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涧起义，武装斗争的开始—清涧起义，武装斗争的开始

任学岭

　　(一)兵运工作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的壮大
　　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在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确立了反对西北军阀冯玉祥的方针，在陕北则反对井岳秀。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共积极在石谦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为清涧起义奠定了基础。
　　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谢子长在北平进行革命活动，同年秋经中共北方区委介绍回到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后改建为绥德地委)李子洲、王懋廷取得联系，遂被派往家乡安定县(后改为子长县)。谢子长回到家乡后，即着手创办县民团，自任团总。这时，谢子长的友人、中共地下党员李象九当上了安定巡宫。谢、李通力合作，在安定县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旨在建立革命武装。李象九的友人石谦是井岳秀部下的军官，一向同情革命。因其为人正直，有一定才能，而得井岳秀赏识，1925年上半年连续升任营长、团长之职。借且此机会中国共产党派雷恩钧、呼延震东到安定、清涧招收了一批具有革命愿望的贫苦书青年农民和青年学生，组建了石谦团下的“学兵连”(即老三连)，李象九任连长。不久，经李象九推荐，石谦接纳了谢子长的民团，改编为石部第十二连，谢子长任连长。李、谢两个连的建立，为中共在行谦部开展活动打下了基础。
　　不久，绥德特支和豫陕区委先后派史唯然、张玉成、郝怀仁、雷恩钧、白锡令、南凤池等来部队工作。他们在部队中开展党的活动，逐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党团员数量明显增多。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绥德特支和豫陕区委遂于1925年4月在部队中秘密地建立了党的军事特别支部(即瓦窑堡支部)，史唯然任支部书记，李象九任组织委员，王有才任宣传委员。部队特支建立后，直接受北方区委和豫陕区委军事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与绥德特支发生横的联系。
　　1925年秋，李象九连换防到宜川，谢连仍在瓦窑堡。不久，石团部也由延安移驻宜川，随后改编为旅，石谦任旅长，拥有12个连，一千多名士兵。为了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士兵的思想觉悟，部队特支邀请绥德地委派人来部队工作。1926年2月初，绥德地委派共产党员李瑞阳到宜川石部，并和史唯然一起搞政治工作。随后阎揆要由黄埔军校毕业被省委派到石旅搞军事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军支重新调整(即宜川军支)，李瑞阳任支部书记，史唯然任组织委员，李象九任宣传委员。新的军支直接和北方区委发生联系，由北方区委供给学习材料，并指导工作。6月以后，绥德地委又派由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曹必达以特派员身份到部队作特别军事指导，同时，部队还先后请共产党员李子洲、魏野畴、杨明轩和王懋廷等到部队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组织干部轮训班，学习《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书籍，培养人才，壮大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在这期间，共产党员由原来的10多人发展到30多人。
　　1927年年初，李象九升任营长。2月，李营由宜川集义镇移驻清涧。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的扩大，军支大量吸收进步士兵加入党组织，如李营的几个连长白润泽、韩子丰、李瑞成和数十名士兵先后入党。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各营、连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至此，石谦旅12个连中有8个受中共掌握，成为后来清涧起义的基本力量。与此同时，军支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并到附近村庄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进行“五抗”（即抗粮、抗捐、抗税、抗款、抗拉差)斗争；举办贫民夜校、民众俱乐部等，组织群众学习；派讲演队、宣传队或利用唱歌、闹秧歌等形式向群众宣传识字、禁止官方放赌和开烟馆，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礼教，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宣传，革命气氛十分浓厚。这些都为后来清涧起义打下了群众基础。
　　(二)清涧起义的经过及其经验教训
　　四一二、七一五蒋汪叛变革命后，8月间，井岳秀的白色恐怖笼罩了陕北。中共陕西省委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等秘密到陕北巡视工作，指示李象九、谢子长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留唐澍、白乐亭协助李象九、谢子长工作。
　　8月下旬，井岳秀派特务暗杀了石谦，反动营长康子祥接替了石谦第十一旅旅长之职，随即命令李象九营开赴延安听候改编，命谢子长连从安定县移驻宜川县。在这种情形下，唐澍、白乐亭、李象九、谢子长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派员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行动。不久省委“九二六”会议文件传达到部队，其中《军事决议案》提出：“本党的军事行动已经是迫不容缓了，……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首要任务。”省委并指示军支立即发动起义。①根据“九二六”会议决议和省委指示，军支当即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及部队党支部，唐澍任军事委员会书记兼部队党支部书记，李象九、谢子长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队党支部成员。在陕北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起义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从10月8日起，部队利用清涧城内三、六、九逢集的日子，将进城的牲口扣起来，准备起义时驮运物资。11日下午，部队又封了五大商号(即三合店、恒盛王、集义店、兴泰店、永丰源)，并将伪县长和大绅士召集在营部楼上，由李象九训话，声明“借用物资、不加伤害”，共筹集资金、烟土辎重200驮，军需物资、经费得到圆满解决。同时，迅速派人去宜川通知李瑞成、王振娃、雷进才3个连队作内应。傍晚，在清涧县城召开了党员大会和排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唐澍传达了省委关于举行起义的指示，宣布了起义的具体部署：驻清涧的4个连首先起义，然后会合驻延川县城的另一个连，再南下宜川，与驻宜川县城的其他3个连会合。起义成功后下一步行动待请示省委后另行决定。
　　1927年10月12日凌晨，驻清涧的李象九营部和4个连队(以谢子长为连长的12连、以白润泽为连长的第6连、以雷进才为连长的第5连、以韩起军为连长的第11连)在“为石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开出清涧城，按原计划挥师南下。当天下午，在延川与王有才连会合，又以谢子长连为先锋队，继续挺进延长。延长守城齐梅卿营两个排非常反动，但由于齐梅卿不知部队起义而特来谢子长住处拜访，谢趁机绑了齐并要齐下令守城部队缴枪，齐营大部分缴械，只有少部分逃窜。起义部队乘胜南下宜川。10月13日，宜川守军康子祥闻讯后，抢先向宜川准备起义的李桂荣、李瑞成、王振娃3个连队发起进攻。起义部队早有准备，奋起迎敌，激战一昼夜，有力地牵制了敌人。至10月15日，起义部队主力兵临宜川城下，代旅长康子祥见势不妙，带两个连部向延安逃窜。这样三路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形成了一支拥有1000余人，枪械1300多件，辎重弹药近300马驮，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
　　宜川会师后，起义领导人中对下一步行动发生了分歧。唐澍、谢子长主张打起红旗，纯洁组织，整理部队，选拔可靠的人任连、排长。部队完成整理后，向北发展，攻打延安。李象九则认为，打出红旗很难立足，应依附军阀，接受收编，同时不同意纯洁组织，主张保留全体旧军官。由于领导思想不统一，唐澍去省委请示，部队则在宜川城徘徊。唐澍走后，李象九打出十一旅旗号，自任旅长，委任唐澍为参谋长，谢子长、王有才、李瑞成为第一、第二、第三营营长。这时井岳秀部延安驻军第二师师长高双成，一面写信麻痹起义队伍，一面调集兵力进逼宜川。在这种形势下，谢子长认为，敌军兵力集中需要时日，各部不可能同时到达，我应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将其各个击破。但李象九对高双成抱有幻想，不愿与高闹翻，故而不采纳谢子长的建议。这样，敌人便争取了约20多天时间，调集了6个营的兵力，完成了对宜川城的包围。11月中旬，敌人对宜川城发起进攻，起义军被迫迎战。这时，原定在神木起义的高自清旅，见形势不利而偃旗息鼓。整个形势表明，起义军不但在战略上失掉了策应，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加之起义部队中一些旧军官心怀叵测，战斗中不听节制，战场秩序混乱不堪。起义部队苦撑l天，形势危殆，李象九决定退出宜川城。结果只有谢子长营二三百人和其他零散官兵从南门突出重围，其他全部散失。部队突围后，在宜川西部地区收容集结，随后转至韩城西庄镇。这时，李象九擅自接受了军阀王保民的改编，称独立旅。
　　12月中旬，唐澍、阎揆要、白志强受中共陕西省委委派来到部队。唐澍等根据省委指示，重组军委，以谢子长营为基础，建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唐澍、谢子长分任正、副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军委提出“打倒贪官污吏”、“劫富济贫”等口号。并根据第一、第二次省委会议精神，做出新的部署。省委常委向会议所做的政治报告指出：“陕北之李部(即李象九部)自石谦被刺后，我们即运用积极政策使之反井(即井岳秀)，在神府一带之高自卿(即高自清)也受影响表示反并。不过我们自己力量薄弱，不能独树一帜。在积极的政策下仍不能取退守的行动，现在此部已退至韩城。对于旅今后的行动，因为一则本身力量薄弱，二则全国我们的军事已受一挫折，陕西这一小部分不能够单独积极行动，须与全国相适应；所以在斗争的政策之下，一方面又须注意安全的退路。本此原则，今后的出路北去较妥(秘密)。”②据此，军委决定，将部队带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今子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元旦，唐澍、谢子长、阎揆要(李象九离队)率部北上，向预定地区开进。途中由于听信了宜川城内只有一连敌军的传闻(实际上是一个营)，贸然攻打宜川，结果作战失利，部队向西北退去。行至延长县交口又遭受敌人袭击，部队损失严重，大部散失。1月底退到甘肃合水县豹子川时只剩下数十人了。军委决定，遣散部队，保存火种。于是，起义军忍痛离散，唐澍、谢子长、阎揆要转回省委。至此，起义即告失败。
　　清涧起义是在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指导下，由省委直接领导发动的。“九二六”会议遵照中共八七会议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举起了反对西北军阀冯玉祥和陕北军阀井岳秀的旗帜，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从而推动了党在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但是清涧起义也有深刻的经验教训。其一，省委和起义指挥机关军委，对土地革命、农民主力军和建立农村根据地还缺乏认识。如前所述，第一次省委全委会议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农民主力军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曾表示不予接受；第二次省委全委会议对此虽然作了自我批评，接受了农民主力军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仅仅是服从中央。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清涧起义的指导思想上来，因而使清涧起义脱离了农民，形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起义后期，虽然也提出退向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今子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但这并非战略思想的转变，而是为形势所迫。其二，起义领导机关中思想不统一，使起义部队在关键时刻徘徊70余天(10月15日宜川会师至1928年元旦率部北上)，一切有利时机空空而逝。其三，起义部队没有坚强的党组织作为支柱，也未进行纯洁组织的工作，从而使党的领导机关不能牢牢地掌握兵权，部队经受不起严峻环境的考验。
　　清涧起义虽遭失败，但它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锻炼了干部，教育了人民，对陕北地区后来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 1927年10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称“陕西井部石旅之一营又二连，约共五百人，枪支足数，同志约四五十人。营连长全为同志。唐澍同志(黄埔学生，党的观念好)，在那边做指导工作。最近石旅长被井暗杀，并对我们那几部分久已处心积虑，首谋解决。现在，我们也给以积极的策略使之抗井，先由陕北清涧退至宜川，再不得已，退却至关中道北之合阳等地，投降高凤五(高与营长同志李象九及石旅长有同乡关系)，再谋与许权中同志联合。”这个计划并未完全实行。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