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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生气勃勃 争取抗战全面胜利：第一节
张水良
第一节 农林丰茂 牧副兴旺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在论述“中同共产党的政策”时，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
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的实践证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由于各地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坚决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上述各项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解放区的农业经济，经过军民大生产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让我们先来看看陕甘宁边区历年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的情况。(见表三十四)：
从表中看，在抗战8年中，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是逐年扩大的。粮食产量，除1945年因天旱严重，有些地方歉收受到影响外，同样是逐年增加的。据林伯渠同志1944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1943年粮食“总产量184万石，除去总消费量162万石，可余粮22万石。”②陕甘宁边区所在地，原来是一个气候寒冷，雨量稀少，灾情时至，童山濯濯，贫瘠荒凉的黄土高原，粮食产量极低，而在短短的几年间，且又处在敌、伪、顽重重包围封锁的情况下，全边区军民的粮食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并且有余粮出口，确是件极不简单的事!这是党的农业政策的威力，也是边区军民创造力的表现。在党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7千万至1万万市担的粮食，但是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致使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缺乏粮食，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解放区的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是象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③
在敌后解放区，虽然环境条件那样恶劣，但在全体军民同心同德，顽强斗争，辛勤劳作下，农业生产依然不断发展。据晋绥、北岳、山东(胶东)、太行、太岳、皖中六个地区的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就增加耕地和增产粮食如下数量(见表三十五)④：
若按上表的增加耕地面积1，943，860亩(未包括机关、部队开荒数)计算，估计6个区域仅在一年内，就可增产粮食200万石左右。
这里还应当指出的，凡是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得较彻底或是劳动互助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地区，那里的农业生产就越好，粮食增产就越多。据陕甘宁边区延安县吴家枣园、念庄，安塞县马家沟，华池县城壕村四个村的调查，1943年“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后，比1942年未实行劳动互助时，粮食产量最高的增产107.3％，最低的增产60％，一般的都在80％以上。
棉花产量也有显著的增加。这除了各解放区正确贯彻执行上述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政策外，民主政府还特地颁布了各项植棉政策，以资鼓励。如陕甘宁边区规定：棉地3年不交公粮，尔后并可用棉花代交公粮；要经常给棉农以技术指导；帮助棉农准备棉地、肥料及推广种棉经验；耕牛农具有困难的棉农，应给予贷款；制造轧花机及棉花机零件，供给棉衣，并帮助棉农修理旧机；奖励优秀棉农；介绍种植、轧花等优良经验；棉农中有种棉利益不及种粮利益的，由政府赔偿等。在农产品价格上，亦规定要有利于棉农，如按1944年春市价来算，一垧棉地可得纯利(除去生产中的消耗)33，300元，而种粮则一垧地纯利不过6，000元，“这是对发展种棉一个很大鼓励。”⑤在敌后解放区，晋绥边区民主政府规定奖励植棉办法是：试种棉免征公粮，如试种失败，政府还补偿损失；对于久种棉区，征公粮时减半计收入；新种棉者，政府给购买种籽，不会种的政府派下去种棉指导员帮助；生产资料有困难的，发放棉贷；担水种棉的顶抗战勤务等⑥。这样一来，就大大地刺激了农民的植棉积极性。植棉的农户日渐增多了，连向来未种过棉花的地区，也开辟了新的植棉区。如陕甘宁边区延安和延川的许多地方，以前是不种棉的，现在都种植起来了。
延长20个村庄，在1943年大生产运动全面开展时，几乎是村村里里、家家户户种了棉花。边区的植棉面积不断扩大(且看表三十六)。
棉花产量也大大增加。据边区民主政府1943年工作总结中说，这一年可收净花170万斤至200万斤，已足供边区需要的一半以上。1944年，据统计，全边区收净花边300万斤。⑦这样，1944年便已做到完全自给了，1945年，更是绰绰有余了。
敌后解放区，在民主政府的积极鼓励和大力扶植下，种棉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晋察冀边区，1945年，在民主政府“巩固现有成绩，更加深入开展”植棉的号召下，又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仅据冀西3个专区不完全统计，共计植棉1，787，615亩，超过原计划将近400，000亩⑧。晋绥边区晋西北，缘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期间，由于遭受了敌人的大破坏，棉花总产量只有战前的3％；此后，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人民群众劳动热忱的高涨，植棉事业便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在向来未种过棉花的地方，如河曲、神府、保德等县，也开辟了新产棉区。从1941至1944的4年间，该区共计植棉339，000亩，其中1941年32，OOO亩，1942年56，000亩，1943年71，000亩，1944年180，000亩。⑨在棉花产量方面，如以1944年来说，原计划可产200万至250万斤，因天时歉收，只产130万斤，但从总产量来看，比往年却是大大增加了。
植棉不仅收花得利，而且还有一宗很大的副业收入：棉籽、棉油、棉壳、棉仁和油饼。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经验，1斤棉花可得棉籽2斤，每百斤棉籽能榨油十一斤半至十二斤，四十斤棉饼肥能顶一斗五升料，四十斤棉籽壳相当于四十斤柴火。可见，植棉的益处的确是很多的，它不但解决了军民的穿着和食油等问题，而且还可使农民得到一笔很大的经济收入，这样，既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又扩大了再生产，促进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植树造林，“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⑩因此，在当时，造林运动“成为边区农业生产运动之一”。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发展林业非常重视。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招待合作社主任时，曾指出合作社应将植树作为合作社十大业之一。”(11)同年3月30日及7月28日《解放日报》特发表了《积极提倡植树造林》和《军民一齐动员造林护林》社论。这两篇社论分别指出：“植树造林已经成了进一步建设边区的迫切需要。在农业方面：有了树林，可以增加雨量，防止干旱；保持土壤，防止沙漠南移；调剂气候，防止骤冷骤热，风雪为灾；避免水患，防止洪水泛滥。在工业方面：建筑需要木材，军需器材更非林木不可，至于日用方面，则木材是每家不可少的：木炭每斤要十多斤木材才能烧成，而木炭的需要量在这里是非常之大的；水果、干果、漆、桑叶等，对于人们也极其重要。”再则，“植树还可以增加饲料和副业的收入。”正因为森林有这样大的重要性，社论号召边区军民：“今后应当把提倡植树造林，作为生产运动中重要任务之一，并在全边区进行起来。”
各解放区民主政府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关于植树造林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都先后制定了植树造林的措施。
陕甘宁边区，水灾旱灾频繁，植树造林显得更为重要。自1938年以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民主政府就注意了植树造林问题，曾颁布了《植树造林条例》和《保护森林条例》，成立林务局，组织技术队伍，并在若干县里设苗圃，帮助农民培养树苗，收集树籽树栽，低价卖给农民，推广各种树木的栽培、防虫、防冻等办法。此外，还发动全区军民，每年举行植树运动，其成绩相当之大，如1937年只植树30，000株，1938年增至482，852株，1939年更达1，392，116株。可惜，其后数年，未有总的数目统计，但根据1943年个别地区植树的情况报告，亦可略见边区造林的发展，如延安附近西川瓜园区在这年生产总结，植树有柳、椿、青、桑、枣、榆、桃、杏、果、梨等(12)各种树共计6，485株，而且果树占了近三分之一。这里，特别值得赞扬的是在各项生产“工作蓬勃发展”的靖边县，在植树造林运动中，又走在边区各县的前列，如1944年植树总数为307，000株，比1943年植树总数220，000株多了87，000株，全县5万人口，平均每人植树6株。其中，以镇靖区的成绩为最好，如1943年发动植树运动，原计划植树21，300株，实际植了37，011株，并且绝大多数成活了。1944年的植树成绩更大。“该区的植树运动，可说是全边区的模范。”根据有关部门于1944年对该县实地调查，每一农户一年有360株树，或1，080窝沙柳，就可供给全部燃料。全县已有树估计200万株左右，准备在3年内，达到360万株，烧柴和羊的饲草问题大致可以解决。该县植树造林主要经验是：(一)要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宣传造林护林的好处，他们的口号有：“栽活一棵树，多养一只羊”；“地要肥，多栽树”等等。(二)要发动群众的植树积极性，必须保证群众的植树利益。他们的办法有：“在公地上谁栽了树，就归谁有。在私人土地上，则实行种树者和地主按股分树的办法。对于植树有成绩者，则给予奖励。”(13)1944年7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军民一齐动员造林护林》社论中，推广靖边县植树的好经验，号召“要学习靖边的方法”，造成一个广大群众的植树造林运动。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如晋察冀边区，植树造林“更在飞跃的增加，并在敌军的‘扫荡’中植成和发展。”(14)早在1939年春，该区民主政府就提倡植树造林、开展“一人一树”运动。
据冀西、冀中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间，造林4，510万株。“均超过一人一树”。据1940年的统计，北岳区平山等六个县共有人口975，000人，共植树465万多株，平均每人四、五株。冀中区新乐县，则达到一人植树十株以上。北岳区阜平县植造的各类树林即有果木林900亩，防水林1，300亩，木材林1，125亩。(15)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不完全发展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在当时的解放区，在敌人分割封锁、破坏摧残和农业技术十分落后的环境条件下，发展畜牧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此极为重视。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深刻论述了发展畜牧业与农业、运输业、轻工业和人民经济生活的密切关系，把发展畜牧业列为当时经济与财政的各项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同志说“畜牧、运盐、纺织是边区农民的三宗主要副业。而牛马驴的繁殖，对农业和运盐业有决定的作用，这是大家知道的。羊的繁殖，对被服有很大关系；去年一年边区农民收入羊毛线100余万斤，加上羊的出口，估计约值2，000余万元，就是明证。”(16)
解放区民主政府，在领导农民发展农业、林业生产的同时，积极鼓励，大力扶助农民发展畜牧业，并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颁布了各项“保护牲畜和增殖牲畜”的条例，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如下办法：大力开展牲畜的防疫工作；广泛推行牧草种植；严格禁杀母畜，并禁止母畜出口(牛则一律禁杀，老中可杀者须经检验)；积极改良畜种；此外，还帮助农民组织“牲畜保险合作社”。晋绥边区奖励饲养牲畜办法是：禁杀母畜耕牛，乳畜一个月不支差，配种公畜不计收入。牛、驴、猪、羊、鸡等牲畜家禽一概不计收入，不征公粮。新生牛、驴、骡、马一头，民主政府发奖金10元，自外境购入者，发奖金20元。晋察冀边区规定，举凡农民的牛生产一头小牛，民主政府奖励5元(17)。
由于各项奖励办法的实行，提高了农民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解放区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陕甘宁边区延安县1937年只养羊8，000头，1943年春已发展到6万多头，增加了6.7倍；耕牛也比九年前增加了3倍以上(18)。该县著名的南区合作社所在地——南区到1942年年底，存栏牲畜牛、驴、骡、马、羊总数达6，631头，其中牛1469头，驴635头，马60匹，骡22匹，羊4445只。(19)这些牲畜，若按当时全区1，544户计算，则平均每户近一头半牛驴马骡，近三只羊。
在靖边县，牲畜的发展更是相当之快。1943年的牲畜数，若以全县的8，200户计算，则平均每户有：羊16.2只，牛1.3头，马0.1匹，驴1.2头。至于猪，全县在1943年的存栏数，则有母猪1，359头，肉猪3，059头。(20)
由此可见，靖边县在六年中，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开展后，无论是猪、羊、牛、马、驴等牲畜，都有了大量地增加。民主政府积极提倡的“五母之家”(母马、母驴、母牛、母猪、母羊)有的农户已经实现了。而在安塞县，劳动英雄张万库，在抗战前是一个雇农，到1943年，他的牲畜则“有耕牛11条，毛驴4头，羊230只，猪3头”(21)。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被称之“牲畜发展为全边区之冠”的陇东分区，该分区山脉绵互，水草充足，适于牲畜繁殖。据1943年统计：牛为77，088头，驴为59，380头，羊为687，274只，“占各分区的首位。”(22)
在抗战八年中，边区畜牧业是在迅速而又全面地发展着。即使在1941年——1943年的三年中遭受了瘟疫和春寒的严重损失，但在人民群众、技术人员和各级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牲畜总数字均分别比其上年仍有增加，(详见表三十七)：
在敌后解放区，虽然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和疯狂抢劫，牲畜损失很多(23)，但在民主政府的大力扶助和农民群众的积极饲养下，畜牧业不但迅速恢复并且有所发展，据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的统计，1944年上半年，各分区的牲畜都有增加，如一分区增加牛、驴、骡、马等牲口计2，272头，猪992头，羊9，754只；二分区的顺县和辽县，增加牛、驴、骡、马等牲口361头。这在往年是没有的，它表现了“群众生产情绪的高涨。”(24)涌现了许多饲养牲畜的劳动模范，如《太行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宣言》(1944年12月7日)中所说的。“多养牲口，发展牲畜：咱们太行区连年战争，畜力损失很多，今后要多养牛，养驴养骡，这就要学习平东徐山玉村，去年只有50多头牲口，500只羊，今年牲口增加了70多头，羊增加1，200只。方法是好好照养驴驹牛犊，并到敌占区去买。全区还要学习黎北郭全泰养羊的办法，防止畜瘟。”(25)
晋察冀边区，在民主政府关于“大量养牛”，“一人一鸡，一户一猪”的号召下，牲畜家禽都有了发展，特别是饲养鸡鸭等家禽，更是形成一种群众性的生产运动，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如据康克清同志在她的《毛主席率领我们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回忆说，早在1939年，北岳区平山一带的妇女，热烈响应民主政府的“多养猪”，“每人养鸡一只”的号召，“单就鸡蛋一项，运往平津而征收的出口税，边区政府就收入50余万元(当时可买细布5万匹，或盐500万斤)，给边区的抗战和建设以有力的支援。”(26)据统计，从1941至1943的三年间，平山等县，新增加的牲畜家禽有牛2，408头，驴1，691头，马293匹，羊20，170只，猪29，837头，鸡75，136只。(27)
晋绥边区的畜牧业，随着农业的发展，也兴旺起来。行署建设处根据一部分报告的统计材料，总结晋西北区1942年春耕工作在养牲畜方面的具体收获，有下列几项数字：15个县增加牛6，946头，超过原计划2，226头。11县增加驴1，950头。15个县增加猪17，417口，超过原计划2，410口。14个县增加羊67，749只，超过原计划3，749只。15个县增加鸡111，937只(28)。特别是“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较好的村庄，牲畜的增加更多更快。如全村都参加互助变工的兴县模范村——温家寨，1943年较1942年，就增加了牛8头，羊30只，猪8头。(29)一个小小的温家寨，在短短的一年间，牛、羊、猪竟增加了46头，仅此情况，即可看出生产运动的威力。
农村副业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各地区自然条件情况不同，副业生产也有所不同，如在陕甘宁边区，畜牧、运盐、纺织是农民的三宗主要副业。在其他解放区或各解放区内各地的副业生产，则有它们自己的特点。如据1944年8月8日《解放日报》说，陕甘宁边区淳耀县总计全县采集的山货和可发展的农村副业达32种之多。仅这一年上半年，全县共采干茶4，955斤，收买价格每斤以边币190元计，群众收入即增加941，500余元。陕甘宁边区一种有一定代表性的副业生产，即群众中的蚕桑生产很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绥德分区的清涧、吴堡、绥德、葭县、绥西、米脂等县；延属分区的安定、延川、延长、固临等县，很多农民种桑养蚕，是一项相当大的副业收益。如安定一县1942年养蚕的就有3，585户，得茧23，662斤，值洋600，000元。发展蚕桑生产有一百二三十年的历史，但在抗战前“就一落千丈”的吴堡县，在抗日战争后，特别是在大生产运动期间，也和其他各县一样，又“开始回复向上”。
绥德分区6个县(绥德、清涧、吴堡、米脂、绥西、葭县)，无论养蚕户、养蚕量、出茧量和桑树，1943年都比1942年大量增加。养蚕户增加最高的葭县为74％，最低的绥德县为14％；养蚕量增加最高的葭县为129％，最低的绥德县为5％；出茧量增加最高的葭县为133％，最低的绥德为13％；桑树增加最高的清涧县为6，207株，最低的绥西为1，327株。1944年，这几个县的蚕桑生产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更可喜的是试养夏蚕秋蚕成功。绥德、清涧两县，6月间蚕茧上市，需要当地公私投资将达300万元，方能将全部蚕茧收购。其他分区各县，如安定、延川、延长、固临、子长等，蚕桑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子长县1943年春蚕收茧5万斤，比1942年增加一倍半，为人民增加收入千万元(30)。
由于蚕桑生产的迅速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对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工农业生产，都起到不小的作用。
从上所述的大量事实，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抗战八年中，由于党的各项农业政策在各解放区的正确贯彻执行，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充分发挥了各级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因而，农、林、牧、副业等，都获得了迅速而又全面地恢复发展，形成了“村村无闲人，户户有事做”；“遍地是庄稼，到处是牛羊”的繁荣景象。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80页。
② 《解放日报》1944年2月8日。
③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49页。
④ 见《敌后解放区的农业生产》，《解放日报》1945年1月18日。
⑤ 参阅黄醒：《边区纺织业》，《群众》第九卷第十六、十七期，1944年9月15日出版，第729页。
⑥ 参阅《解放日报》1943年1月12日；《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357页。
⑦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2月8日、12月27日。
⑧ 参阅《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349页。
⑨ 见张操：《挺立在敌人后方的晋西北》，《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出版，第16页；《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8日。
⑩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17页。
(11) 1944年7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军民一齐动员造林护林》。
(12) 见黎华《雄飞突进的陕甘宁边区》，《群众》第九卷第十期1944年5月30日出版，第407～408页。
(13)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3月30日，7月16日、7月28日。
(14) 王家祥：《晋察冀区的财政经济》，《群众》第九卷第三、四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36页。
(15) 见王家祥：《晋察冀区的财政经济》，《群众》第九卷第三、四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36页。
(16)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45页。
(17) 参阅《解放日报》1943年4月4日、1944年2月8日；《群众》第九卷第三、四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36页。
(18) 参阅《新华日报》1943年3月20日。
(19) 见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75页。
(20) 参阅《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日。《解放日报》1944年7月24日。
(21) 参阅《群众》第九卷第十期，1944年5月30日出版，第407页。
(22) 参阅《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2日。
(23) 如1940年冬敌寇“扫荡”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时，仅沁县一县的牲口被抢走七千头。
(24) 参阅《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460，461页。
(25) 见《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四册，第69页。
(26) 见《人民日报》1977年9月22日。
(27) 见《群众》第九卷第三、四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36页。
(28) 参阅《解放日报》1943年4月4日。
(29) 见《解放日报》1944年3月29日。
(30) 参阅《解放日报》1943年7月15日、1943年12月22日、1944年4月4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张水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