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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战天斗地 向大自然进军：第二节
张水良
第二节 兴修水利 灌溉农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①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增加灌溉面积，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农谚曰：“旱地浇一遍，一亩打石半。”据陕甘宁边区靖边县农民的生产经验：旱地一亩只能收一斗细粮，但水地一亩却可收细粮一石，正是旱地收获量的十倍之多。这种水地的耕种方法和收获情况是这样的：如以一亩地来说，先种春麦，收八斗，合细粮四斗；次种黑豆，收四斗，合细粮二斗；再种萝卜收二千斤，合细粮二斗，三项作物收获共合细粮一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验，也充分说明了要发展生产，增加作物产量，就要“多修水利多打坝”，“多开水渠多打井”。据晋绥边区的调查，水地能增加两三倍产量。在山东解放区胶东区平南一带平原，浇水的地和没浇水的地收获量相差一倍到十倍②。因此难怪当地有一句俗语说：“有井吃饭，没井难堪。”就是这个道理。
解放区民主政府对建设农田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十分重视，并把它作为改造农业落后面貌，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同时颁布了各项水利政策，鼓励群众兴修水利。陕甘宁边区规定：“由旱地变成水地的增产部分，三年免交公粮。”③晋绥边区规定：“新开水地第一年仍按旱地产量计算公粮。”连使用吊杆打水也有奖励办法：“二年内仍按旱地计算收入。”④晋察冀边区颁布了《兴办农田水利单行办法》，鼓励和帮助农民开发新的水利，“如有河渠可资利用开引，或愿意集体开凿水利者，地方农民都可以向政府当局借贷资金开凿。”⑤
在民主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劳动互助组织的大力推动下，解放区农民群众，在向荒山野岭进军——开荒造田，扩大耕地的同时，又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开展向山川河流进军——兴修水利，灌溉农田。
陕甘宁边区靖边县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从前，边区原所在地——这里是中国西北角一片荒凉的黄土高原，地广人稀，“五年一大旱，三年一小旱”。而靖边的自然条件，更是恶劣，“沙地气候，雨水缺少，地质浅薄，灌溉困难。”因此，靖边的农业，就全边区来说，是比较不发达的。所以靖边的粮食历来就不够自给；据统计，每年依靠外县输入的，约达靖边人民粮食消耗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⑥。俗语说，“穷则思变”。要解决靖边的粮食问题，切实的办法，只有发展农业。而要发展农业，有效的办法就是兴修水利，保障灌溉。因此，早在1942年，该县民主政府，就着手解决地权问题⑦，发动了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并领导农民在把兔湾、杨桥畔等地方打了六个坝，依坝作壕，引水灌溉。是年兴修水地5，000亩，共用工28，560个；用款858，000元，其中民主政府贷款210，000元，占24％，吸收游资648，OOO元，占76％。如按每亩水地可收获细粮一石计算，那末，5，000亩水地就可产5，000石细粮。所以，靖边农民常常自豪地说，修了水地好处多，“先种麦子插黑豆，黑豆林里带萝卜。”
靖边县农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革命精神，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大力赞扬。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指出：“靖边这一实例，证明兴修水利并不是没有希望，在有些地方是有修水利的条件，特别是靖边同志这种认真努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各县效法。各县水利情况虽不会与靖边相同，但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与人民的努力，在真正有利的条件下也可开发若干水利事业。”⑧
此后，兴修农田水利的生产热潮，很快在陕甘宁边区各地掀起。靖边的杨桥畔，子长的子长渠，绥德的绥德渠，延市的裴庄渠，安塞的新乐渠，鄜县的葫芦河等水利工程都先后兴工修建，如期竣工，水地大为增加。1944年，据关中分区截至7月初的统计，修成水地12，598亩⑨。全边区在这一年增加水地共计41，109亩，1945年也继有增加⑩。这就有力地保证了农田水利的灌溉，抵御了旱涝灾害的侵袭，增加了作物的产量。据不完整的统计，边区1943年共修有水地13，647亩6分(单指修坝、修壕、修退水闸等水利工程受益而言)，可收细粮13，647石6斗，可供9，098人一年的食用(每人平均年收一石五斗)。仅延属分区的裴庄渠(以解决延市机关的蔬菜灌溉为主)，据当年春天统计，放水灌溉面积1，072亩5升，每亩以增收细粮3斗计，即可增产细粮321石7斗5升(11)。
在战斗频繁，炮火纷飞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水利建设的成就，也引起解放区内外的注目。《新华日报》1944年1月20日《晋察冀的经济建设》一文，作者根据大量的材料对北岳区的水利建设，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北岳区的水利工程，在战争中能修的大体都已修复或开凿。”下列部分统计数字，可作为证之一(见表二十)：
1942年后，该区总结了兴修水利经验，即提出“开小渠运动”。开小渠的好处是：第一，技术简单，大家一商议就可以动工；第二，工程简单，用不着大的贷款，甚至多数不要贷款，这样就可以减少民主政府的负担，土工则按灌溉面积分摊劳动，石工各村也都有，没有的也可以和别村换工；第三，渠道土地问题，管理和水量分配问题，都容易解决。第四，工小易举，不易被敌所毁。第五，积少成多，收效普遍。……由于开小渠有这许多的好处，所以，在民主政府的号召下，很快就形成了群众性的运动，把农田水利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更大的成效。据不完全的统计，北岳区1943年因开小渠等共得良田16，997亩。截至1945年8月的统计，小渠灌溉面积，已超过3个大渠(曲阳的荣臻渠，行唐、灵寿的行灵渠等)的好几倍，并大大减少民主政府的贷款。因此，《解放日报》1945年8月4日在报道上述北岳区开小渠运动的经验及其取得的成绩时说：“这是北岳区农业建设上最成功的一件大事。”
以英勇顽强著称的冀中区军民，在对敌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的同时，在生产运动中，在水利建设上，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历年的受益田亩虽无统计，但据《新华日报》1944年1月20日的记载说，“总数当超过北岳区数倍。”
晋绥边区，随着“大生产真正成为群众运动”，水利建设事业更是蓬勃发展。“在入春以来，各县大川都充满了开渠声，吊杆打井也大量增加”(12)。山东解放区1944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发展水利事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据胶东区的统计，这一年兴修的水利如下(13)：
(一)打井：北海区打井3，315眼(浇地亩数材料不全)。东海区打井5，667眼，浇地607，623亩。西海区南招打井3，304眼(浇地亩数材料不详)。
(二)引河水灌溉：东海区引河水灌田30，987亩。
(三)筑堤：东海区114里又640丈，疏河5，975里又1，196丈；北海区共疏河89里，筑堤8，229丈。
特别是打井浇地，收效更快更大，因而群众的积极性更高。如胶东区掖县，据1944年上半年统计，打井4～5千眼，浇地达5万亩。这年的麦子大都浇两水到五水，包谷浇三、四水，其他高粱、豆子浇两水以上。“每逢春秋两季，满地都是辘轳和井棚，人们日夜抢着浇水，不让一把辘轳和一眼井闲着……收获量大大增加。”(14)
华中解放区，在经济建设上，“特别对于水利建设成绩卓著。”(15)下列1944年春至10月苏北区、鄂豫皖区水利建设部分统计材料，便是这有力的例证之一(见表二十一)：
这里，更值得我们特别提出的是苏北盐阜区在1943年冬1944年春两季开浚的名闻解放区内外的永丰河、沃减河、潭洋河、傅河、新河、汛饱河、鲁滨河等八条河流。《新华日报》1944年7月28日曾刊登了一篇详细的报道；并说，连许多士绅，在这事实面前，“也都异口同声地说：开浚河道是很困难的事情，以前在太平年代都没有做到，现在，在敌后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完成这样艰巨的水利工程，真是天下一件奇事!”
在鄂豫皖解放区，根据该区水利建设主要是“灌溉与防洪”这一特点，民主政府大力发动群众开展了圩、圹、埂、沟、闸等五种农田水利建设。从上表看，仅安陆、应山等八县在一年中兴修的圩、圹、埂、沟、闸等水利受益面积就达140余万亩，这就保证了该区大片农田水利的灌溉。据有关材料说明，全区耕地500万亩，1944年水利灌溉数字是二百八十万亩，占耕地面积56％。这也就是说，由于该区农田水利建设成效巨大，“今后即遇大旱，亦可保证一半以上的收成。”(16)
敌后解放区军民战天斗地，兴修水利的斗争精神及其取得的辉煌成就，受到了党中央的极大关注和热烈称赞。1944年10月3日《解放日报》《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的社论说：
“中国农民于自然界最感受威胁的，就是水灾旱灾。1921年以前，全国平均每年水旱灾歉收之面积为1亿6千余万亩。抗战前，1934至37年，每年增至2亿7千余万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五分之一(中央农业研究所的官方统计)。这个简单的数字，就足以说明我国广大农民群众是怎样迫切地需要建设水利来克服水旱两灾的威胁。现在，我们要向全国报道一件大喜事，就是水利事业在烽火连天的华北华中解放区内，已获得了空前的成绩。
“根据本报近数月电讯的初步统计，今春以来华北华中解放区已完成之水利建设，最低估计在二百万亩以上(17)。……其中巨大工程有保障皖中江北七县人民生命财产之黄丝滩新堤，长十三里，费工百余万；蚌埠、临淮关间大堤，长三十七里，为淮河流域最大工程；淮北淮宝县完成人字头河与大汕河合流处宽达140丈的最险要的人字头工程，费工三十余万；湖北汉川湖区兴筑六十一里垸堤，费工十二万；淮南路东高邮湖边筑圩堤117里，费工三十余万；太行清漳河两岸之三道大渠，全长67里，费工十一万。”
这里，一个引起人们注意的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在那么频繁、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在那么困难、落后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如何尚能进行这样规模巨大、工程险要的水利建设并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绩呢?
显然，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离开了当时解放区优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离开了具有高度革命斗争精神和有着极大的生产建设积极性的解放区人民群众，将是无法解答的。
大家知道，当时的中国，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在这社会制度下，广大农民群众，没吃没穿，在自然灾害面前，也必然只能是奴隶，任其摆布。什么“洪水横流，尸飘四野”，什么“赤地千里，饿殍载道”，……这一桩桩记载中浸透了人们多少辛酸血泪!
且看1935年山东一次大水灾后农村悲惨景象吧：
“……灾民五百余万人。死于水者，随波逐浪，漂流莫顾，其死于饥饿及疫病者，亦均陈尸原野，暴露谁收也?灾民之幸得苟全性命者，逐高处以为家，日数迁而无定，糊口无食，蔽体无衣，居处无存，转庐无车……瞻念前途，不知死所。”(18)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农民群众，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连自己的“死所”都尚且“不知”，怎能兴修水利，抗灾防患，发展生产呢?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广大劳动人民，当了家，作了主，“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19)他们热爱新社会。有着改造旧河山，建设新农村的强烈愿望和无穷力量。只要我们党和民主政府善于把他们组织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他们的智慧才干发挥出来，就能战胜各种困难，创造出人间奇迹。
①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18页。
② 《山东水利建设概况》，《解放日报》1945年8月4日。
③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第285页。
④ 《解放日报》1943年4月4日。
⑤ 见《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463页。
⑥ 参阅《新华日报》1943年4月16日。
⑦ 修成水利后，水地地权实行地主与农民按三七分地、四六分地或对半分地的“地权再分配”。
⑧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42页。
⑨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⑩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5页。
(11) 《解放日报》1944年3月9日。
(12) 《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出版，第15页。
(13) 《胶东农业生产的发展》，《解放日报》1945年2月18日。
(14) 《山东水利建设概况》，《解放日报》1945年8月4日。
(15)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5页。
(16) 《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日社论：《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
(17) 原材料说明：各解放区报道水利多系举其荦荦大者，有的且缺受益田亩统计，故实际数字当远不止此。
(18)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二十五册。关于抗战前国民党统治区的灾荒问题，请参阅拙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灾荒问题》(刊于《厦门大学学报》1964年第一期)。
(19)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49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张水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