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医治战争创伤

张建儒杨建

　　从1947年初，胡宗南和马鸿逵、马步芳对陕北发动进攻后，曾先后占领过边区境内的所有县城市镇，“清剿”和“扫荡”了90%以上的乡村。全边区共217个区，敌人就到达195个。据不完全统计，全边区被抢走及遇害群众4000多人，损失粮食25万石，油20.9万斤，盐12.4万斤，牛驴骡马6.5万头，羊15万只，猪3万头，鸡77.5万只，农具23万件，纺车3.5万架，织布机1.2万架，灶具7.5万件，家具21.5万件，窑房5.5万孔(间)，门窗6万多付，衣物36.5万件，布匹6万余丈，棉花15万斤，饲草2.11亿斤，钱款约3亿元，树木140万株，荒芜耕地3600多万亩，毁坏青苗50多万亩。农村副业、纺织、运输及合作事业几乎全部停顿，所有公营企业及经济文教设施多遭破坏。边区人民多年来艰辛创立起来的家业，大半化为乌有。
　　在战火纷飞，匪祸猖獗的同时，陕甘宁边区又遭旱、涝、雹、霜、虫、鸟、鼠等自然灾害的频繁袭击，1947年全年粮食总产只有90万石，仅为1946年的一半。1948年年初，已出现佳县、镇川，子洲、横山，永坪、蟠龙，靖边、长城为中心的四大灾区，有16个县66个区339个乡为重灾区，灾民总数达40万人之多。由于战争和灾害，疫病亦随之而起，有十多万群众患病或受到感染。
　　面对这一严重形势，边区政府首先发放农业贷款，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农具万余件，种子3910余石，组织变工，使大片土地及时下种，奠定战胜灾害的基础。
　　第二，积极设法，帮助受灾农民度过春荒。有计划地领导组织绥德分区重灾区群众4.3万多人迁往陇东、延属分区和晋南；在土改地区没收地主埋藏的粮食，征收富农多余的粮食，用斗争果实换取外地的粮食，共分给贫苦农民1132石；动员群众互助互济，实行借贷调剂19768石；号召机关部队学校节省口粮，缩减开支，降低生活标准，捐助4904石；由志丹、陇东调拨公粮5500石；由贺龙司令员亲临第一线指挥，组织干部和群众，设立100多个转运点，从千里之外的太岳解放区运回6万多石，再加各地群众开展农副业生产所得的10余万石，基本解决了受灾地区夏收前的吃粮问题。
　　第三，组织医务人员下乡防疫治病。边区卫生厅先后派12个医疗队，辗转10余县，协同各地医生救治患者3万多人。并大力宣传卫生知识，根除各种病源，使疫病得到控制，也制止了其他传染病的滋生和蔓延。
　　第四，推行一系列保护工商业政策：一是认真宣传，消除私营工商业主的疑虑，首先繁荣城镇经济，以诱发和促进农村市场的活跃；二是制定适当的而不过高的工商业税，免征1948年度的营业税；三是大力恢复遭敌人破坏的集市，尽快恢复公营商店及合作社的营业，影响和带动私营商店复业；严禁敌币、白洋在边区境内流通，稳定金融，调整物价，积极打通贸易口岸，加强物资交流。同时，认真纠正了土改中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行为，坚决退还他们的财产和店铺，并给提供贷款和商品，鼓励和支持他们尽快复业。
　　1948年，工农业生产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恢复。
　　在农业方面，基本区耕种土地1636.5万亩，产粮157.54万石，产棉100万斤。与1946年相比，耕地面种及粮食产量均已恢复到70%以上，棉花产量恢复到50%，耕畜数量恢复到80%以上，羊只恢复到60%以上。黄龙新区耕种土地450万亩，产粮112万石。在工业方面，军工生产发展较快，总产量达到1947年的25%；民用工业初步恢复，一些主要产品，如原油、火柴、肥皂、造纸、农具等的产量逐渐接近1946的生产水平。民用手工业一般达到原业的50%～70%。合作社恢复到140余个，是1946年的一半。在商业方面，边区原有城镇240余处，已恢复200多个。延安、韩城等少数地区的工商业已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市场经营亦由非必需品、半必需品逐步转向以必需品为主。在交通方面，主要公路都已修复通车，边区境内及各解放区的邮政畅通无阻。在教育方面，基本区已有600余所小学复课，共收学生1.5万人；中学恢复4所，有学生近700人，并附设师范班；绥德、三边、陇东分区的干校都附设中学班，收学生近千人；各县大都开办了干训班。各地学生人数一般都达到原来的50%左右。在黄龙新区，有600多所小学上课，学生达到万人之多；中学4所，学生达1400余人。韩城、黄陵等地的中学生数量已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更多地培养干部，边区各级党政干校还得到了充实、增加和扩大。延安大学在洛川增设了分校，在校学生近千人。此外，还相继创办了西北财经学校(设延安)、西北军事政治大学(设临汾)、陕甘宁晋绥行政学院(设临汾)、晋绥工业学校(设兴县)、西北艺术学校(设兴县)等一批新校。
　　

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与发展/张建儒杨建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