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党组织的状况和红军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建立和发展—陕北红军第九支队的建立和发展

任学岭

　　陕北的工农武装斗争，是与全国、全省的革命武装斗争紧密联系和相互呼应的。1930年前后，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不断扩大和发展的消息在陕北广为传播。1931年9月，拓克宽、阎红彦、吴岱峰、杨重远等率领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中共陕北特委和安定县委派出10名党、团员和青年参加。其后，西北反帝同盟军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等的创建，也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陕北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展。同时，如前所述，也正是由于陕北各级中共党组织加强了农村工作，经过农村党组织和农民党员的活动，为这里的工农武装奠定了组织基础。于是中国共产党便进一步领导农民秘密搞武器、买枪、或联络兵运人员带枪返回，或缴获民团的枪械，在延川、安定等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早在1930年12月，清涧县共产党员刘善忠、共青团员高朗亭积极筹款买枪，在绥德、安定、横山、延川一带建立了十七八个秘密联络站点和几十个秘密农会。1932年3月12日，刘善忠、高朗亭、杨秉权、高文清化装到清涧县淮宁湾寨子，缴了邱树凯反动民团的6支步枪。次日，中共延川县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延川县游击队。延川区委选调党团员杨森茂、高中岳、刘益三、杨桐、高烈熊、高文俊等10余人，和霍德胜、高向山、高明有、张红、师成寻、呼老四、康作桂等10余名革命群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延川县游击队，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全队共20余人。部队活动在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安定等县，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粮食的革命斗争。4月18日，游击队在当地200余名农民的配合下，袭击延川县永坪镇民团，活捉了罪大恶极的民团团总刘广汉，缴获步枪17支，还没收了基督堂吕仙笙和高利贷者刘光明的全部财产。此后，在永坪镇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延川游击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刘善忠为司令员，高朗亭为政委，杨作栋为参谋长，刘约三为经理处长。下辖三个中队，共70余人，30余支枪。第一中队，中队长杨秉权；第二中队，中队长党克明；第三中队，中队长康作桂。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在先锋队建立了党总支委员会。书记党思恭。先锋队成立后，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成立宣言》、《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告农民书》、《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简明纪律》。5月20日，刘善忠被混进队伍的哥老会反革命分子董凤清暗杀，由高朗亭兼任司令员。7月中旬，高朗亭在米脂县叶家岔向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和特委委员马明方汇报了先锋队的情况，并要求接受特委的领导。10月1日，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西北先锋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为队长，艾龙飞为政委，张承忠、王保民为经济员。并派毕维周于10月12日在延川县高家圪挞为游击队授旗。特别要提的是，九支队的“九”，并不是在前面已经有了8个编制的支队，这只是基于以后组建更多游击队的设想和战略寓意。为了加强九支队的力量，特委先后派党、团员马万里、杜修植、贺吉祥、栾新春、高庆恩等十几人参加游击队。同时还成立了支队党委会，马万里任书记。九支队成立后，陕北特委明确指示，要以“解除豪绅武装，武装工农劳苦群众，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并创造陕北新苏区”①为主要任务。按照特委会指示，九支队主要活动在安定、清涧、绥德一带，打土豪，袭民团，壮大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12月9日，九支队在清涧没收豪绅白明杨3600银元，留1600元作为自己的活动经费，其他2000元派几名精干战士秘密武装护送给陕北特委，有力地支持了特委的工作。
　　1933年1月，红二十六军的强世卿、史法直回家探亲时，特委巡视员毕维周动员他们两人参加了九支队。不久，特委任命强世卿为九支队副队长。4月下旬，陕北特委将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强世卿为队长，李成荣为政委。此后，国民党驻军派重兵与反动民团联合“围剿”红一支队。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特委会决定山强世卿、李成荣率红一支队南下陕甘边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会合。5月10日，红一支队南下到陕甘边，得到了刘志丹的大力支持，补给了枪支弹药。随后，李成荣调西安工作，杨重远被任命为红一支队政委。5月29日，红一支队在北返途经安定谭家岘时，被国民党张建南营包围，政委杨重远牺牲。突围后的红一支队，在安定杨道峁进行整编。此时已发展到80余人枪，下辖5个中队，在安定西区、北区建立了以李家岔为中心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并建立了10多个赤卫队组织。
　　红一支队是陕北特委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它的建立与发展壮大，为广泛开展陕北游击战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① 陕北代表团1932年12月13日的第三号报告，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