产生了不良影响。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前后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初期，边区党内右倾的主要表现是：
　　在政治上，抹煞国共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在统一战线中对同盟者不敢采取必要的批评斗争，以至牺牲群众利益去搞无原则的迁就。在苏区改为边区和红军实行改编时，有的干部借口经费困难而裁减与遣散了一批从土地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老干部和战士。在划定边区的行政区划时，自动地取消了红宜、赤安、赤源、秀延等县的名称和区划，并且把边区的红宜、横山、佳芦、固北4县全划了出去，还主动放弃了定边、靖边、神府等县的一些地区。在关中划界时，则划掉了10万人口的地方。
　　在对待统一战线区内与友党友军及旧有政权的关系问题上，边区内一些干部不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和《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的精神，对旧有政权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造，尽快结束统战区存在着的双重政权；也不注意在统战区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并把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一味强调统战区工作的特殊性，强调“统战区一切工作要服从统一战线、一切工作要经过统一战线”，强调做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提倡实行“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在处理反共磨擦事件时，往往是过多地迁就，斗争不力，这样就助长了顽固分子的反动气焰。如在绥、米地区，由于共方在绥德警备区开展民众运动的工作做得不够，担任专员的顽固分子何绍南反而得以利用青年，搞反对边区的所谓“示威”活动。该何想把八路军驱赶出警备区，暗中威吓老百姓，不准给八路军卖粮卖草，而共方某些负责人却强调在当地征粮购草须经过友区联保的同意，结果是共方干部下乡往往弄不到饭吃，部队买不到草料。又如，为了要照顾和尊重与友区、友军的关系，捉到了杀害共方干部的凶手竟不敢单独审问而转交友方。结果凶手反被对方晋升了官职。何绍南在群众大会上公然侮骂边区，共方在场干部为显示自己有容人之量，竟然不作任何申辩。
　　在思想上，有的党员干部经不起旧思想的侵袭，滋长着剥削阶级思想，丧失了共产党员立场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边区处于统一战线环境之中，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施行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使一些干部失去政治警觉，太平观念、发财思想、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日趋严重。譬如有的干部和豪绅地主混在一起从农民手中索讨业已分配过的土地和减免过的债款；有的与他人合伙雇工赚钱；有的机关干部摆摊设点做生意；有的党员干部为了参加抗敌后援会，竟在国民党部发的履历表上填上自己在党内的履历。陇东地区有的中共组织不考虑党的机密，把党内文件交由国民党方面控制的邮局投递。更有个别机关集体贪污。
　　右倾错误给边区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第一，顽军肆无忌惮地吞食边区领域，使边区疆域大大缩小。从国内实现和平之后到1938年上半年，边区失去了不少区、乡。这些区乡被顽军夺占时都没有受到边区军民的抵抗，有些地区几乎是拱手奉送出去的。如1937年春，友方宁县县长由于他所管辖的区域实际只有一座县城，方圆不及5华里。该县长愿把县城交给共方，以便他向陕西省政府销差了事。但共方干部为了表示挽留该县长的诚意，竟将边区南部约3万多人口的地区主动划归对方，以致引起永红县乡民对边区领导不满。以后友方来到这些地区，编组保甲(遭到民众反对)，并杀死了中共的支书及组织干事。又如，靖边县40里铺在双十二事变后均为共方边区所管辖。1937年冬，顽方驻宁条梁县长多次到40里铺以武装胁迫群众强行摊派粮款，殴打村干部。村民非常义愤。当时王子宜就当地情况曾向边区政府报告，说明该区应由共方收回管辖。而张国焘竟斥责王子宜对统一战线不忠实，竟令将40里铺送给顽方“以息争执”。
　　第二，给顽固派在边区内部搞“点”、“线”活动提供了方便。顽固分子假借各种名义，派遣特务，制造谣言，暗中测绘边区地理图形，偷窃军事机密。这一时期活动在边区周围的土匪多达48股，危害乡民，严重扰乱边区的治安。
　　第三，边区内部旧的封建残余势力乘机大搞复辟活动。边区内部有的地主豪绅大造谣言说“共产党投降了”，“安塞出了一块石碑，上边刻着‘物归原主’”，借机从农民手中索租。如志丹县旦八区豪绅的儿子雷春发被顽方专员委派为当地的植树员，他竟借此名义威吓群众，收回已被分配了的土地和讨索旧债，并在暗中诱惑边区的干部脱离革命。这个时期豪绅地主的复辟活动大都得到顽方军政当局的庇护。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被地主抢走的土地竟达已分配土地的1/2。志丹县有一地主共强行收回土地2800垧。他们同汉奸、“内线”分子相勾结，充当日军和顽固分子侵扰边区的内应，严重影响了边区的巩固。
　　为了对付顽固派的破坏活动，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于1938年5月15日发出《布告》，严令取缔顽固派分子及不法之徒破坏边区、破坏抗战、损害人民利益的一切罪恶活动。《布告》规定：
　　第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第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他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第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第四，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查实，一律严惩不贷。
　　为了贯彻《布告》的规定，应付破坏边区事件，恰当处理与友党友军的关系，中共边区委员会给各级党的组织发出指示，规定了几项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各级党政军和民众团体，接到《布告》后要按规定张贴并散发各地。应分别召集各有关县区的工作人员会议，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检查、讨论，并定出执行《布告》的具体办法。
　　第二，凡在国内和平取得以后，有关下列事件应根据以下方针处理：甲、边区以内地主豪绅压迫农民交还已被没收分配的土地房屋者，其已交还部分一律收归原有农民所有。政府应将当地多余之土地房屋酌量交给地主使用。地主劣绅强迫农民退还已被废除之债务者，其已退还部分由当地民众会议处置，尚未退还部分应一律停止。如若地主豪绅有违抗不遵者，区及县政府应按情况依法制裁。乙、凡未经边区政府及当地县政府之允许，不得派遣武装人员深入边区，破坏边区行政系统。强迫收征租税或强迫还租还债者应设法制止。对任意强行者，当地政府得用武装将人员扣留，追问清楚，送回派遣机关。对方若携带武器则解除其武装，人枪一并送回派遣单位。对于携带武器强入边区，任意捕捉民众或抢劫财物行同土匪者，不管其来自何方，都要立即解除其武装送法庭究办。未有边区政府介绍，不得假借各种名义，利用各种组织深入边区境内自由活动。如有反抗或曾进行破坏统一战线、破坏边区且证据确凿者，应送交边区政府。丙、农贷的散发，应依照农贷条例进行。农贷互助社之领导人若为大多数民众反对，得由当地民众团体以民主方式进行改选。
　　第三，凡建立民选政府的地方，即属边区政府所辖范围，未经边区政府的允许，边区各级政府绝不能自由将一寸土地划出。如有不顾大局强迫边区各级政府划地或强占边区地域者，应以大多数民意为根据，严加拒绝，并向边区政府及国民政府控告，揭露其破坏团结、挑拨内讧的罪行；如仍不顾大局，则我方亦可以强力占领对方所属区域，以求得双方各守原地互不侵犯。
　　第四，边区或边区以外有两个政权的地方，处理相互关系应据下列方针处理：凡有八路军驻扎的地方，逮捕人犯须事先取得当地政府同意。不轻易根据群众的要求捕人而造成对立。驻军与民众团体不随意干涉各地方政府的行政设施。民众若对当地政府措施不满，我们尽量调解。
　　第五，对于边区各级党政军人员，应教育他们深刻认识并且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尤当以身作则的奉公守法做民众的模范”。对于曾向农民索地讨债者，应立即将索回的土地房屋债款(或物)交回原主，并立即停止其工作。凡曾贪污的工作人员，必须分别轻重给以处罚。各级工作人员凡在农民贷赈中多得一份的，应分别情况处置，或停止其工作，并在民众中公布之。
　　边区党委在指示中强调指出，各级党的组织及党员干部，必须深刻领会《布告》的精神是为巩固统一战线，求得团结合作抗日，并制止破坏分子的一切破坏行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不但要纠正右的投降倾向，同时也应防止“左”的盲动倾向，切实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灵活地实行《布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
　　根据边区党委指示的精神，边区政府还向各级政府下达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训令》；6月9日，又颁布了两个重要决定，即《关于边区土地、房屋、森林、农具、牲畜和债务纠纷问题处理的决定》和《关于处理边界纠纷和保护抗日救国团体，防止汉奸托匪阴谋活动的决定》，对处理上述有关问题从政策上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
　　《布告》的发布与贯彻，大大提高了边区政府的威信，保护了革命的利益，打击了顽固派破坏边区、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阴谋，同时也纠正了党内部分干部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错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使全党更加认清了抗日战争的前途及全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与历史责任；明确了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实行又联合又斗争方针的重大意义。这次会议，对于推动边区各项事业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边区军民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顽固派发动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
　　武汉、广州失守以后，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当时，日军要灭亡全中国的根本方针没有改变，但是侵华政策的重点却有了变化。敌人在中国的正面进攻比较沉寂，而集中力量“扫荡”敌后，加紧攻打八路军、新四军。声称要向国民党谋取妥协的和平，取消“反蒋”口号，改变过去不以国民党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政策，千方百计地引诱国民党政府对日投降。日本侵华政策新变动的目的之一在于鼓励、挑动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欧战爆发前后，英、美等帝国主义为保持自身利益，曾几次策划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阴谋用牺牲中国来换取对日妥协，故对国民党也极力劝降。这对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会后陆续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以及《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秘密条例。从此，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和流血事件，到1940年3月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地区：1939年12月间，国民党军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企图消灭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抗日决死队，造成晋西事件。1940年二三月间蒋介石调遣其第97军朱怀冰等部袭击太行区八路军及其总部。1939年12月间，蒋介石命令其嫡系胡宗南部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进攻。陕甘宁边区成为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地区。
　　抗战中，顽固派把陕甘宁边区视为大隐患。他们把陕西划为三个区，汉南为“巩固区”、关中为“肃清区”，陕北为“斗争区”，并把陇海线、西兰公路称之为“防共线”。他们在边区周围布置重兵，由其嫡系部队朱绍良驻甘肃，胡宗南则坐镇西安，形成对边区三面包围之态势，其目的在于缩小并取消边区。国民党在其散发的“防共材料”中，公然指使其下属要“在其中心区(即陕甘宁边区)切实建立若干党的基础，在其外围尽军、政、党力量之所及健全各种组织，培养各种力量，凝成强固的包围阵线，使共党势力无法伸延发展并逼迫其日益缩小而趋于消灭”。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防共”、“限共”、“取消边区”的步伐。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天水行营下达了“天行治字第1455号密令”，制订了“绝密”的《处理异党实施办法》，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异党”，把陕甘宁边区诬为“伪边区”。其办法是在政治方面，提出要“沿边区县份充实力量，逐步削弱伪边区”；“由陕甘省府督饬各该省保安处积极加强所有沿边区各县之保安团队，并严限完成。万一有不能充实之县份，则调国军补充之”；“限期切实整编沿边区县份之保甲”。在军事方面规定，为了“巩固沿边区各县，应由陕西保安处调保安团4团分别布置，以两团配备于南线之旬邑、耀县、洛川、宜川一带，以两团配备于北线之定边、横山、米脂、绥德、延川一带，并择适当地点屯驻统一指挥，期以实力推行政令”，“至宁夏之盐池、豫旺及甘肃之环县、庆阳、宁县一带，亦应同样办理，并得酌驻国军辅助之”。在教育训练募补方面，规定要“停办抗大陕公”，对八路军则“结束募补区域”，要另“成立陕北师管区”。其后，陕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钟相毓给富县顽方县长蒋隆埏发出密电，更加具体地提出所谓《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叫嚷该两省对陕甘宁边区的“共同方针”是“地方绝对强硬不稍退让”，“省府秘密策动借资缓冲”。
　　在上述复杂的政治背景下，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从政治、军事、舆论等方面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反共事件。
　　顽固派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沿线密布特务组织与关卡，肆意截留出入边区的共方军政人员、进步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妄图断绝边区与外界的往来。如，1938年4月23日，八路军某教导队孔繁阁等17人因公途经西安北门外时，被国民党驻该地区28师补充团扣押；4月31日，八路军护士学校学员陈鉴等27人奉命赴延安，行经中部县附近时被无故绑劫，12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派少校参谋陈希念、张越等6人赴前方工作，途经咸阳时被顽方设在公路上的联合检查站扣留。顽军还对给边区运送给养医药等军需物资者进行刁难和限制。1939年5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更下令强拉民夫，耗费巨资在边区周围修筑封锁沟、壕、碉堡，筑成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的千里封锁线，以断绝边区和外界的交通。
　　顽固派为达到其反共降日的政治目的，在全国公开组织汉奸文人，重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老调，散布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等谣言，歪曲事实真相，蒙蔽群众。在边区内部通过他们的“点”、“线”网络，大肆制造政治谣言，公开张贴反共标语，强迫学生散发反共传单，呼喊反共口号，作反八路军的游行示威。旬邑顽方县长张中堂在大会演说时公然宣传“目前抗战一面打日本，一面要消灭八路军、新四军”。他们用造谣污蔑的手段，挑拨邻区人民、邻区政府、友军部队、哥老会和少数民族及外国教堂与边区的关系，以危害团结抗战。
　　顽固派不仅在边区周围遍设特务机关，而且在边区内部经过所谓“点线工作”混入民众团体、政府机关、武装部队以至党的组织，企图从内部来瓦解边区，用暗杀和逮捕来残害边区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与民众积极分子。到1939年秋，“被他们暗杀了的共产党人前后共计有70余人之多”。在八路军驻防区，他们强迫取消民众抗日团体，禁止抗日书报，断绝部队采购来源，挑拨居民同八路军的关系，暗中捕杀部队工作人员。他们利用其执政党的地位与权力压迫边区军民，猖狂至极。
　　抗战两年多，顽方扰边、侵边事件不断发生。据不完全的统计，顽方共“侵占了边区10个区、7个半乡、131个村庄。并用强力把这些地方变成破坏抗战与反对边区的黑暗据点”；1939年12月至1940年10月间，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多达300余起，如：陇东事件、旬邑事件、瓦窑堡事件、安定杨家园子事件、清涧事件、靖边龙州堡事件以及富县事件等。
　　在陇东，1938年12月，国民党军第165师突然侵入八路军庆阳驻防地区之白马铺、赤城一带，声言要“消灭陇东八路军”，进攻边区。1939年上半年，接连在合水、镇原、宁县发动进攻，造成第一次陇东事件。这年下半年顽军又蓄意制造新的磨擦，他们派遣特务搜集中共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分化瓦解民众运动及革命组织，声言要“肃清”陇东地区的共产党。顽方宁县县长方振武指挥该县保安队预先埋设地雷，于12月10日晚间协同顽方正规军97师千余人向八路军驻宁县部队猛扑。八路军经过奋战冲出重围退至合水。后来驻关中八路军派来增援部队于12月24日反攻宁县县城，终因顽军势众，被迫于1940年1月间撤出宁县。1939年12月14日，国民党97师与顽方西峰专员钟竟成联合镇原县保安大队，亦向驻该地区八路军发动进攻。激战两日，亦因敌我力量悬殊，八路军于26日晚突围退至城外，镇原城遂被顽军夺占。
　　顽军在陇东还武装土匪杀戮抗日军民。如在合水地区，顽军竟委用土匪张金卯、赵生等组织所谓“黑军”。在环县则加委土匪赵思忠(赵老五)为环县保安大队副。这个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伙同顽方保安队侵占了边区所属环县洪德区、虎洞区的部分乡，公然当众将环县城区组织科长李占祥斩为八段，捣毁区政府、合作社及学校，残酷杀戮自卫军营长高三德。赵匪灭绝人性，把小学教师王佑的双掌刺穿，贯以麻绳，系在赵匪坐骑之后拖走。当居民营救王佑时，赵匪竟当场砍死王佑，并恐吓说：“谁要帮助八路军就这样杀掉他”。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在关中，顽军占边区所属旬邑、淳化之后，又进攻边区关中分区所在地新正县。
　　旬邑、淳化隶属于边区关中分区。多年来，八路军驻防关中，军民相安无事。但顽军却把进占关中作为其进攻边区的前哨，蓄意制造反共磨擦。1938年12月，国民党陕西第7区行政专员张明经、旬邑县长张中堂调遣7区保安队800余人，包围并殴打八路军移住旬邑土桥镇的伤病员。顽军向伤病员鸣枪示威，禁止老百姓卖给柴、菜、粮草，逼迫八路军退出土桥镇。为顾全大局，当地政府一面电告国民党有关当局及蒋介石，希加查办，同时主动退出土桥。但顽方陕西省政府及专署对该县县长及保安队不作任何处置，致使旬邑县县长张中堂仍经常进行挑衅。
　　1939年5月24日，八路军旬邑残废院采购员陈应通出外购物时被该县保安队杀害。伤病员闻讯悲愤填膺，自动派出代表33人前往县府请求惩办肇事凶手、保障伤病员的安全。县长张中堂竟指挥保安队以排枪扫射，致使代表9人惨遭杀害。然而张中堂并不就此罢休，又调保安队1000余人向驻守旬邑的八路军独1营连续发起7次猛攻。因众寡悬殊，独1营伤亡惨重，被迫于6月1日退出旬邑县城，到达店头镇，骆池等地。顽方又调28师之两个团到旬邑增援张中堂。
　　1940年3月，驻新正、新宁之国民党中央军预备3师补充团1营，突然以大炮、机枪射击关中分区专署所在地——新正县马家堡，5月19日占领新正县西坡村一带，八路军被迫退出马家堡。6月8日，顽军陕西省4支队郭向堂、李养元两个中队侵占了赤水县井村。6月11日晨，淳化之顽军配合预备3师8团两个营向淳化八路军独2营袭击，战至12日晚，独2营伤亡颇大，只余少数人突围，退出淳化城。
　　在绥、米地区，担任专员的顽固分子何绍南不断制造侵扰边区、攻打八路军等反共磨擦事件。
　　1938年春，日寇在侵占山西大部分地区后，妄图西渡黄河、进攻大西北，遂使河防吃紧。当时国民党政府为加强河防、在绥、米、佳、吴、清设绥德警备区，并调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进入绥德警备区驻防，加强河防，以陈奇涵为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陕西省政府同时委派何绍南为国民政府绥德赈济委员会委员、绥德专员兼县长。何绍南在任职初期“还表现了一些进步，如组织抗敌后援会”，“帮助军队动员粮草”等，随着顽固派“限共”、“反共”政策的加强，便倒行逆施，专事制造反共磨擦。何绍南拟定的《防止异党在陕北活动办法》与《陕北工作大纲》(1939年7月18日经何应钦批准)，规定采取积极与消极两种办法，瓦解共产党，围攻陕甘宁边区。何绍南秘密组织石头认和暗杀队，逮捕、扣留、暗杀边区军政人员。他用各种手段压制人民的抗日热情，限制八路军驻军在该地动员粮草军需。他在绥、米地区遍设特务机关，从事特务活动，仅电台就达7部。该何从1938年上半年至1940年，在绥、米地区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主要有：1938年6月清涧县县长迫令该县抗敌后援会取消青年救亡工作；7月，米脂县长刘学海和国民党米脂县党部指导员指示工作人员伪造“八路军信件”，挑拨国共两党关系，破坏团结，还下令驱逐八路军，单方面停止共方工作人员在抗敌后援会的工作，擅自改组抗敌后援会；8月，吴堡县保安大队无故逮捕八路军残废人员并严刑拷打，不予释放；12月，吴堡丁家畔顽军勾引八路军战士逃跑；靖边青平区顽方保安队抢掠群众驴羊等牲畜，侵害乡民。
　　1939年1月，安定县县长田杰生非法逮捕八路军民运工作干部两名，无理阻挠抗敌后援会工作；3月3日，靖边阎家寨顽方保安队队长鲍占才带30多人，侵入龙州区，袭击龙州堡驻军，打死自卫队员高生礼；同月，安定县县长田杰生又以请共方县长薛兰斌等赴宴的名义扣留了薛县长。四五月间，还发生了安定杨家园子事件，顽方保安队杀害边区警4团第9连连长及士兵5名。接着又发生了靖边史阳湾事件。8月，顽方清涧县长艾善甫纵兵为匪，抢掠边区物资。
　　这个时期，绥、米地区发生的磨擦事端均与何绍南有关。田杰生毫不掩饰地说他“扣薛县长是上级命令”，“凡我做的事都是奉上级的命令”。清涧县长纵兵为匪，当事情败露之后，先是指示犯匪潜逃，继而自己也逃到绥德专署躲藏起来。这些反共活动的总根源，是国民党顽固派执行的妥协投降、反共分裂的方针，它严重地阻碍了边区行政的统一，起着扰乱抗日后方、破坏抗日救国大业的作用。
　　(二)边区军民奋起打退顽固派的反共军事进攻
　　针对时局可能出现逆转的危险，中共中央于1939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三大政治口号，即“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9月，毛泽东发表了《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顽固派反共磨擦的态度，他说：“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提醒全体党员注意，不要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不要被顽固派的威力所压倒，应该起来坚决反抗。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为力争时局好转党的各级组织当前应执行的“十大任务”和14个宣传口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布的指示和谈话为边区军民坚持抗战、保卫边区、打退顽固派的军事进攻指明了方向。
　　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及决定先后发出了相应的指示，如：《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磨擦问题的指示》，《关于目前时局给各分委县委的紧急通知》，《关于目前战略形势的指示》，《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给绥德分委的信》，以及1940年6月初，边区党委给关中分委《关于反磨擦斗争及对三种不同军队不同策略的指示》等。1939年7月上旬，边区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区长联席会议。与会各分区各县的负责人对抗战两年来边区有关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及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高自立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他指出：中共必须坚持长期抗战，坚持与友党友军的长期合作，但必须正确处理在长期合作的过程中，统一战线内部必然会发生的磨擦。为此，必须紧紧把握住“团结人民，巩固边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这一总任务。在当前特别要明确以下几点：一是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二是要反对磨擦，学会反磨擦，正确地执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三是准备迎击日本侵略者进攻边区；四是加强边区的各项工作。
　　根据上述精神，边区党和政府通过三个方面的工作，对侵扰边区的顽固分子及其军队展开了自卫还击。
　　首先是组织学习和宣传，提高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对反磨擦斗争的认识。要认识到顽固派对边区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是国民党在抗战中实行两面政策的具体表现；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顽固派进行反共磨擦也是长期的，而且随着他们妥协投降危险性的增长，其反共磨擦也会愈演愈烈。因此，干部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准备做长期的、一致的、多方面的向顽固派作有进有守的反磨擦的斗争”，直到巩固国共合作、战胜日寇汉奸为止。要使党员、干部和群众明了“打击汉奸及顽固分子的反共行动是为坚持国共合作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这一总政策的”。
　　其次，在政治上，边区军民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姿态，宣传中共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揭露顽固分子的倒行逆施。
　　1939年7月7日发表的《纪念抗战两周年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委员会告全边区民众书》，号召全边区同胞紧急动员起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抗战，用我们一切力量加紧保卫边区的战斗准备，粉碎投降派妥协的阴谋!迎击日寇新的进攻。延安各界举行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并公祭抗战阵亡将士。林伯渠、邓小平等领导人莅会演讲。大会通过了《致国民政府电》、《致八路军、新四军电》。《新中华报》发表了抗战两周年专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领导人发表了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电揭露了顽固派反共磨擦的实质与危害，指明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39年12月30日，针对顽固派对边区的疯狂进攻，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代表八路军与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向全国发出《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通电，揭露顽固派在全国尤其在边区进行反共磨擦的事实真象，提请全国党政军领袖及各界人士主持公道，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制止反共军事行动。通电指出：陕甘宁边区23县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之区域。抗战以来，共产党从未越出过23县以外之寸土尺地。但从本年3月流行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压迫之风起于国内，“环边区之四周，处处进攻，迄无宁日!”共产党“何负于国?何损于民?深入敌后流血苦战者，非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新四军乎?力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者亦非共产党之一切党员乎?”而今却“以正规之国军，行对内之战斗”，“攻旬邑、夺宁县、占镇原，而执行其所谓‘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之任务”!“大好河山，半沦敌手，而唯此区区23县是争，清夜扪心，能不为之汗颜乎?”通电还指出：“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为亟之际，稍有人心，诚不应挑拨事端，制造磨擦，更不应枪口对内”，以致“动摇抗战之国本”，“遗笑友邦”。
　　1940年1月31日，八路军将领又致电林森、蒋介石等，揭露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种种诬蔑，抨击国民党中的“奸人”破坏国共团结，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可耻面目；要求明令取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及一切反共条例。2月1日，延安各界民众召开大会，声讨汉奸汪精卫的叛国罪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大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向国民党提出10点要求，包括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制止磨擦，厉行宪政等。
　　这一时期，为制止顽固分子对边区的袭扰，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社论，揭露顽固派在边区各地制造的反共磨擦的事实真象，驳斥他们制造的种种反共谣言，以争取全国各阶层人民及各爱国党派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样就使顽固派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使中国共产党争取了群众，在政治上赢得了极大的主动。
　　最后，军事上，边区军民站在自卫的立场上，给了进犯者以应有的反击。
　　在绥米地区，八路军359旅奉命调回边区，协同边区留守部队加强绥德警备区的防务。为确保河防及警备区5县的安全，359旅采取攻势防御和提高人民军队权威的原则，改变过去在这个地区以顽军为主的情况，并以一部分部队分散各城镇，配合地方政权及党组织发动群众，揭露顽固分子何绍南贪脏枉法的卑鄙行径。如八路军河防部队1939年10月曾在宋家川地区，查获了国民党军运代办所运输队长高涉元等，携带何绍南护照及伪造八路军115师空白通行证私运大烟土去敌占区贩卖的事实，并在群众中公布。群众认清了这个既吃反共磨擦饭，又发国难财的顽固分子的丑恶嘴脸，纷纷起来向八路军控告何绍南鱼肉乡民的罪行。该何慑于抗日军民的威力，自感无以立足，便在焚毁二郎山之枪弹库以后向西逃窜。1940年3月，359旅7团2营、教导营、8团一个连组成临时兵团，沿小理河向西追击，终于全歼保安7中队，何绍南只得逃遁。
　　赶走何绍南以后，359旅迅速恢复城乡秩序，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共商地区施政事宜，建立民主政权。群众共举警备区司令王震为警备区专员。绥、米、佳、吴、清5县行政统由边区政府管辖。这样就使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壮大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赶走了何绍南，为警备区民众除了一大祸害，八路军359旅深得5县民众的拥护。绥德县工人做了写有“为民造福的359旅”和“为民除奸的359旅”字样的两面红旗献给绥德警备司令部。吴堡县农民把1万双棉鞋、3万斤大枣送给359旅。过春节时还给子弟兵送去了大肉和馍馍以表示慰问。何绍南在绥德时，荼毒百姓，作恶多端。但他却要绥德市民家家门头高悬明镜，门前放一盆清水，要老百姓称颂他为官廉洁，“明如镜”、“清如水”。赶走了何绍南，老百姓才扬眉吐气地说：何绍南为官是“两袖贪污”、“一盆臭水”!
　　在陇东地区，八路军385旅在顽方正规军和地方武装联合进攻下，虽然被夺去了两城，但是坚持了自卫的原则立场，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给来犯者以坚决还击，使陇东分区6个县的行政得到统一，并在庆阳、合水、镇原3县重新建立了民主政权，公布了民主施政方针，使陇东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都有了相当的发展。
　　在关中分区，顽固分子夺去两城之后，声言要“收复关中分区”、“打到延安去”。关中分区专员公署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顽军停止对边区的破坏，退出已侵占的地区，撤除旨在进攻边区的一切军事设施。为了打退顽固派的军事进攻，边区政府还断然作出决定，1940年2月19日，由边区留守处肖劲光主任致电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程潜，要他转令陕西省政府立即把它派往边区淳化、旬邑、甘泉、延安、延长等12县的县长撤回省上，否则，边区必将采取行动，护送出境。同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电国民党西安行营和天水行营，要求立即下令撤销由陕西省政府派往边区的县长，承认边区23县的行政管辖范围，承认边区政府之组织，以免今后因对边境争执及职权行使而发生磨擦，给顽固分子挑起反共事件造成借口。
　　1940年初，毛泽东在“甚嚣尘上”的反共声浪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为抗日战争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这部著作有力地批驳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上向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发动的猖狂进攻。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顽固派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游而不击”，“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等等，“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极大地帮助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统一，极大地帮助了边区军民坚持抗日、粉碎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斗争，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房成祥黄兆安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