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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战天斗地 向大自然进军：第三节
张水良
第三节 抗灾保收 人定胜天
解放区军民，在抗战八年中，战天斗地，向大自然进军的另一条重要战线，是抗灾保收。
在日本侵略者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三光政策”下，自然灾害接踵而来，华北地区尤剧。如晋冀鲁豫边区，当时有人曾这样说过：“根据地建立以来，几乎有一半时间在严重灾荒中，有水旱蝗雹疫五种，最严重的是1939年的大水灾，1942年1943年的旱灾与1944年的蝗灾。”①
在这“洪水猛兽”、“骄阳炎日”和“天飞神虫”(蝗虫)等自然灾害面前，解放区军民也如同对待社会上的敌害一样，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并取得了辉煌成绩。抗战前曾在冀南流传一首浸透人们辛酸血泪的民谣②：
“大水浪滔天，
十年倒有九年淹，
卖掉妮子好上捐。
饿死黄牛打死狗，
背着包袱走天边。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只知压榨民众，鱼肉人民，不理民事，不兴河工，“河床常高出两岸，干流少而狭，支流多而宽”，造成了冀南一带“十年倒有九年淹”，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灾重难。1939年晋冀鲁豫发生的大水，却是“百年来未见的灾难。”③但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八路军、机关干部和人民同舟共命，一起战胜了洪水，渡过了难关，而且免除后患。请看《解放日报》1944年8月17日《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对此的一段记述：
“筹粮救济，募集公债，以工代赈，沿河救灾。千百万的群众在水利委员会领导之下，在各个河流上出现了他们的行列。大地在他们的手下呻吟。敌人向滏阳河两岸‘扫荡’，大炮对准河岸密集射击，或者突然以大军包围挖河群众，汉奸在河工中造谣威胁破坏。但人民还是坚持下去了，甚至据点里的者百姓，也参加了这个运动。这年堵口、修堤、挖河、开沟洫总计约14万丈，费工240万。可使鸡泽、永年、任县、巨鹿、隆平(隆尧、平乡各一部分)宁南、新河、冀县、衡水、武邑、阜城、故城、景县、清河、曲周等17县不再经常被淹没在大海之中；并且可保住3万亩水田。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冀南历史上所未有的。”
在晋察冀边区，1939年的大水灾，人民在敌人疯狂“扫荡”之后，又来了一场“数十年来边区未有的大灾”。在党和民主政府的“战胜天灾，恢复耕地、恢复农业生产”的紧急战斗号召下，全体党政军民“用一切方法奋起救灾”。部队整团出动、机关全力以赴帮助农民抗灾生产。民主政府于1940年春贷款三百万元，赈济一百余万元，种子借贷4，767石(北岳20县)。人民军队和机关干部又自行节约，每日从自己定量粮食中，每人抽出二两小米，进行救济。供销合作社帮助灾民解决肥料、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困难。据北岳区部分县的统计，这一年春耕期间，单耕畜和农具就补充了如下的数量(见表二十二)④：
在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顽强斗争下，严重的灾荒，终于被克服了。据北岳区不完全的统计，水灾前21县原有滩地170，427亩，冲毁了147，626亩，修复了139，495亩。单部队就修滩110，000亩，春耕181，278亩，开渠150道(可浇地10万亩)，掘井160眼。⑤
于是，生产恢复了。阜平县的农民，“一看到沙河沿岸的麦秀稻秧，便念念不忘地说道：‘多亏教导团，不然三十年也修不起来。’”⑥
在冀中区，大水灾中，敌寇又趁机决堤185处，因而这里的“救灾中心就是治水”。在抗灾斗争中，据统计，1940年全区军民总共修筑了如下数项的水利工程，即修险工59处，筑堤33条，(长528里)，堵决口197处，浚河9道(长165里)。⑦而且，修筑的这些水利工程，“都是民国以来少有的大水利工程”。因此冀中区人民，不但克服了1939年的大水灾害，并且“得到1940年的丰收”。⑧
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1944年的打蝗运动，“是一个极其伟大的群众运动，它打破了从来的历史记载，并且在科学上也有很大贡献”⑨。据截至七月底统计，全区蝗虫吃坏麦苗192，878亩，吃光101，441亩，吃光秋苗19，061亩，吃坏的麦苗减收30％。在这特大的虫害面前，“党政军民全体动手”，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打蝗运动。八路军更是全体出动，“从分区司令员以下参加者达9万人”，和人民一起，日夜奋战，给所谓“神虫”以全面、彻底的“清剿”。如驻在林北(豫北林县)的一团八路军，全部参加了捕蝗运动，“他们成为全县八万多人的讨蝗大队的劲旅。战士每天四点钟起床，天亮前赶到蝗区，天黑才回来，他们还组织夜袭组，由参谋长和总支书记亲自率领对蝗虫实行围攻和分区清剿。不分村界区界，不分白天晚上，蝗虫在那里发现，就在那里消灭它!”⑩在人民军队的积极带动和大力帮助下，太行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剿蝗运动”。参加打蝗的人数，“达到百余万，费工千万个，从挖卵十万斤到创造打蝗千八百万斤的空前记录。”由于大规模开展打蝗运动，从全区来说，蝗蝻成灾的地区是局部的，“绝大部分的庄稼是保护住了，我们的打蝗运动取得伟大的胜利。”(11)
在晋察冀边区，打蝗运动，同样是收到了巨大的效果。1944年春刚发现蝗蝻的时候，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边区生产委员会就紧急号召灭蝗，并提出：“人不消灭蝗虫，蝗虫就要吃人!”“放纵蝗虫就等于放纵敌人!”的口号。于是，广大群众象对敌作战一样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开到蝗灾最严重的“前线”去。北岳区阜平等14个县585，879人参加打蝗，各县党政军民领导干部亲自下手，部队机关停止工作，男女老少齐出动，组成一支庞大的打蝗队伍。不管谁家庄稼，蝗虫发生在那里，就把它消灭在那里，决不让其蔓延危害。这次打蝗运动，是解放区抗灾保收的一次大会战，大创举，大胜利，也是解放区农业生产的一次大会战，大创举，大胜利。正如《解放日报》给予所评价的：“对全国说是件空前的盛举，是生产方面一件破天荒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12)
灾区群众，刚战胜了空前普遍空前严重的大蝗灾，渡过了难关，松了点口气，1945年又相继而来了水、旱、虫灾。在晋察冀边区，据材料记载：“这一年是边区水、旱、虫灾极为严重的一年。”到七月，各地才落透雨，旱情可想而知。“好多地区播种三四次，小麦早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夏秋又遭数十年没有的大雹灾，受灾40多县，雹块大的有重二三十斤的，毁禾苗150万亩；秋天，反攻进军时候，忽然阴雨连绵，四十多县受灾，冲地56万亩，冀东被冲房屋6，000间；同时，蝗灾又发生于冀西冀中22县，损害田地12万亩；冀东因水、雹、蝗灾和地震，使100方亩土地失收，灾民50万；阜平全县10万人口，灾民就达25，000。”(13)
在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并没有吓倒英勇顽强的晋察冀边区人民，他们在党和民主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在八路军和机关干部的大力帮助下，同各种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945年春，旱象刚露，该区总结过去抗灾保收的经验，立即开展党政军民一体防旱备荒工作，除一般办法外，民主政府并发动农民对庄稼用了以下办法防旱：“开展水利，那怕山涧点滴泉水也使用起来；担水点种浇苗，离水远的用牲口，大车弄水，反正三不闲——劳动力不闲，井不闲，家具不闲，一定要种上；干打雷、干耕干种，宁愿种子烂在地里，不摆在家里，种上了只要一下雨出苗就快；多锄，锄勾上带三分雨；温水或酒浸种籽，这样种子耐旱；集中一片地育苗，然后移植……”(14)群众之间开展了热烈的“和天灾作斗争”的竞赛；并广泛组织起来，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挑水的挑水，刨坑的刨坑，点种的点种，浇苗的浇苗，“浇一遍锄一遍，保证不荒一亩地。”
还值得提出的是，在大旱的季节里，在特用作物的种植上，“也获有显著成绩”，如植棉，据统计，共有1，787，615亩，超过原计划将近40万亩(原计划1，400，000亩)，花生、甘薯、麻类等作物面积，均增加不少，“这不但增加了工业原料，而且收获量每亩比种谷多一倍以上，大大增加了人民的收入。”(15)
解放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的抗灾生产斗争及其取得的巨大成绩，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热烈赞扬和高度评价。
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曾这样说到：“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16)
①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7日。疫灾是由于日寇野蛮烧杀和散播毒菌所带来的。
② 见《解放日报》1944年8月17日。
③ 原因是日寇挖决运河、潴龙河、滏阳河，加以淫雨迎绵，于是洪水泛滥。有的地方平地水深一丈四尺，田苗被淹没了，房屋被冲倒了，受灾人民300万(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8月17日)。
④ 见《新华日报》1944年1月20日。
⑤ 见《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33～34页。
⑥⑦ 见《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33、34。
⑧ 见《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33、34页。
⑨ 见《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473页。
⑩ 《解放日报》1944年7月31日。
(11) 参阅《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480页。
(12) 《太行剿蝗经验》，《解放日报》1944年6月20日。
(13) 见《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355页。
(14) 同上书，第364页。
(15) 参阅《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349—350页。
(16)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42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张水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