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地区的游击战争—中共陕西省委对渭北游击斗争失败的检讨及工作布置

任学岭

　　渭北游击战争失败后，1930年9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详细报告了渭北游击战争的经过，并就战争失败后的严重教训和党内的危机、失败后的工作布置等情况作了说明。决定渭北的斗争以富平为中心进行新的布置。
　　报告指出：“这次失败后我们严重的教训：(1)党内右倾阻止正确策略执行。省委当时对渭北游击战争和路线的指示，并且详细地指出过去渭华暴动中的教训，在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才有胜利的可能。但结果地方党部及负责同志，不能执行这路线。勾结土匪首领，秘密的狭隘的光杆党员与土匪共同行动，土匪跑后党是没有办法了，只得拼命干下去。这时还不能发动群众斗争，动员群众，还是光杆党员行动，结果受土匪改编，最后因力量薄弱还是要请土匪共同合作，始[最]终被土匪把枪收了。这真是陕西可耻的一贯的右倾路线，机会主义的残余断送了群众斗争的领导。这一路线阻止了党的一切策略路线的执行。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没有深入扩大，政治口号群众还没有听到，因此群众认识不过是另一种土匪形式罢了。政治上的右倾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在西路所领导的群众斗争和这次渭北游击战争都是拜请土匪作群众斗争的中心力量的路线之下完全失败了。[与]党的一致的右倾观念及思想的斗争，才能领导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围绕在党的政治口号周围。(2)富农路线的严重。省委对渭北指出，首先特别注意到富农路线的问题，坚决的发动雇农斗争，反高利贷的斗争，坚决与富农斗争才能深入土地革命，但陈(云樵)、黄(子文)二同志到三原后召集支部会议讨论问题，当时正在收麦时期，灾民自发斗争很多，贫民被高利贷的勒索更是非常紧迫，群众斗争情绪高涨，而黄同志与支部一致的决定在收麦时期，不能发动斗争，恐扰乱社会秩序，妨碍收割，无疑的这是富农所极欢迎的。斗争发[动]后又不能提出反抗高利贷的斗争，更没说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口号在群众中就没有成为中心口号的宣传)，就是只做分配豪绅地主粮食，富农粮食是禁止没收与分配的，事实上在斗争的区域，富农的剥削最为严重，不分配富农的粮食，无疑的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这真是十足的富农党的策略了(三原同志大部分是农民或富裕的农民)。不能执行反富农斗争的路线，是游击战争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而指挥斗争的同志还说省委[就是]这样的指示。富农问题与富农路线和富农基础，在陕西党已成为严蚤问题。(3)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的富农意识。党在农村中无产阶级基[础]薄弱，是农民斗争中严重的问题。三原、富平党的基础上贫农都很少，更说不到雇农了，因此在斗争中就忘掉了雇农斗争，吸收雇农入党以改造富农基础，加以无产阶级教育又很薄弱，所以在斗争中尽量的表现了农民意识、烧杀主义、私有观念、经费纠纷、党员腐化右倾的特严重。一般党及负责同志都是私用经费，发生了许多经费问题。上面陈同志报告中最后的几句话就可以代表了当时一般同志的农民意识和私有观念的浓厚了。因为这样，所以当时就成了刮钱主义、买枪主义，对党的策略和路线任何同志都不提一字了。所以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与农民意识的深漫[厚]在陕西群众斗争中同样成了严重问题。(4)党组织问题严重。渭北斗争中最严重的还有党的组织问题。有准备发动斗争的过程中，看不见党的组织工作，都是党员个人的活动。斗争发动后农村支部即取消了，所有的同志都编入游击队中，农民群众的核心完全失掉了。游击队成立一军支，地方党部负责同志及省委所派的陈、黄二同志都参加，黄同志作军支书记，斗争中的一切行动与策略都没有经过军支讨论，更说不到党员群众的讨论了，结果是黄同志一人支配一切，形成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式的集团。因此开始至失败，群众都说是黄同志的人马，没有黄同志，一切都无法指挥了，这样完全形成一群共产党员的集团了。因此自始至终没有党的策略的一点意味，没有支部工作，没有党的生活，没有党的讨论，完全取消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这是陕西历次斗争的充分表现，而此次渭北游击战争更是最近的结晶了。所以斗争中给我们的教训，加强党的主观力量，党的组织，建立支部工作是陕西党不容一刻忽视的。”
　　在分析了失败的教训后，报告还特别提出了党内的危机：“党右倾富农路线，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党的组织问题，不仅是目前党的错误与缺点了，而是陕西党目前革命形势极剧烈转变中的严重危机，党必须用最大努力和这些敌人斗争，才能推动陕西群众斗争的开展，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①
　　关于失败后工作的布置，报告小提道：“失败后不久，省委即同由渭北来的陈同志讨论了这次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并决定新的工作布置。坚决指示三原、富平地方党部继续执行省委前次决议，坚决发动领导斗争。[因]为目前可靠客观形势不但是没减轻，而且更是严重了，秋荒已成，群众情绪沸腾，只有在地方暴动的中心策略之下，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围绕起来，但自失败后党内右倾更是严重，‘没办法’的呼声，充满了一般同志的口吻。因此拼命与右倾斗争，是执行一切任务的先决条件。陈同志根据这个指示，又巡视富平并建立三原的工作。但陈同志到渭北后，三原工作无法建立，同志都被土匪搜夺无法立足，都投入有关系的民团中去了。富平在这次斗争还完全没有动起来，受了这次失败的反映，更是不动，助长了党内右倾发展。陈同志巡视富平的指示又是在富农路线之下，决定目前斗争的中心口号是‘反对土匪扫地平’(这是富农欢迎的)，因此富平工作经过陈同志巡视后，不但不能紧张，而且更是阻止了工作的进展。目前省委乃极[急]调黄同志来省委，决定渭北工作的详细布置，但黄同志因为斗争中有许多严重错误，失败后已表示消极，经数次催促，两月之久还不来省委，在组织上已成问题。目前对渭北工作只有以富平做中心布置起来，不久省委将又派人去巡视，以改变党的工作路线与一切具体工作的详细决定。”②
　　从报告中我们发现，一方面，省委要求建立农村党组织是正确的，但却仍然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或者说没有认识到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应在较为偏僻的陕甘边或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不应把重心放在渭北；另一方面，从省委对教训的总结以及今后工作布置来看，仍然认为“拼命与右倾斗争，是执行一切任务的先决条件”，固然，反对右倾值得注意，但将其放在执行一切任务的先决条件的位置，实质上过分强调反右，而忽视了“左”，地道地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而当时的陕西省委没有意识到造成失败的这一根本原因，在今后工作的布置上也有错误的延续，典型就是仍然以渭北的富平为革命中心。
　　①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1931年)，1992年内部刊印，第223—226页。
　　②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1931年)，1992年内部刊印，第226—227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