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党组织的状况和红军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建立和发展—陕北中共党组织的历史特色

任学岭

　　陕北中共党组织的特色是由陕北的地方经济特点造成的。陕北经济十分落后，全区基本上是农业自然经济，工人力量弱小。从陕北代表团1932年12月10日的第一号报告中可以看出，产业性的工人，榆林兵工厂有工人50余人，延长石油厂工人百余人，府谷柳林煤矿工人约600余人；半产业性的工人，绥德三皇峁盐工约千余人，榆林上下盐湾工人约七八百人，米脂龙崖炭工约800余人外，大都是城市手工业者(如榆林的毯工、府谷哈拉寨的毡工等，农村的石匠工人、沿河一带的码头水手工人等，数量也不多)。①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工作基础不能像大革命时期的全国范围地以工人运动为主力，党必须把发展空间转向农村和农民。党员以农民为主，活动地域以农村为主，这是陕北党组织的一个最大特色。这和毛泽东所开辟的井冈山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达到全面胜利，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理论是契合的，符合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
　　另外，由于陕北特委的归属在1930年后到1934年4月间一直变化和不太确定，使得特委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革命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某些中央路线(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我们简单提一下陕北特委的隶属状况。中共陕北特委1928年4月成立，1935年2月撤销。1930年9月前受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1930年10月直属中共北方局领导，1930年12月又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1933年3月后，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团领导。但是，在1931年年初，中共陕北特委虽隶属河北省委领导，可是自从陕北代表团赴北平汇报工作返榆后一年多，河北省委长期未与陕北特委联系，实际上特委中共党组织与上级组织关系中断。1931年因陕北特委感到河北省委指导不便，曾提议归山西特委指导或直接另组省委，但是提议不久后陕北特委即遭到了破坏(1931年4月)。陕北特委又于1932年11月派赵伯平、崔逢运、鲁学曾组成代表团经过山西到西安去找与当时陕北特委发生横的关系的陕西省委，于是，陕西省委帮助崔逢运去北平与河北省委恢复了组织关系。1933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孔原(石心)到天津主持北方地区工作，陕北特委又归其领导。1933年5月，崔、鲁等回到陕北。这时，特委的隶属关系才基本上明确，属于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与河北省委领导。
　　恰在陕北特委的隶属不确定期间，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河北、陕西省委都全力执行，而陕北特委则因为隶属问题，很少受该路线的影响，这是陕北中共党组织的又一大特色。隶属明确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河北、陕西省委对陕北特委的批评接踵而来。他们指责特委执行了富农路线，严重影响了陕北中共党的工作的开展。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