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涧起义，武装斗争的开始—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西农民主力军和土地革命思想的提出

任学岭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了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陕西的指示，陕西省委于1927年9月26日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耿炳光作了《政治报告》，指出冯玉祥已经成为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新军阀，但中国革命决不会在新旧军阀的反动统治下消沉，而是要更深入群众，开展反对新旧军阀的斗争。报告提出在西北坚决反冯，并检讨了省委对冯政策摇摆不定的错误。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和以反冯为中心的《政治形势与我们的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相应的组织、农运、军事等9个决议案。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军事上要发动群众，破坏冯的军事设施及交通，指示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许权中旅参加渭北国民军二军发动的反冯战争；在政治上进行土地革命，打倒封建地主，准备夺取政权的总暴动，推翻冯的统治；对党的组织要进行整顿，迅即转入秘密状态，省、市、县要派出巡视员指导各地工作，尽力将党的基础建立到农村中去。会议强调指出：“在西北上的革命者不注意农运，就无所谓革命；农村若没有革命的变化，革命也永远不会有彻底的成功。对农民的态度，是一切政治行动的测验”。①会议鲜明地提出：“党到农村中去”和“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会议正式改选了省委，常委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李秉乾(李子健，宣传)。
　　“九二六”会议后不久，省委收到中共中央8月发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为了贯彻这个决议案，1927年11月20日至30日，召开了第一次陕西省委全体委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委员耿炳光、李子洲、李子健、刘继增，候补委员潘自力，共5人。缺席3人(委员亢维恪在监狱中，张金印因通知有误未到会，候补委员张含辉在外地)。会议首先听取了常委报告，与会者经过对报告的讨论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的学习，形成了《两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并对省委机关做了调整。
　　常委报告共分两部分：政治报告、党务报告。
　　政治报告分为两点：全国及西北目前的趋势；两个月来经过的几种政治运动及党应付的策略。政治报告中提道：大革命失败后，“在我们党的新政策之下，有叶贺之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之建立，以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与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新的政权形式，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南京及武汉的一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军阀，但现在广东军事失败了，革命委员会解体了，我们在湘、鄂、粤、赣四省的大暴动至多只是部分的胜利，没有总的成功”。“在陕西自从冯玉祥取得大荔、泾阳，打破二军的反冯运动，②即是他的剥削领域——政治的及军事的——扩大，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新的政治形势，确定党的策略，巩固同志的观念，努力工作。”“陕西这一小部分不能够单独积极行动，须与全国相适应；所以在斗争的政策之下，一方面又须注意安全的退路。”③
　　党务报告分为三点：其一，两月来之总现象，好的方面很少，不好的方面很多：“(1)‘八七’及‘九二五’，莫有下达于下层党员群众，所以只是干部同志空喊，党员群众并没有行动起来，即干部同志也可以说未完全了解‘八七’精神”；“(2)党非行动的党，有些党部及党员，误解‘九二五’的精神及民权集中制，不在政策上讨论，只是有意的抗命，致陷省委于死坑，不能行动，耽误了许多工作”；“(3)党影响的群众组织莫有统计，各地报告不注意此点，可见党在群众中的力量简直等于零”；“(4)党员数量之发展很少，两月来发展百余人”；“(5)党的基础仍建立在知识分子上边”；“(6)各地工作不切实，报告浮虚”；“(7)省委组织仍不健全”；“(8)常务工作紊乱，又未实地考察各地工作”；“(9)CY(共青团)仍不注意秘密纪律，过去对党的政策不切实讨论，有些地方在发展上儿童化，对军队中工作未做，总之工作还不深入。”其二，组织状况。9月前有党员1681人，现有1820人，增加139人。其中，工人，9月前82人，现无，减少82人；农民，9月前，518人，现在544人，增加26人，占30％；军人，9月前，112人，现有187人，增加75人，占10％；知识分子，9月前，1051人，现有1089人，增加38人，占60％；其他，9月前，185人，现无，减少185人。各级党组织：市委，9月前1个，现有1个；县委，9月前，7个，现有8个，增加1个；区委，9月前16个，现有18个，增加2个；支部，9月前，153个，现有165个，增加12个。其三，省委机关领导工作。报告说：“说到各部的工作：农民部、宣传部，无工作!组织部多文字的工作!军事部无一般的工作。整个的工作仍是常委3人负责，往往是不能具体地有准备地讨论政策指导工作，而只是临时地零碎地应付问题。”④
　　与会者经过对这个报告的讨论，在下列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认识。其一，“中国共产党之政治任务及其策略决议案中对中国革命之分析，我们认为正确；但因广东军事之失败，湘鄂等省农民暴动之未成功，无产阶级遭到了暂时的失败，组织革命的国民党已成疑问，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在目前无论是全国与陕西均不能实行，只有先实行宣传的准备工作。”“苏维埃在中国革命的现状下尚莫有需要，而党的主观方面又未做准备工作，不但马上实行组织苏维埃不可能，即宣传也非马上便可收效。”其二，“中央认为陕西广大的农民群众，富于斗争的革命的情绪，易于组织革命的暴动，……但西北交通上不便，文化落后，经济落后，所以农民也是比较落后”。“我们不能(否)认陕西农民群众是陕西革命的主力军；我们绝对否认不经过党的领导与斗争，广大的农民会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我们要积极的领导农民作部分的暴动，准备总暴动，暴动是空口说不得的，也不是一说便可成功的!党的力量更足微弱，在冯背叛单命以后，党员减少了五六百人，……党至今(指大革命失败后到9月)还是建立在知识分子与教育界，农民中一点基础莫有，有些农民自动地斗争，党一点作用莫有”。⑤上述常委报告和与会者的发言，形成了《两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
　　会议的最后议程，健全省委。“九二六”会议确定省委由9人组成，内1人在狱中，1人暂缺，省委委员实为7人。会议决定，增加候补委员2人，补充1人，扩充省委成员至11人(含在狱中的亢维恪)。增加之2人中应有农民1人，确定为苏士杰。建立农民部、军事部，分别由潘自力、苏士杰负责。各部设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李子洲、杜振庭、徐梦舟；宣传委员会：李子健、蒲克敏、刘继增；军事委员会：苏士杰、潘自力、李子洲；农民委员会：潘自力、苏士杰。常委扩充至5人，增加张金印、刘继增，并设技术书记，徐梦舟任职。以上组织变更，即报党中央审批。
　　第一次中共陕西省委全体会议期间，于11月28日上午至29日下午，共青团省委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学习和讨论共青团中央8月发出的《中央驻汉委员会全体会议本团目前任务决议案》，《告全团同志书》、《中央复陕西省委公函》及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准备提交第一次省委全委会议的《政治报告》，会议所形成的《讨论中央驻汉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案复陕西省委公函决议案》，对中共陕西省委近来的路线进行了激烈批评。同时决定由团委书记张金印向中共陕西省委进行转达。
　　12月7日，第二次省委全委会议在西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委员耿炳光、李子洲、李子健、刘继增、张金印，候补委员潘自力，共6人(省委委员亢维恪[在狱中]和候补委员张含辉、苏士杰缺席)。会议经过两次争议，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统一了认识：(1)省委常委在第一次省委全委会议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表现了机会主义动摇；(2)惟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完成彻底的民权革命；承认中国革命存在两个前途，我们的艰巨任务，是努力去实现无产阶级的前途；(3)组织农民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下，抗捐抗税抗粮，发动部分的暴动(不是总暴动)。本此精神对第一次省委全委会议形成的《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进行修改和补充。还决定，第一次省委全委会议决定增加而未确定人选的候补委员，仍从农民中选定。经过修改由第二次省委全委会通过的决议案，其要点如下：
　　第一部分：“省委以至各级党部，对‘八七’精神未能完全了解，对‘九二五’(指‘九二六’)扩大会议决议案，特别是农民斗争决议案，未能积极地执行。”省委和“大部分党部与多数党员群众更保存着意外浓厚的机会主义倾向!……但省委与各级党部的工作自然比较的也有进步。”“两个月来党员数量之发展不及百分之八；党所能影响的群众组织能统计者很少；这样，党怎能群众化?还非一群众共产主义者的集团吗?农民同志仅占百分之三十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占很大的成分，党还是建立在动摇的基础上。”
　　第二部分：“自革命委员会(指‘八一’起义)在广东失败，湘鄂赣三省农民大搏斗的计划受一打击，不能实现，无产阶级确是处于暂时的失败地位，中国革命也确是暂时的受一挫折”。“但在此种情势之下，中国革命的这两个前途是否有变，是目前我们要分析的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很坚决地认为中国革命的两个前途，仍是并存，并无任何根本的变化，而且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在这一阶段中的正确策略的斗争中，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终是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前途，现在正是这两个前途斗争更剧烈更严重的关键!”“我们认为目前革命势力不过是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而反革命势力只不过是表面的不稳定的暂时胜利。并算不得什么胜利，中国革命的性质一点没有变更，因为中国革命在过去尚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应解决的任何一条；资产阶级军阀将来亦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任何一条；惟有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够完成彻底的中国民权革命。”
　　第三部分：“陕西省委对中国共产党的‘八七’决议案及九月十九日各决议案⑥，除过已经变更者外，按陕西的实际情形，必须坚决地在斗争中实行!”
　　“我们的反冯政策，并不因二军之失败而终止而软化，应更加紧的在农村中破坏封建资产阶级军阀的基础!我们仍认为二军为反冯的力量之一，在反冯的观点上仍利用他们；我们要继续公开地或秘密地恢复农协，以作农村政治斗争的中心；并要实行组织农民在农民协会旗帜之下发动抗税抗捐抗粮的部分暴动，推翻冯之统治；以具体的方法宣传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并以种种方式运用最民权主义的代表制度于一切革命民众组织中，实际上宣传苏维埃——这是我们目前在西北的唯一任务!”
　　第四部分：“西北有广大的农民群众是事实；他们受极残酷的剥削，并不减于别省的农民，也是事实；但西北农民之比较落后(第二号政治报告中说是十分落后是错误)的事实，也不可忽视，所以西北上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我们不能否认，而我们绝对否认不经过我们领导与部分的积极斗争，农民便会起来!今后我们要注意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基础；极力地吸引收农民到党内来，改变党的成分，极力提拔农民同志做党的工作，以巩固我们党的基础!”。⑦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第二次全委会议，是继“九二六”会议后的重要会议。虽然第一次全委会的格调有些低沉，但通过讨论和调整，第二次全委会议终于走上了健康的道路。会议提出的继续深入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认识，对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的分析都是正确的。同时对于土地革命、农民主力军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问题，也有了初步认识。在党务工作上加强工农成分问题也提上了日程。但这次会议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对土地革命、农民主力军、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认识还不深刻，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之存在，看不到新的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历史趋势，所以不能确立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应该实行的正确策略，在政治上表现犹豫彷徨。思想上还处于朦胧之中，因而对于这方面工作的开展，还没有明确的方针。同时也未能提出防止盲动主义的滋生和发展，这样又隐伏下了盲动主义错误，这种错误遇到合适的时机，便会膨胀起来。这些问题的存在，其根源是受当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这也是当时全党普遍存在的问题。
　　① 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1927年9月26日)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1992年内部刊印，第148页。
　　② 冯系国民军联军之第二军，系原陕西地方实力派。1927年10月初至11月中旬，第二军韩有象、莫得贵、胡景荃、朱子敏、李虎臣、岳西峰等部，易帜反冯，拥岳为总司令。冯嫡系第一军宋哲元部与之战于三原、泾原、泾阳。结果陕军大败。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162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165页。(原材料9月前党员总数未把工人和其他计算在内)。
　　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169页。
　　⑥ 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于9月19日做出《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为题的决议案》。鉴于国民党全面反共，复光国民党左派之议案已不适应。
　　⑦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80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