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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教育事业

房成祥 黄兆安


  一、群众教育
  陕甘宁边区所辖之域,自古以来几乎是文化荒漠,群众中90%以上是文盲。有些地区,如华池县、曲子县识字的人只占0.5%。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兴办了一些文化教育事业。如延安县,1935年冬曾创办小学5所,招收学生70多人;1936年又增加了25所,招收学生500多人。当时,由于陕甘苏区处于游击战争的环境,文教事业不可能有较大的发展。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属的范围内,只有小学120所,学生2000多人。至于社会教育,基本没有开展。边区政府成立以后,以极大的注意力狠抓了群众教育。1939年1月,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普及教育问题,他指出:“为要普及边区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教育民族新后代,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国防教育工作是当前迫切的任务。”12月,中共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后,边区政府又颁布了许多决定和指示,规定了群众教育的方针、方法、对象等,并统一编印了教材,加强了对教师的培训,充实了教师队伍,改善了教师生活与待遇,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在行政领导方面,自上而下地建立了一套领导机构。边区政府设教育厅,分区专署及县政府均设教育科,区政府设教育助理员,乡政府设文化主任。各级领导机关通过定期的会议、报告、指示、巡视、检查等制度,加强对普及教育的组织领导工作。为了加强对各类学校的领导,规定分区专署直接领导中等学校,县(市)政府直接领导所辖区域内的完小,乡政府领导普通初级小学。在经费上,边区政府每年抽出边区总经费的1/7用于教育事业,普遍实行免费教育。
  (一)中学教育
  边区的中学是1937年后陆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38年9月8日在延安成立了延安中学(因日本侵略者轰炸延安,11月迁至安塞吊儿沟。1939年9月6日与鲁迅师范学校合并,改称边区师范)。延安中学初创时期属短期训练班性质,学制3至6个月。教育内容,起初偏重于政治,后政治文化并重,但内容多仿效陕公与抗大。1940年9月成立陇东中学,并接收了米脂中学(其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三民二中,1939年改为省立米脂中学),接着又成立了三边公学。从1940年起,中学教育强调正规化。1942年边区政府教育厅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章草案》,规定初中学制三年,高中二年。初中课程有:国文、外国语、数学、常识及军事训练等。高中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国文、外国语、中外历史、中外地理、数学、生物学、物理、化学、哲学及军事训练等。为了适应边区建设的实际需要,还设置了一些职业课目,作为选修或必修课。
  中学教育体现了处于战争环境、且经济文化落后,但政治上较先进的陕甘宁边区的特点。在教学法上,坚持课堂教学,注重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学生除在课堂上学习外,还利用课外活动和假期从事社会活动。如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组织工作团或秧歌队进行宣传,或直接参与反奸、拥军、征粮、查哨、慰劳军队、优待抗属、检查春耕等活动;或帮助政府作记录、写报告、填表册;或帮助乡村干部宣传政策法令,进行社会教育或组织群众生产开展卫生运动等。通过社会实践,使学生加深了对基本知识的理解,锻炼了实际工作能力。这样,既使学生对政府的政策法令与群众的社会生活有了具体了解,又使学校教育达到了直接为边区建设服务的目的。
  边区中学还坚持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通过生产劳动,解决学校的部分经费开支,减少政府支出,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使学生树立劳动观念,掌握生产劳动的实际知识和技能,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边区中学普遍参加了以种粮、纺毛线、打盐、烧炭、建房舍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运动。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年必须有20天至1个月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陇东中学全校学生除年幼体弱者外,都参加了生产劳动。1941年开荒85亩,农业、园艺、纺织、合作社、运输业各项总收入1.2396万元。
  边区中学还开展各种课外辅助教育,如讨论会、研究会、讲演会和时事报告会。讨论会以班为单位,每周3至4次,内容有政治、军事、社会科学、时事等。研究会由各种小组组成,如文艺小组,社会科学小组、美术小组和时事研究会等。讲演会每周1次,主要是进行专题讲演。报告会每周1次,或两周1次,由学校作时事报告。
  1941年12月,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中等学校教职员暂行待遇条例》,规定边区中学教职员待遇为薪金制和津贴制两种。米脂中学实行薪金制,其他各中学都实行津贴制。
  边区各中学的毕业生大都被分到各个岗位从事革命工作。如1942年陇东中学共毕业52人,其中有48人参加了革命工作(1人病故,3人归家)。
  (二)小学教育
  边区政府根据边区人力、物力、财力困难的实际和人民群众对于发展教育事业的迫切要求,实行了公办与民办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在大力增设公办小学的同时,奖励群众自办小学,鼓励人民群众不拘形式,按照自己的意志,创设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政府则予以具体指导和帮助。在这个办学方针指导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如变工队发起办学,合作社倡议办学,由识字组、冬学发展为学校;以乡村干部、地方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和积极分子为核心,团结群众办学;学生家长自动联合办学等。于是小学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37年春,只有小学320所,学生1600人;1939年春小学达到890所,这年暑假取消了一些质量差的学校,秋后减少到883所。1941年春,边区小学数量急增至1341所,小学学生达4.3846万人。1941年,三边和陇东区遭受灾荒,在关中分区国民党搞军事磨擦,使学校教育受到了一定影响,学校数量减少到1198所。这时,一部分学校出现了师资力量不足,学生数量少,设备条件差,教育质量低的情况。1941年秋,边区教育部门提出了“重质不重量”的口号,合并了一部分学校,到1942年春,学校减少到847所,但学生总数仍有所增加。
  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发布了《陕甘宁边区建立模范小学暂行条例》,指出,模范小学必须参加各种宣传、优待抗属、放哨、锄奸等社会活动。1941年2月1日,又发布了修定后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其中第24条规定:小学学生应于课外参加破除迷信、讲究卫生等项宣传和社会教育及生产劳动,以补助其课内学习,并谋得儿童身心之正常发展。边区小学教育,经过不断摸索,逐步创造了与生产、社会、家庭生活、对敌斗争相结合的教学法。学校把生产列入教学计划之内,边学习、边生产。通过生产,解决了学校的部分经费,也使学生学到了生产知识。边区各小学还利用假期、星期天、课外活动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如进行抗战宣传,帮助自卫军放哨、送信、探消息、查路条、捉汉奸,参加春耕秋收、优待抗属、动员新兵、读报、扫盲等。学生们还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有益于边区建设的社会活动。延安县小学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在半年内抓大烟灯200盏,查获逃兵45人,种地40多垧;延川县王家埝初小在1938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内抓大烟灯100盏;赤水土桥镇小学,逢集就派学生在交通要道查路条,查出大烟犯60多个。边区小学还提倡学生参加家庭劳动,养成劳动习惯。为使学生经常了解革命斗争的形势,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边区小学还设立了与民族斗争结合的时事教育课。
  边区小学从根本上废除了打骂和体罚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对学生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学生代表可以参加学校的会议,并可向学校提建议和批评。学校的各种决策与规章制度必须有学生代表参加会议制定。在各小学中,普遍建有学生会组织,学生会经常领导召开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自己管理自己的经验教训。
  抗战初期,边区的中小学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显著地改变了边区教育落后的状态。但由于边区物质经济条件差,师资缺乏,边区教育领导部门兴办教育的经验又不足,所以在办学方法和提高教育质量方面还存在许多缺点,主要是有的学校教学质量不高,有的地方采取了脱离群众的强迫学龄青少年与儿童上学的办法,有的教学内容结合边区建设与群众切身需要不够。
  (三)社会教育
  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激发救国热情,灌输抗战建国和边区建设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1937年9月,边区政府提出开展识字运动,并开办了冬学,建立了以小学为中心的半日校和夜校,进行不脱离生产的扫盲教育。至1941年,社会教育在边区广泛地发展起来,主要形式有:民众教育馆(既是一种教育形式,又是一种组织领导社会教育、宣传和服务于民众文化生活的教育机关。设立于各地区教育中心所在地),俱乐部(用各种不同的娱乐方式,将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宣传教育。它既是边区政治、军事、文化、娱乐活动的组织机关,又是宣传、鼓动、讨论、布置工作的场所),读报组(利用群众的空闲时间,将群众组织起来读报,宣传时政、灌输生产和抗战等方面的知识),识字组(将社会中的文盲或半文盲组织起来,3至5人一组,或者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扫盲工作),夜校(把白天生产忙不能学习的人组织起来,进行夜间教学),半日校(以工作或生产较忙不能进全日制学校的学龄儿童或青少年为对象。一般附设在小学里,采用单级复式教学,学期1年),午校(以妇女为主要对象,利用午间的休息时间进行教学),冬学(利用冬闲时间进行教学,学期一冬或两冬),巡回教育与轮学(即无固定校址的巡回学校,对几个村或单位的学生,特别是对偏僻地区的学龄儿童与成年人,分班组选择适当地点与时间由教员去轮流教学),文化棚(利用群众赶庙会等集会机会,设宣传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事和生产、生活、抗战等方面的知识)等。另外还创造了读书会、民革室、自乐班等教育形式。
  边区人民群众性的社会教育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1937年,边区创办冬学382所,有学员1.0337万人。1939年,有识字组3852个,组员2.4107万人;夜校535所,学生8086人;半日校202所,学生3323人;冬学643所,学生1.7750万人。1941年,有识字组1973个,组员1.2259万人;夜校505所,学生7907人;半日校393所,学生5990人;冬学659所,学生2.0915万人;民教馆25处;剧团10个;读报组3371个(平均每450个人有一个读报组);秧歌队949个(平均每1500人有一个秧歌队);自乐班114个;皮影戏62班;旧戏25班;板报668块;出版各种报纸,杂志六七十种(平均每70人有一份报)。社会教育把整个边区变成了一个大课堂、大学校,广大群众依据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掀起了以识字、学科技为中心的学习热潮。
  边区的社会教育采取需要什么就教什么,条件允许怎样学就怎样学的教学原则。
  在教育内容方面,紧密联系抗战和边区建设的实际,以适应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需要。主要课程有文化、政治、自然、社会与军事等常识。文化课以识字为主;政治课以时事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主;自然课以自然常识、农业生产知识和医药卫生及一般生活常识为主,社会常识课以社会发展简史为主;军事课以游击战争的基本常识和一般的防卫技术(如防空、防毒等)及战时工作技术(如构筑工事、救护、慰劳、侦察等)为主。为了使教育更加切合实际,还依据不同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或群众的最迫切需要确定教学内容。如镇原刘家城村有妇女54个,其中43人有病,在194次生育中,有106个幼儿死亡,群众很苦恼。教员李珠便在冬学教学中讲授妇幼卫生常识,辅之以识字教育,大大提高了妇女上冬学的积极性。有的则从群众的爱好兴趣出发,确定教学内容。关中中心区老庄子上冬学的寇金魁编了个“毛主席爱老百姓”的歌,受到了区上的奖励。在他的影响下,群众兴起了编歌高潮。教员便以他们的歌词为教材,教他们识字。有的联系群众的职业活动确定教学内容。如华池县温台冬学驮盐组编了一首《驮盐歌》,“吆上毛驴走三边,去驮盐,驮回盐来赚了钱,全家老少有吃穿”。该冬学便以这首《驮盐歌》为教材,让驮盐组的学员在驮盐路上边走边唱边识字。还有的依据被教育对象的年龄等特点确定教材内容。如盐池石家炕冬学对8岁儿童选择他们最有兴趣、最熟悉的东西编为生字,进行扫盲教育;对16岁左右的放羊娃,从他们经常接触的山、河、牛羊教起;对成年农民,从他们最关心的庄稼、牲畜教起。
  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对于居住集中的村庄和单位,实行集中教学,如靖边县牛家沟冬学,就是由牛家沟、张家沟、扭子园3个村共同成立的。对于居住分散的村庄,则实行分散教学。如定边县梁圈冬学,将全村分成3处,每处选一较大热炕,作为集中教学地点。家庭冬学则根据家庭成员的忙闲情况安排教学,使教学与家庭生产劳动相结合,家庭即学校,父兄即教员。同时又从家庭扩展到邻居乡亲,如延安市张泰家庭冬学,开始先教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后来又扩大到邻居,不久就由3人发展到9人。有的以职业分类确定教学方法。如子洲周家圪*(左土右劳)冬学,就是按学生的职业编组分别采取不同的教学法,运输组,领字条,在路途中学习:熬硝组,忙时早晚学习,闲时全天学习;推粉组,午前推粉,下午漏粉,中午、晚上学习;卖饭组,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学习3天,工作两天;杂务组,没有工作任务时,全天教学;拦羊娃娃组,清早领字,揽羊时间学习,夜间检查温习;拾粪组,平时全天学习,逢集日放假拾粪。延安市洋芋渠冬学,则采取男子进夜校,女子进半日校和识字组以及送字上门等办法,将全村90%以上的文盲都组织到社会教育中来。米脂高家湾冬学,则是娃娃全日上课;变工组晚上学习;拦羊娃早饭前后学习,妇女午前学习;出外揽生意的毡匠领字条由他们之中识字的人教。延安市桥镇乡冬学,天暖时集合起来上课,天冷时,按地区划分为5个小组,选择适当的学生家庭作为固定教学点;天冷后,则由教员上门个别教学。庆阳县赤城区扭子湾冬学,则根据群众忙闲情况安排教学。农历10月13日至11月初5启发识字兴趣;从11月初8至16,把字送到场里教;从11月17至腊月初8,分早晚两班集中教学;场活完毕后,则分午班和晚班教学。
  由于边区经济困难,因此,在兴办社会教育方面采取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力量,民办公助的办学原则。在经费上,群众能全部解决的由群众解决,群众不能全部解决的剩余部分由政府拨给。如赤水东风岭寺就是靠群众开药铺,积累资金,兴办学校、识字班和自乐班的。在师资方面,采取边区政府培训和选派、群众兼任两种办法。兼职有多种形式,或由小学教员兼任,或动员当地知识分子兼任,或聘用附近机关、部队的同志担任,或采用“小先生制”——由小学生担任识字组的教师,或开展民教民的办法(夫教妻、子教父母,兄教弟,互教互学),特别是“小先生制”,在边区扫盲中起了重要作用。如绥德市的小学生,在一个月里动员了700多妇女、儿童进入识字组。在办学工作方面,以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劳动英雄、知名人士和变工队长、自卫军干部和热心教育的人士及驻军、学校等为骨干,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办、自己管、自己教、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克服了社会教育中的许多困难。没有校舍,群众就将冬学、半日校、午校、夜校设在小学内或条件较好的住户家里;没有黑板,用石板代替;没有粉笔,用粘土、木炭代替;没有纸,用沙盘代替;没有课本,自己抄。甚至把地当纸,指头当笔,在地上练习写字。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从抗战和边区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照顾群众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把教育、生产、抗战纳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中,一齐推进。这样,就使社会教育适应了边区分散的农村特点和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适应了边区人民群众传统的生活习惯,调动了广大群众办学和参加学习的积极性。一方面使社会教育直接为边区建设服务,为抗战服务,另一方面又为社会教育开辟了广阔的园地,推动了社会教育的深入发展。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的缺点是在强调社会教育广泛性的同时,忽略了扎实性,出现过一些形式主义。有些夜校、识字组等几乎是徒有形式,实际效果不大。
  二、干部教育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争。至1940年底,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发展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的人口由抗战初期的150万发展到1亿。民族革命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地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当时干部队伍的状况却很不适应抗日与民主斗争的需要。从数量上看,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危害,党员和干部损失严重,南方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只剩下2.5万多人。从文化素质上看,干部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工农,文盲占相当大的比重。据安塞县统计,该县区一级干部中,文盲比例为:区长占57.1%,自卫军营长占85.7%,妇联主任100%,工会主任占67.1%,保安助理员和青救会主任占28.6%。从政治素质上看,由于广大干部长期处于农村战争环境,缺乏马列主义基本修养,在实践中往往靠经验办事。从世界观上看,革命队伍以农民为主要成分,他们虽然有着很高的革命积极性,但由于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教育。同时,边区还有很大一批从全国各地汇集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他们虽然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但就其世界观来说,绝大部分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需要加强马列主义教育,转变世界观。因此,大量地培养干部,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一环。陕甘宁边区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必须承担起培养干部的历史重任,以满足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革命干部的需要。所以,培养干部问题,成为边区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作了具体规定;1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必须使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指明了两类干部的教育方向;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指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的地位上来,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并规定了各类干部学习的课程和制度;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强调指出:“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将在职干部分为4类,规定了各类干部的学习课程。8月13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指出:必须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计划中。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了干部学校教育存在的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的倾向,规定了干部学校的教育方针与教学内容、方法等。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应以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上面。”同时还指出:必须实行对在职干部的考核、测验、赏罚制度,在鉴定干部时,学习情况如何,可作为鉴定的标准之一。《决定》还纠正了干部教育中的主观主义,规定了各类干部教育的具体内容。
  为了加强对干部教育的领导,1939年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闻天和李维汉为正、副部长的干部教育部和干部教育委员会(1940年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10月又改称中宣部,领导全党的干部教育),并在各系统、各级机关中建立了相应的组织。为了保证干部教育的深入开展,中共中央还为干部教育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如把5月5日定为学习节、每日两小时学习制、检查制度等。
  为了培养干部,中共中央先后在延安举办了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西北工学、敌军干部学校、俄文学校、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20多所干部学校,并直接领导了在职干部的教育,在组织上、制度上、人力上、物力上保证了在职干部教育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宣传部还于1939年8月、1940年1月和5月对在职干部的教育进行了3次大检查,总结了经验,纠正了存在的偏向,指出了在职干部教育的方向。
  (一)在职干部的教育
  为了使在职干部能逐渐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并深刻地了解党的政治路线,陕甘宁边区紧密地联系革命斗争和边区建设的需要,联系干部的实际,开展了在职干部的教育。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学习总动员令,193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延安召开了在职干部学习动员大会,6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普遍地开展起来,延安及附近80里的学校、机关、团体、部队干部以至中央负责干部,都参加了学习,掀起了党内空前的学习热潮。1939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规定:“一、边区内凡不识字的党内干部、党内小组长、政府及群众团体中的科员干事以上应一律参加识字组,或由所属机关团体中的支部指定专人经常教字,务期于1940年内,完全消灭党政干部中的文盲,达到每人至少识1000字。由边委出版一个党员千字课本,作为测验标准。”“二、普遍地、有计划地组织在职干部的学习,提倡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建立一定的学习制度。研究必要的经验,按照边区干部的文化程度与政治理论水平,从1940年起,由边委宣传部制定在职干部的学习计划,规定研究材料和派能帮助学习的干部到县委、区委工作。”“三、边委应逐年有计划地抽调在职干部到边区党校、中央党校、女大及马列学院等处学习,并加强对边区党校的经常领导。各分区直属县委每年开办乡级干部训练班两次……”“四、党的干部应经常读报,或组织研究各种党报的小组,党中央负责同志的论文,尤应注意研究。支部以上党的各级组织应经常检查党报在党的干部中的研究情形,报告上级党部。”之后,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便普遍地开展起来。
  在职干部教育普遍开展起来后,边区教育厅又订出《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明确规定:“对在职干部应实施下列之训练:1.提高文化水平;2.培植科学基础;3.加深政治认识;4.充实生活职能;5.增强工作能力。”并对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组织方式、学期、经费、考试及奖惩制度等做了具体规定。这个实施草案对于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向纵深发展起了指导和促进作用。
  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有业务、文化、政治、理论4种,其中以文化教育为主。业务教育,主要是组织在职干部结合本部门工作的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学习政府的法令政策及本部门的知识、技术等。政策教育,主要是对干部进行时事和政策教育,学习国民政府的有关宣言、法令、中共中央、西北局及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决定等。文化教育,以干部文化程度的高低分为高、中、初三级进行。高级组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及《解放日报》;中级课程有国文、史地、自然、社会常识、算术、《群众报》和有关课外读物;初级组课程有文化课本第一册、第二册(包括国文、自然、社会等科学常识)、《群众报》及有关课外读物。理论教育,主要是对干部进行革命的基本理论教育,或根据需要选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如1940年,县委、分委两级在职干部学习的课本是《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下册)、《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0年12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副主席高自立在《关于学习问题致专员、县长信》中指出:干部教育的课程,除干部教育部规定的外,每个干部还必须认真学习《联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及边区党委翻印的《论乡苏工作》及《解放》周刊、《新中华报》上的重要文章、评论、消息等;同讨还指出:县级干部要有经常的研究会或报告会等。
  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是根据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而变化的。1940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特别加强了时事教育和策略教育,注重了对中共中央的决议、决定及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报告及文章、党报重要文章等内容的学习,把革命斗争形势提出的各种问题,适时地纳入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使教育更加切合革命的实际。从1942年2月1日开始,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在职干部教育遂转入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三风的新阶段。
  边区在职干部的教育,依据干部的资历、年龄、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类进行。甲类以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为主,以联共(布)党史为必修课;乙类以文化水平较高而党龄较短的新干部为主,以党的建设及中国问题为必修课;丙类以理论水平和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为主,以政治课(《新中华报》发表的专论和社论等)、文化课(以认字为主)为必修课。时事为各类干部的必修课。1940年3月后,在职干部教育分为甲、乙、丙、丁四类进行。甲类是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平的老干部,课堂有联共(布)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是文化理论水平较低的老干部,先学习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当文化提高到能够阅读普通书报时,转入甲类课程;丙类是文化理论水平较高的新干部,课程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是工农出身的新干部,先学文化课与党的建设,当文化程度提高到能阅读普通书报时,再学中国问题。由于甲、乙(按三类分法,此乙类包括四类分法中的丙类)两类干部一般都有阅读能力,只在小组内设一指导员,解答疑难问题。丙类(按三类分法的丙类)干部文化水平低,阅读困难,设教员进行具体教授辅导。由于指导员缺乏,1939年8月后,甲、乙两类干部设立大课堂,由各方面的负责人及专业研究人员进行各种专业讲演。对一部分有文化、能阅读,但缺乏实际经验的干部设立党的建设课堂,由有工作经验的老干部给他们讲授;丙类干部因事务性工作多,文化水平低,不宜听大课,分小单位上课。为了加强乙、丙两类干部的学习,1940年6月,从各单位领导干部和甲类小组中选出一批指导员去指导乙、丙两类干部的学习。有的机关因同课程的学习小组较多,除了每组设指导员外,还在指导员中指定一个文化、理论水平较高、工作经验丰富的人为总指导员,以召集各组指导员预先学习、讨论所要辅导的内容,以统一意见,便于指导。
  边区为了抓好在职干部教育,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设干部教育科,各总支和支部干事会设立教育干事(有50个以上干部的支部或总支设专职教育干事),组织领导在职干部的学习。1939年5月,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干部教育大会后,边区各级机关都建立了协助各级党委或支部领导干部教育的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
  为了保证在职干部教育能收到应有的成效,边区政府还制订了许多规章制度,如检查与汇报制度,特别是考试制度,通过日常考试,临时测验、学期考试、毕业考试,检查与督促在职干部的学习。各级政府每月报告工作时,要把领导在职干部教育的状况作为重要内容。边区教育厅派往各县之督学,要把检查与帮助所在地区在职干部的学习作为工作任务之一,每三个月向教育厅汇报一次。这样形成了一个全党上下一齐抓在职干部教育的局面,使边区在职干部的教育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展。
  (二)干部学校的教育
  为了培养造就革命干部,1934年秋,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二郎山创办了陕北特委训练班。1935年改为陕北特委党校,8月,改为陕北省委党校。10月,并入中共中央党校。1936年4月,陕北省委党校由中央党校分出,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称陕甘宁边区党校。1937年2月2日,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师范学校。11月,成立了抗日军人家属学校。1939年5月15日在延安成立工人学校。6月,鲁迅师范学校与边区中学合并,改名为边区师范学校。7月,又在延安成立了农业学校。1940年3月15日在淳耀成立关中师范学校,5月6日在定边成立三边师范学校,7月在延安成立行政学院,在庆阳成立陇东师范学校。1941年2月边区政府接收了绥德师范学校,4月,在延安成立新文字干部学校。秋,成立富县师范学校。9月在延安成立民族学院。12月18日在延安成立边区医药学校。1942年在抗战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了艺术干部学校。5月,将原农业学校和职工学校合并,成立边区职业学校。这一年边区保卫处还成立警政学校。后来由于干部需求量的增大,一些中学和初、完小也承担了培养地方干部的任务。如在米脂中学、陇东中学、延安中学、子长中学等学校内设立地方干部培训班,专门培训区、乡级干部。
  为了在短期内对干部进行政治、文化和工作技能的培训,边区根据实际需要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短期干部训练班。如党务干部训练班,有培训区级干部的各分区党的干部训练班,培训乡级干部的直属县干部训练班,培训区乡党支部干部、党小组长、行政村主任及农村中的积极分子的区级干部训练班等;行政干部训练班,有训练县级科长、科员、区助理员的行政人员训练班,培训基层干部的地方干部练训班等;专业干部训练班,分别有合作社、工程、司法、保安、会计、保育、教育等干部训练班等;群众工作干部训练班,分别有工会、青救会、妇联等干部训练班等。边区还举办了各种应急性的干部训练班,如文化补习班、整风训练补习班、俄文讲习班、征粮训练班、粮食工作干部训练班、冬学教师训练班等。
  1942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第26次政务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整顿边区各直属学校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各类学校的性质与培养目的。指出:延安师范、绥德师范、关中师范、定边师范、富县师范为培养全边区地方教育师资的中等学校;米脂中学、陇东中学为继续小学教育培养边区青年知识分子的中级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为培养新文字运动基本干部及语文研究人材的中级学校;行政学院,为培养县、区两级行政干部的学校;边区职业学校为培养工业、农业行政工作人员及商业技术人员的中级学校;警政学校为培养边区警察及地方锄奸保安人员的学校;医药学校为培养各县、区医药卫生人员的学校。同年,边区政府对干部学校进行了整顿,制定了学校规程,统一了中等学校的课程和学制,配备了各学校的教员与干部,增加了学校经费,改善了学校设备,提高了教师薪水和待遇。此后,干部学校从规模、设备、教学等方面逐步完善。
  干部学校的课程设置除了专业基础课外,以革命和边区建设的实际为主要内容,如统一战线、民众运动、公民知识、陶器生产、炸药的制作等。具体课程有政治、文化、军事、科学技术等。政治课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哲学及边区建设、政治常识(包括社会学,中国革命问题,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等为主;文化课以国文、算术、史地等为主;军事课以持久战、游击战术、兵种、武器、根据地建设、实弹射击等为主;科学技术课的设置依各校的性质而定,凡带专业性质的学校,以学习专业为主。时间分配上,一般来说,专业课占80%,政治课占20%;有补习文化课的学校,则专业课占50%,文化课占30%,政治课占20%。
  干部学校的教学,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以致用的原则,从民族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出发,根据环境困难、物资缺乏的实际,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打通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使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民族斗争,生产建设的实践中学。学校与边区有关部门建立一定的联系,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依据具体情况,直接参加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学校采取一面教学,一面实践的方法,使师生直接从事边区建设。学校的教研人员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边区建设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的研究,定期地参加各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帮助各级政府进行民主选举,民运工作,减租减息,社会教育和大生产等),使学校成为边区的一个实际工作部门。学员也一样,安排一定时间参加边区的各种实际工作,如行政学院的学员到边区的一些行政部门工作,财经专业的学员参加边区合作社的实际工作,师范学员帮助教育部门研究与编纂边区的中、小学教材,职业学校学员深入到工厂参加生产劳动,使教学直接为边区建设服务。
  干部学校还实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师生们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勤俭办学。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他们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缝衣做饭,打盐砍柴,烧木炭等,解决了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如关中师范在1940年挖窑洞14孔,开荒地100亩,烧木炭1.5万斤,烧柴全部自给。1941年只用了51天的时间挖窑洞38孔,砍柴10万斤。边区师范在第一年中就挖窑洞59孔,盖房30多间,还参加了秋收、开荒、锄草、建筑等劳动和社会教育。1941年纺毛线400斤,打盐300驮。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坚持教学,学员们发挥聪明才智,用弹壳和木棍制成蘸水笔,用熏烟制成墨汁,用猪鬃制成牙刷,用桃核制成算盘珠,用石板和沙盘代替纸张,用香火和石日晷代替钟表,用食盐代替牙膏。学员们通过生产,既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又学习了文化知识。
  干部学校的教师,有专职的,也有聘请党政军负责人和有实践经验的人兼任的,这两类教师的比例因各校的情况不同而异。如行政学院兼职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2%,而在各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则专职教师占多数。
  干部学校的学制完全服从于民族战争和边区建设的实际需要,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有的学员因革命斗争的需要进校一二个月后,就被分配到工作或战斗岗位。一般地说,抗战初期的学制普遍短些,越往后越趋向正规。抗战初期,中等学校的学制一般是3至6个月。1940年后,规定中等学校的学习期限为2年到4年(实际上未做到)。如边区党校,第1期(1937年)学制为3个月,第2期(1938年)3个月,第3期(1939年)半年,第4期(1940年)1年,第5期(1941)1年半,1942年后为2年至2年半,最长者达3年。又如边区师范第1期(1940年5月至8月)3个月,第2期(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近4个月,第3期(1941年1月至1942年1月)1年,但在实际上,差不多有1/2的学生不到毕业就被分配了工作。
  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采取一切为民族斗争服务、一切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原则,从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确定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招生原则和学制,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理论同实际结合。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或工作),教、学、做三位一体,动静教育轮番进行,学习、生产、生活、工作相互渗透,这是陕甘宁边区干部教育的基本特点,也是在干部文化素质差、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干部的成功经验。抗战前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学校教育主要是起了短训班的作用,培养了大批干部,迅速地解决了革命斗争对干部需求的燃眉之急。但由于物质条件差,师资力量不足,学制又短促,在教育中又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加之一部分干部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在职干部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尚无认识,因此,一些地区、特别是基层的在职干部教育往往被行政工作所冲掉,或者只是走过场。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房成祥 黄兆安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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